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湖熟，天下足”，明清时江南城镇文化是怎样帮助社会发展的？

引言：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后的高光时刻，明清两代集前朝之大成，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展到了成熟完备的阶段。

得益于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江南一带大大小小的城镇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这些城镇不仅是富人修生养息的风水宝地，还积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有一些甚至足以和大中型城市媲美，对明清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从当时江南城镇的空间分布、人口的职业变动，以及经济和文化的辐射三大角度，探析城镇文化如何推动明清江南一带的社会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城镇的空间分布：“江南七府甲天下”

与当代社会如出一辙，明清之际江南城镇的大量涌现，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

提起“江南”，今天的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温暖潮湿的鱼米之乡，联想到那句闻名中外的“苏湖熟，天下足”。

其实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对于江南一词尚没有确定一个明确的地域范围。

一般来说，结合地理、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块的完整性，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一般指今天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

明代著名大学士顾鼎臣认为，以上七府的粮食赋税输出，要比全天下所有其他地方加起来还多，可想而知当时江南一带的农业经济有多么发达。

从地貌角度上看，江南地区遍布山地、水系和运河，水源充沛港汊繁多，四通八达的水道网络将整个江南划分成四大块区域，分别是东南湖积平原、东部沿海平原、西北海积平原以及西南山地丘陵。

辽阔的平原不仅适宜人类居住，更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历经宋元二朝数百年的区域开发，至明代时江南平原的可开发空间已经趋于饱和，不仅人口密度大幅增长，更建立起成熟的集约化农业发展体系。

然而问题接踵而至，受限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滞后，江南一带农业的发展遭遇了瓶颈，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可是土地终归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困境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为了突破发展的压力，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充分发挥劳动力充足的优势，一方面广泛播种能够延长产业链的经济型作物，另一方面大力扶持以手工业为核心的商品经济。

同时加强与其他省份的自由贸易和劳动力输送，客观上推动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清代中期时，江南一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就是棉花棉布和养蚕缫丝两条产业链。

当时江南棉区的棉花种植占所有土地的七成以上，蚕桑区的比例也有近三成，集约化程度之高比起今天也毫不逊色。

此外，还有席草、竹木、山货、瓜果等五花八门的产品，类型繁多千帆竞速，让江南农业经济走上了一条多样化发展的道路。

据《吴兴掌故》记载，明代江南城市共计137座，城镇193座；清代发展为城市221座，城镇327座。

江南一带数苏杭两座城市规模最大，至清朝道光年间，人口均超过50万。

而以江南七府为代表的大镇、巨镇，其人口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清代中期为例，江南七府的平均人口为205万人，平均规模最高时可达一万户，占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近四分之一。

明清时期江南人口的职业变动

从城镇与农村人口职业结构变动的角度出发，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之所以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出现非纯农化趋势，大量本地或外来人员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纷纷涌入城镇工商服务业，努力拓宽收入渠道，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潜移默化之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文提到，爆炸式增长的人口压力一度成为明清时期江南各府道台的心头大患。

为了缓和人口和有限的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江南人民自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日益紧张的土地资源，迫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背井离乡寻找另外的谋生手段。

即便是留守乡土的农业人口，在职业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农忙之余可以把时间用在手工业或者商业上，逐渐成为一群非纯农化的特殊群体。

在苏州一带的广大农村，至今仍流传着一句千年民谚，叫做“逢双为丰，逢单为欠”，以年份的单双来预测该年是否适合耕种。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这种思想当然是封建迷信的朴素经验，并不具备任何理论支撑。

但它却直观反映出广大农民阶层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社会，完全靠耕地种田养家糊口，是非常保守、同时风险又很高的一件事。

此外至明清两代，江南一带的农业发展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人们懂得了充分榨取土地潜力的重要性，重视提高单位面积内的粮食产量，利用引进高产农作物、种植双季稻、改良土壤、消灭虫害等方式，不断增强土地利用率。

