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吉：一封他人代笔的孙中山信函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封孙中山写给蔡元培的复函，其内容曾于1981年3月27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后收入《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蔡元培全集》等重要史料、史著。近年来，这封复函的复制件在中国各地多次展出，读过或见过此信函的不乏其人。不过，对于该函的写作背景、内容乃至执笔者等细节，仍可作进一步考究，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致蔡元培的复函及信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授意胡汉民执笔

孙中山写给蔡元培的复函落款为“十二日”，根据内容判定，此函写于1912年1月12日。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大鉴：来示敬悉。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班（斑）。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专此，即颂道安。并覆。孙文谨覆。十二日。

另有信封一枚，上书：“覆呈蔡民友先生元培收启。孙缄。”孑民、民友，皆为蔡元培曾用字号。

孙中山虽不以书法家名世，但书法却自成一格、别有韵味，时人多有论及。如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的邵元冲在《总理学记》中写道：“总理平生未尝临池学书，而笔笔端重、胎息深厚，无潦草从事者。故时贤谓总理之书深得唐人气韵，流美自然，非力学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诡不随，又适如其人焉。”此处“时贤”当指书法家谭延闿，他曾称孙中山书法“往往有唐人写经笔意，正直雍和如其人”。

再看该函笔迹，除“孙文谨覆”4个字外，全篇行草，与他“笔笔端重、胎息深厚”的书风截然不同。可见其文并非孙中山所写，而是由其授意让他人代笔。在孙中山的存世墨迹中，由人代笔的情形并不少见，实业家邓泽如在所编《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的后记中指出，所得孙中山书札“亲笔者半，由胡展堂（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廖夷白（仲恺）、古湘芹（应芬）诸先生代笔者亦半”；此外，田桐、田桓等代笔的也不少。那么，这封信的代笔者又是谁呢？笔者判断为胡汉民。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今广州）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辅佐之功颇著。他曾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阐发三民主义，与保皇派论战；后任同盟会南洋支部长。1911年11月9日，广东光复，胡汉民被推举为广东都督。12月21日，他到香港迎接孙中山，后随赴上海，都督之职由陈炯明代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当时，胡汉民对于“总统府文书，大小悉必过目，四方有求见先生，必先见之……。与（孙）先生同寝室，每夜余必举日间所施行重要事件以告。其未遽执行者，必陈其所以，常计事至于达旦”。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给蔡元培复函这样的文书代笔，对于胡汉民来说，既是分内之事，也并非难事。

以上主要是从职责方面推断，那么该函是否与胡汉民的笔迹相符呢？众所周知，胡汉民不但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一支椽笔，他的书法也备受称誉。胡汉民与谭延闿、吴稚晖、于右任并称国民党元老四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以隶书最著，亦擅行书。笔者曾找到1929年6月13日胡汉民写给王世杰的一封信，书体亦为行草，两相比较，笔法、笔意如出一辙，若干字（如“来”“奉”“安”“於”“弟”“即”等）写法更是极为相似，则这封孙中山致蔡元培复函的执笔者为胡汉民，当可确定无疑。

章太炎（中）与孙中山（左一）、胡汉民（前右一）、汪精卫（左四）等人合影

对康有为、章太炎“当分别论”

此函虽不是孙中山所写，但经他授权、命意、自署（函末“孙文谨覆”4字为孙中山的亲笔），即是其旨意的表达，价值与他亲笔无异。

由于蔡元培来函难于查考，所以根据此复函内容推断，可知他想与孙中山商讨“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蔡元培在来函中应该是主张内阁用人当“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并建议广泛“收罗海内名宿”，俾为民国效力。对此，孙中山在复函中首先表示赞同之意：“弟意亦如是”；“来教所论甚明。”从临时政府人员构成来看，也确实做到了兼容并包、不分党省，虽受时势所限不得不然，却也与孙中山为政用人的观念略相契合。不过，对于蔡元培在来函中可能提及的章太炎、康有为等“海内名宿”，孙中山却主张区别对待，并陈述了理由。

关于康有为，孙中山指出：“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班（斑）。”此处所说康氏“手迹”，当指1911年12月27日《民立报》影印刊登的康有为在10月26日写给弟子徐勤的密信。信中，康有为对武昌起义后的国内变局“忧心如焚”，说道：“武汉军初变，不能长驱北陷，以为政府海陆立凑，不日可扑。岂知政府疑新军无一敢调，又乏军械，故十余日不能出师，汽车又不能载炮，遂令各地响应，全国沸变。……日传消息，皆是沦陷、响应，若是则可不期月而国亡。信到后不知天地有否？”完全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对于不能迅速平息革命痛惋愤恨，其“反对民国之旨”的立场甚为明显。孙中山认为，临时政府为革命之共和政府，康有为虽为“名宿”，但在他放弃君主制主张之前，双方并无合作基础；临时政府用人若不坚守拥护共和这一底线，“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

至于章太炎，孙中山认为“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康有为这种）反对民国者作比例”。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和革命宣传家。孙中山、胡汉民等被迫离开日本后，他曾接办《民报》，鼓吹革命。不过，从1907年起，章太炎因为经费分配、机关维持、革命战略等问题，与孙中山发生多次龃龉，其间不乏意气之争。最终，他认定孙中山“难于图事”，遂与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和同盟会展开全面竞争。武昌起义之后，章太炎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积极参与国事。他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反对“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以党见破坏大局”，其矛头直指同盟会。孙中山回国之际，他以“孙君长于论议，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为由，反对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后，他又声称“向与总统孙公论政多所不合”，对临时政府的施政也屡有指摘。但即使如此，孙中山并“无世俗睚眦之见”，视之“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并延聘章太炎担任总统府枢密顾问，表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