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跻身“双万城市”，在欢呼中，我们更该关注什么？

最近，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宣告了合肥的里程碑式突破：2024年，合肥相比上年增加14.9万人，常住人口达1000.2万。

这意味着，合肥不仅成为国内第18个千万人口大市，也成为长三角继上海、苏州、杭州之后的第四座“人口大城”。

随后，合肥官媒在头版报道了此消息，正式宣布合肥成为“全国第16座‘双万城市’”。

所谓“双万城市”，指的是城市GDP破万亿GDP，常住人口数破千万，这是一座城市最为重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衡量指标。

不过，快速增长的人口，对于合肥来说，或许“喜忧参半”。

二十多年前，合肥区域面积俗称“三县一郊”（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和西北部的郊区），市区也只有东市区、西市区和中市区三区。

“家”不大，自然人口也不会多。

那时的合肥总面积不到一百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大约400万，GDP常年在80名开外。

由于发展有限，合肥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戏称为“中国最大的县城”。

这种“三县一郊”的格局一直延续到2001年年底，合肥开始了大范围的区划调整。

整个城市以老城区为核心，向东北、西南三翼拓展，保持“多中心、组团式”布局。市区分为老城区、东区、北区、西南区和新城区，共设1个市级中心和5个市级副中心。

合肥城市大发展的框架就此打下，崛起关键在于对新兴产业的精准布局。

自2008年引入京东方，到投资蔚来汽车，再到扶持长鑫存储、晶合集成等芯片企业，合肥凭借政府资本撬动产业链，打造出“芯屏汽合、急终生智”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涵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终端等领域。

而产业急速发展，使得合肥的“客厅”面积又不够了。

于是，2011年，合肥与芜湖、马鞍山“三分巢湖”，一举获得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和超百万人口增量。

这场行政区划调整不仅拓展了合肥的城市框架，更直接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人口基数，让合肥揽八百里巢湖烟波，正式从“滨湖时代”进入了“环湖时代”。

不仅如此，落户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成为合肥崛起的核心变量。

合肥曾将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投入中科大建设，经过半个世纪，这场“倾城之恋”收到了回报。

中科大反哺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孵化合肥企业上千家，不仅形成“科大硅谷”创新集群，也使得合肥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者达2.8万人，是全国的1.6倍（2023年数据）。

这意味着，在合肥千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近300万，成为合肥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此外，最能拉动人口增长的产业通常具备两大特征：劳动密集型岗位基数大于新兴产业高收入潜力。

合肥的产业发展呈现出“双轮驱动”的格局，也正体现了这两点。

一方面，智能家电和新能源汽车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例如，京东方与蔚来合肥工厂吸纳了近万名技术工人；另一方面，芯片设计、人工智能研发等新兴产业凭借高收入潜力吸引了大量高学历人才，让科大讯飞、国盾量子等企业成为高端人才的重要聚集地。

这种“双轮驱动”模式不仅承接了省内劳动力回流，还吸引了长三角地区的高端人才流入，成为合肥人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024年合肥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4.8%，居万亿城市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近10%，新型显示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可以说，这些高附加值产业很大部分，都是拜年轻技术人才涌入所赐。

合肥人口增长也与自身加入长三角大家庭有关。

2016年，随着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公布，明确了合肥作为与南京、杭州并列的“副中心城市”地位。

昔日被边缘化的合肥，随即凭借“八纵八横”高铁网络跃升为连接长三角与中西部的重要节点，不仅加速了人才流动，更让合肥从“长三角后花园”转变为“科创走廊枢纽”，为产业布局奠定基础。

花了20年时间，这座长三角地区曾经不起眼的省会城市，终于完成了从“江淮小邑”到“科创黑马”的蜕变。

更深入一点来观察，快速增长的“产城人”融合的自然生态，才是合肥这几年人口增长的最底层逻辑。

随着各类合肥押注的新兴产业顺利落地，产业跃迁不仅给合肥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更带来人口爆发式增长。

人随产业走，这是客观经济学规律，合肥的人口晋级之路，正体现了这一点。

可有一点也不能不提，就是合肥的“强省会”战略带来的影响力。

2024年，安徽常住人口为6123万人，较上年仅增长2万人，仅合肥一地就增加了十多万人，这反过来则意味着省内其他地级市大多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人都跑合肥去了。

合肥近年来人口结构和增长的数据，或许更为直观：

2023年合肥硕士以上人才流入量同比增长37%，高出杭州15个百分点；
2024年，合肥机械增长人口（人口净流入）达到13.1万人，占净增常住人口的87.9%
2024年，合肥出生人口达到7.9万人，出生率为7.98%，高于全国、全省1.21和1.81个千分点。

