老蒋借抗战吞并地方军阀，因何对桂系力不从心？三点优势堪比湘勇

提到民国历史，“军阀”总是一个绕不开的热点话题，从最初统一的北洋军阀到陆续分散割据的地方军阀，彼此割据混战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常态。毫不夸张的讲，一部军阀史撑起了半部民国史。

影视作品中的北洋军阀

而说到地方军阀的消亡，又无法回避老蒋在抗战前后的一系列操纵手段，借抗战之名行掌控军阀之实，已成为老蒋在这一时期不加掩饰的鲜明特点。

只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国内的大小地方军阀势力全部被老蒋吞并和收编，唯独桂系依旧保持相对独立性，甚至在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年春成功逆风翻盘，不仅从老蒋手中抢过民国“副总统”宝座，还在半年后借此逼蒋上演20多年前辞职下野的“戏份”，不能不令人眼前一亮。

那么，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主导的新桂系为何能在老蒋多措并举的高压“削藩”态势下独善其身呢？

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老蒋对其他地方派系的瓦解和吞并历程。

对老蒋来说，最令他头疼的还是西南和两广地区的实力派军阀。一来相比于北方贫瘠之地的军阀势力，这几个地区无论战略位置还是后勤补给方面都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这对一心想发动内战来实现独裁的老蒋来说势在必行，也志在必得。

地方军阀分布图

二来对比北方张学良、阎锡山等军阀们对老蒋的“识时务”表现，西南和两广的“地头蛇”们态度则强硬得多。除了黔军的王家烈在红军长征期间因对率中央军入境的薛岳放松警惕而“大意失荆州”外，刘湘、龙云以及桂系的“李白”等人都对老蒋嫡系部队入境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决制止态度，一度令老蒋不得其法。

因此，如何在这些地区实现“鸠占鹊巢”的目标，就成了老蒋苦思冥索、辗转反侧的深沉话题。不过，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老蒋也迎来了消除地方军阀势力的契机。

首当其冲的是以刘湘为首的川军。早在红军长征时期，老蒋即接受智囊杨永泰的“削藩”建议，以拥立刘湘为四川大小军阀首领为由将四川各防区重新划分，先是委派“亲蒋”派人物出任各区行署专员，而后又通过“后备干部训练团”和“军官教导团”方式操控了川中军政力量，无形中架空了刘湘这位“四川王”的权力。

及至1938年初，刘湘与宋哲元、韩复榘等人刚刚达成一致“反蒋抗日”主张，计划封闭通道以阻止老蒋及中央军入川之时，突然因病骤逝于汉口，死因至今成谜。缺少了“领军人物”，群龙无首的川军自然也就免不了被老蒋各个击破的命运了。

四川军阀势力分布图

因此，在外统兵征战的川军将领潘文华、李家钰、杨森和唐式遵等人也都纷纷接受老蒋改编并就近划入其嫡系将领统辖的战区部队序列中。此后，老蒋将重点经营方向选在了重庆和成都，伴随着大量国军要员们的涌入，川军也彻底一落千丈了。

收拾完川军，下一个打击对象自然就是实力强劲的“云南王”龙云。抗战爆发后，老蒋先是通过银行入驻和发行法币的形式逐步渗透并控制云南的金融市场，而后借日军切断滇缅公路的战事将中央军关麟征、宋希濂、霍揆彰和杜聿明等部队悉数进驻云南。作为抗战四大后方城市之一的昆明，立时成为被老蒋中央军包围的众矢之的。

龙云纵然有心与老蒋内耗，但一者自己身陷被动，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大削弱，二者滇军征战在外，自己手中也缺少与当面的中央军抗衡实力，最终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昆明倒龙”事件。至此，滇军也成为老蒋手中的棋子，在解放战争初期被派往各个战场参战。

除了川军和滇军外，广东的粤军首领陈济棠早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即被老蒋以拉拢部属余汉谋背刺的方式逼迫下野，继而实现对粤军实现分化瓦解目的，粤军被调出广东作战，余汉谋虽暂时居于广东绥署主任之职，但周围尽是老蒋亲信，最终还是走向没落。

被称为“南天王”的陈济棠

至于同时期的湘、赣、鄂以及北方的西北、晋绥等地方军，要么被老蒋架空后派心腹大员接掌，要么被老蒋牢牢玩弄股掌、毕恭毕敬，唯一独立且令其难以插手的，只剩下盘踞广西和安徽一带的新桂系。

客观的讲，桂系在抗战中的处境并不比其他地方军乐观多少，反而在老蒋的高压和分化手段下，也频频发生“人才外流”的情况。抗战结束后，桂系在老蒋的整编行动中“损失惨重”，总兵力也不过才8万余人，堪称历史低谷。但出乎预料的是，桂系不仅没能沦为老蒋的附庸，反而凭借自身独立性实现逆风翻盘，复刻了20年前逼蒋下野的场景。

究其原因，无外乎桂系自身的三大独特“优势”。首先，桂系的基本盘稳固。相比于西南其他地方军阀拥有一省乃至半省地盘和势力的现状，桂系的基本盘不可谓不稳固。除了雷打不动的大本营广西外，安徽全省和湖北半部都是其势力范围，因此，老蒋一贯的“鸠占鹊巢”策略用在分化瓦解桂系方面，显然有些捉襟见肘。

得益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内外分工、各尽职守，广西和安徽两个基本盘成为桂系日后与老蒋抗衡的重要基础。

影视作品中的李宗仁

李宗仁与白崇禧在国军中的职衔更具优势。尽管老蒋出于忌惮而多次对李、白二人给予有职无权的架空安排，但对方却总能抓住时机见缝插针。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国大”总统竞选前后，李宗仁通过有名无实的“北平行营主任”身份将一大批反蒋政客和军阀，以及北大校长胡适等人争取到自己竞选“副总统”的支持团队中来。

白崇禧则利用职权有限的“国防部长”以介绍军情、反思战事的名义公开抨击老蒋第一心腹陈诚，借东北战场的屡战屡败激起“国大”代表们激愤群情，侧面为李宗仁参选大造舆论声势，最终助李宗仁成功竞选“副总统”之职。

最后一点，也是最核心的一点便是桂系“一文一武”的双话事人制度。新桂系从崛起到消亡的20余年时间里，人员来来往往、顺序更迭，但李宗仁与白崇禧一文一武、一外一内的格局却几乎未曾动摇过。这一点，比之其他地方军阀大权独揽、大搞一言堂式高压管理继而引发私斗成风的陋习而言，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

当然，桂系的成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昔日曾国藩为征讨太平军而创立的湘军是有某种共通之处的，即地方精英集团通过军事手段整合资源以应对外部危机。换句话说，无论是被称之为“湘勇”的湘军，还是八桂子弟组成的新桂系，“乡土本位”至上的核心原则决定了这支队伍现实中的利益共同体。这点一经建立，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很难再被打破。

影视作品中的湘军主帅曾国藩

但话又说回来了，桂系纵然能与老蒋在民国最后的舞台上反复博弈斗争，但其“传统军阀”的本质又注定将被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洪流所湮没……

“大江歌罢掉头，邃密群科济世穷”方是人间沧桑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