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贵州的冬天，冷得刺骨。
1934年的最后一天，瓮安猴场，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像是要把整个天地都裹进一片白茫茫的寂静里。
在一排农家房屋里，正在召开著名的猴场会议。屋子里，炭火盆烧得正旺，可气氛却比外头的雪还要冷。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决定任命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在敌军未完成合围之前，指挥红军迅速强渡乌江，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开创川黔边苏区。
乌江，古称延江、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是贵州人民的“母亲河”。乌江自古有天险之称，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最大水流速度每秒钟在两米左右。此外，江离还有很多明暗礁石。因此，当地人称“纵横天下路，难过乌江渡。”
乌江
负责乌江防线的，是黔军25军副军长和25军教导师师长并兼任川南边防军总司令侯之担。侯之担则任命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担任防守乌江的“前敌总指挥”。侯汉佑在乌江8个渡口部署了8个团的兵力，每个渡口有4门山炮、8门迫击炮、18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在重点防守的孙家渡更是布置了一个机炮营，有4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和24门迫击炮。
侯汉佑还下令，把乌江沿线100公里内的所有船只全部烧毁，要让4万红军插翅难飞。
很多人嘲笑黔军战斗力很低，是“双枪兵”。其实，黔军本是雄居西南的强师劲旅，当年在护国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锷曾高度评价：“黔军此次兵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寒，功在国家，名垂不朽。”
既有乌江天险，又有重兵防守，让侯之担和侯汉佑信心满满。侯之担夸下海口说：“共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侯汉佑在乌江石壁留言：“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意思是要红军在乌江全军覆灭。
但是，他们低估了红军强渡乌江的决心，低估了红军在天险面前激发出的战斗力，低估了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能力。
刘伯承
早在十多年前，刘伯承就是声名远播的川中名将，与黔军、滇军打过交道，对他们了解很深。他担任强渡乌江总指挥后，任命王耀南为架桥总指挥。
王耀南是江西萍乡人。1929年2月，他带人在会昌附近的湘水成功架桥，此为红军第一次架桥。此后一生致力工兵工作，被誉为“工兵王”。王耀南来到乌江边，发现周边没有任何可以架桥的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自己再能干，也很难凭空架桥呀。
当时大雪虽然已经停了，但气温非常低，江水飘着冰凌，很难泅渡。更何况对面敌人的枪炮黑压压一片，给渡河制造了巨大的威胁。
最终，王耀南在附近发现了一片竹林，决定利用这些轻便灵活的竹子制作渡江的竹排。1月2日，第一批竹排制作出来后，红军先头部队乘竹排开始强渡乌江。由于水流过于湍急，红军强渡3次都没有成功。双方隔河对轰，“噼噼啪啪”打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才停止。
强渡乌江
王耀南心里很焦急，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把竹排连接成一条长龙，固定在离孙家渡约500米的上游岸边，相当于架了一座浮桥。很快，一个个竹排连接起来，组成了一条巨大的浮桥。
1月3日，红军乘坐浮桥，像一条蜈蚣，缓缓向对岸漂去。
侯汉佑在回忆录中写道：“1月3日中午，红军又在孙家渡强渡猛攻，守兵伤亡甚重，防御工事多被摧毁，机炮营营长赵宪群被打死，军心开始动摇，离孙家渡约半华里的上游处，红军架有浮桥一座，形状类似蜈蚣。这座浮桥甚为巧妙，以若干木排连接而成，接头处用抓钉、绳索绑住，预测稍长于河面，南岸紧绑着一头，另一头由上游放松拉绳，随水流渐渐斜飘靠着北岸，便成了浮桥。南岸红军二、三千人，跑向浮桥冲锋前进。”
一番激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渡过乌江，迅速占领了其他渡口。
1月6日，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取得了强渡乌江的胜利。
强渡乌江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打破了国民党部队企图在此围歼红军的计划，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黔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历史，像乌江的水一样，流淌在岁月的长河里，永远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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