这些令很多城市羡慕的数据，无不显示出合肥对人口的强大吸引力。

可以说，人口数量大幅攀升，人口质量也同步提升，成为了合肥千万人口最大的亮点。

这种“产城人”协同模式，推动合肥从长三角“边缘城市”跃升为科创枢纽，2024年GDP达1.35万亿元，增速6.1%，居万亿城市之首。

不过，站在千万人口的门槛上，王药师对合肥依然有着深深的“焦虑”。

随着城市不断升级转型，合肥面临的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错位的矛盾逐渐显现。

首先是随着大规模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合肥的产业巨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将越来越有限。

比如合肥比亚迪汽车基地，同等产能的传统车企通常需要超过10万人的就业岗位，但比亚迪自动化率超90%的生产线大幅压缩了人力需求，实际提供的用工规模未来只会越来越少。

此外，那些光鲜亮丽的高科技产业，对本地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吸纳能力也极为有限

合肥的高科技产业，如京东方、长鑫存储等龙头企业，虽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本地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吸纳能力相对有限。

这些企业的人均产值较高，据估算可达380万元，是传统制造业的6倍。然而，每亿元产值仅能创造约0.8个岗位，远低于传统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这种高产值、低就业的城市发展特性，使得新兴产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压缩了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因此，如何通过产业生态培育间接带动就业，同时倒逼劳动力技能升级，成为合肥人口增加的同时，不得不重视的新课题。

更令人忧虑的是，合肥持续进行的传统制造业“腾笼换鸟”，又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

2024年，合肥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创下近3年同期新高。

可同期的数据也显示，合肥制造业就业增速却降至五年最低。

合肥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合肥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为158.8万人；2019年达到峰值172.6万人；2020年随即降至159.8万人；而2023年，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仅比2022年增加1.1万人。

这种“长板突出、短板刺眼”的现状，其实也是合肥等产业城市转型期共同面临的深层矛盾。

结构性矛盾在劳动力市场上体现得更为显著。

2024年，一则“看过凌晨4点的合肥劳务市场，我决定年底不辞职了”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内容讲述的是，每天凌晨4点，当城市还沉浸在宁静的夜色中，合肥周谷堆劳务市场已经热闹非凡。

数百名合肥本地和外地的中年务工人员聚集在此等待开工，他们所求的也多是泥工、力工、保姆等低端工种。

视频中的求职者，平均年龄55岁左右，大多负担经济压力，要养活一家人。

这个视频记录了农民工群体艰难的生存状态，也映射出合肥大量新增人口带来的岗位竞争激烈现状。

说白了，合肥虽然千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已经不少，但还有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居民。

2024年，合肥新增了21.43万个就业岗位，但超过一大半都是靠社区服务、物流配送这些文化要求不高的岗位，薪资也只有三千多元，工资涨幅赶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

与此同时，像集成电路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明政府大力支持，企业也急需人，可因为技能不匹配，招人特别难，有些岗位投简历的人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需求。

结果就是，合肥许多中年人只能去跑外卖、开网约车这种灵活就业的活，收入不稳定，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客观来说，合肥政府主导的产业豪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就业结构的优化依然需要漫长时间沉淀与多方社会协作才能解决。

而时间对合肥来说，更为宝贵，因为老龄化已悄然逼近。

根据合肥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年底，合肥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159.38万人，占总人口的19.75%；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121.98万人，占总人口的15.11%。其中，失能及部分失能老年人口4.27万人。

虽然合肥老龄化率（12.3%）依然低于全国，但随着人口基数不断增长，老龄化带来的养老、空巢老人等问题也在日益增加。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合肥市已累计建成并运营54个养老服务综合体，提供养老床位1548张，日均服务老年人近4万人次，这与庞大的老龄群体需求依然存在差距。

与此同时，合肥的经济增长虽然迅速，2023年人均GDP突破了10万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9万元，远低于南京的6.9万元和杭州的7.1万元。

虽然这种“未富先老”的现象在合肥之外的其他城市同样存在，可对于合肥这样通过新兴产业快速生长的城市，更值得高度关注。

因为过快的城市产业发展，以及短期内未能实现就业结构平衡，往往使得中老年群体在经济上的脆弱性更为明显。

还有与千万人口并不匹配的轨道交通里程，当上海、北京等千万人口城市的轨道交通都已突破800公里时，合肥5条轨道交通总运营里程只有231.8公里，全国排名19位。

还得替合肥市民吐槽一点的是：

尽管合肥的房价比南京、杭州低30%，但核心区（如政务区、滨湖新区）的均价已突破2.5万元/平方米，年轻人的购房负担比（房价收入比）高达12，超过武汉的11.1和成都的10.7，住房压力不容小觑。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座千万城市治理能力的终极考验，也是所有城市必须直面的发展悖论。

当城市规模扩张遇上产业升级阵痛、当人口红利消退遭遇公共服务短板的“剪刀差”，唯有打破“GDP至上”的路径依赖，在就业质量、民生福祉等“隐性指标”上构筑护城河，才是一座真正留住人的城市。

毕竟，真正的城市竞争力，不在于人口数字的膨胀，而在于每个新市民能否在这里触摸到希望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