与此同时，日益普及的水利工程也为粮食收成加固了一层保障，这些因素客观上都推动了江南农民的“非纯农化”。

追求更好的生存条件是人的本能，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面对日益激烈的职业竞争，江南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结合自身所在的地理环境优势，广泛开展渔业、棉纺、丝织、竹木等副业，利用农闲时到市场上叫卖补贴家用。

至清朝乾隆年间，江南一带的弃农风气已经十分普遍，传统农业正式迈向了集约化和商品化。

嘉定年间，江南各地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大量耕地不再种植粮食，而是大片大片地种植桑木棉果等经济作物。

每到丰收季节，辛勤耕作了一年的农民就会将这些产品带到市场上，换回白花花的银子，再用这些银子买回一家人的口粮。

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形成了粮畜桑鱼之间的正循环关系，既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又很好地保护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古代江南的经济格局迈上了新的台阶。

据历史学家的估算，在明清江南43种远近闻名的特优产品当中，粮食只占了三个席位，而各类果品、蔬菜、畜禽、花木等却高达40种，其中一些直到今天仍然蜚声海外。

如洞庭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阳澄湖大闸蟹，是逢年过节馈赠亲友的必备佳品；还有太湖的莼菜、湖州的湖丝、桐乡的杭白菊等，样样都是行业标杆的存在。

这些历史名产久负盛誉，不仅为江南农民带来了丰收和财富，更是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留给后世的丰硕成果。

江南城镇文化如何推动明清社会的发展？

继南宋之后，明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次城市化的高潮，且这一轮城市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以江南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城镇的出现。

总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的七府之地上，三百多个大小城镇星罗棋布，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成为明清盛世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农业转型和手工业、商业兴起带来的经济飞跃，城镇的文化功能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明清两代，江南一带出现了许多红遍大江南北的文学流派，如浙西词派、虞山诗派等，都是文人阶层争相歌咏的对象，体现了江南城镇的文化辐射功能。

经济面貌的繁荣与文学风气的鼎盛相互融合，成为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在江南萌芽的缩影，反映了那个时代下江南城镇独特的风土人情。

据《鸳鸯湖小志》记载，公元1644年清人入关，终结了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并实施惨无人道的野蛮屠戮政策。

大批心忧天下的文人志士思念故国，扶老携幼移居江南，并从此以笔为刀，通过写诗作词感慨世事多变，抒发心中的亡国之痛。

其中有一位叫做朱彝尊的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创了浙西词派，在江南一带颇具影响力。

朱彝尊出自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明神宗年间的登科状元，官至翰林院大学士、户部尚书，时人尊称其为“状元宰相”。

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朱彝尊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以后同样学富五车，写起文章手到擒来。

康熙十三年，此时的朱彝尊早已为了避祸远走他乡，客居通州幕府。

恰逢岁寒飘雪，朱彝尊心绪低沉，遂挥毫作诗，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一百多首，后人将其整理成诗集《鸳鸯湖棹歌》。

在百首绝句当中，朱彝尊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飘零异乡的惆怅、对大明王朝的追忆、以及对故乡风物的思念。

尤其是“嘉禾八景”一章，诗人对故乡嘉禾最著名的八大风物娓娓道来，“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记述了江淮粮农将粮食运到江南贩卖，忙里偷闲在酒楼小憩的场景，展现出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繁荣盛况。

朱彝尊的诗句，勾起了无数文人的怀乡思国之情，所以在此后的二百余年里，《鸳鸯湖棹歌》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和唱和，逐渐自成一家，号称“浙西诗派”。

而像朱彝尊这样的地方名士，在明清时期可谓比比皆是。

在他们的号召下，广大江南人民唤醒了心底的报国壮志，纷纷组建地方义军，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与残暴的清廷顽强斗争。

与此同时，爱国人士为了妥善保存故国底蕴、传承家族文化，藏书之风在江南悄然盛行。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私人园林中，潜藏着无数价值连城的图书史籍，为后世研究明清历史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

久而久之，江南城镇的文化氛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后的高光，明清之际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也是集前朝之大成的文化高峰。

当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商业转型，当民族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安宁温润的江南水乡凭借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

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参考资料：

《吴兴掌故》

《鸳鸯湖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