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曾经在昌邑县石埠公社刘家庄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经历过农村生活的艰辛和高考落榜的失落,也感受了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温暖。插队落户期间,一位男同学曾向我表达过爱慕之情,却被我粗暴地回绝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内疚很自责,当初为什么就不委婉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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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半个多世纪,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8年12月27日和同学们一起乘坐汽车离开青岛的。经过了一上午的颠簸,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昌邑县石埠公社驻地,在公社大院吃过午饭,前来迎接的社员们用独轮车为我们推着行李,我们跟在社员们后面,步行八里路,来到刘家庄大队,我们十一名青岛知青被分派在刘家庄二队插队落户,刘玉奎队长安排我们住在了队里的两间旧房子里,我们睡的是地铺。
那天天气很冷,社员们帮我们把行李搬到屋里后,刘队长抱来一捆秫秸,在我们女生居住的房间里点燃后,让大家都来围着火堆烤火取暖,那次烤火,我却闯了祸。
点燃火堆后,刘队长就忙着给我们张罗晚饭去了,当时屋里浓烟滚滚,呛的我们直流眼泪。我看刘队长走远了,抬脚就往火堆上踩,我想把火堆熄灭。这一踩不要紧,一根着火的秫秸弹了起来,正好落在了一名叫薛海生的男同学身上,把他的海军蓝棉大衣烧了一个铜钱大小的小窟窿。
这下我可害怕了,那时的一件新棉大衣可是很奢侈的东西,做起来要花二十几块钱,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中,只有两个人穿着崭新的棉大衣。
我正要向他说对不起,只见薛海生突然蹲下身子,用双手拍打我的棉鞋,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我脚上的棉鞋正冒烟呢。薛海生帮我把棉鞋上的着火点熄灭了,他的手应该是烫着了,我看到他转过脸去往手上吐了好几口唾沫。
第二天吃过早饭,帮我们做饭的刘婶(刘队长的媳妇)不知在谁家找来一块颜色一样的蓝布和一小块黑斜纹布,帮薛海生补好了棉大衣,也帮我补好了棉鞋。还别说,刘婶的手真巧,薛海生的棉大衣几乎看不到补丁,我的棉鞋也缝补得严丝合缝,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鞋面上的补丁。
事后,我拿出几块钱赔给薛海生,薛海生笑着说:“这不缝补好了吗,一样穿,不用你赔。”当时我很感动,总觉得对不起薛海生。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也就开始了。闲了一个冬季,冷不丁干农活,我们还真有点不适应。社员们用独轮车往地里推粪,我们不会推独轮车,就用扁担挑,一天下来,不光我们女生的肩膀压肿了,火辣辣地疼,我看男生们也老是用手揉肩膀。刘队长知道我们城里长大的孩子没干过农活,就耐心教我们学习推独轮车,教我们挑担子换肩,学会了换肩,两个肩膀替换着负重,肩膀也就不那么疼了。
等队里收完了麦子,农忙告一段落,刘队长就带领社员们为我们知青盖了新房子,成立了二队知青点,我们搬进了宽敞的新房子里吃住,心情也好了很多。因为薛海生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大家就推选他担任了我知青小组的组长,我们知青的吃喝拉撒他都操心。
1972年夏天,我们二队知青点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公社供销社饭店工作,大家都觉得这个名额非薛海生莫属。薛海生却说他是组长,应该发扬风格,他就把这个招工名额让给了身体瘦弱的孙秀梅。为此,孙秀梅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年秋天,刘家庄小学的刘素云老师要生孩子了,大队书记就来到我们知青点,让薛海生去学校替刘素云老师代课。代课老师和民办老师的待遇一样,每星期歇一天,满勤工分,一个月外加五块钱的补助金。薛海生应下了这个美差,他却把这个美差让给了我。薛海生说在学校教书比下地干活轻松,女生更适合这个职业。当时我也很感动,觉得薛海生很高尚,值得尊重。
原本说的是让我代课三个月,等刘素云老师满月后就回来继续任教。没想到刘素云老师生了一对双胞胎,她婆婆不让她当民办教师了,我就成了刘家庄小学的民办教师。
后来我们知青点又得到了青岛国棉厂的招工名额,因为我在学校当老师,就不好意思和大家争招工名额,一直到了1977年夏天,我们知青点还剩下了三个人,我也没能招工回城。那时我就开始怨恨薛海生了,当初他要是不让我到学校代课,我早就回青岛当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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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海生没能回城,他是把招工回城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后来县邮电局招工,刘队长打算让薛海生去县里工作,一名男生却站出来反对,他说薛海生把自己招工进城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发扬了风格做了好人,到县里工作的机会也应该让给别人。就这样,薛海生也迟迟没能招工进城。
我们知青点还有一名男知青叫陈鹏,也不知咋回事,每次招工他都不能通过政审。后来才知道,他二大爷解放前去了台湾,他也受到了牵连。
恢复高考后,薛海生、陈鹏我们三人一起参加了高考,结果我和薛海生落榜了,陈鹏竟然奇迹般地通过了政审,接到了山东省财政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高考落榜,我很失落,薛海生就安慰我说:“今年落榜了,明年咱们再考,只要认真复习,肯定能考上。”“你想考你自己考吧,我是不考了,考也考不上。”我没好气地说道。
那年冬季,我和薛海生一起回青岛过春节,刘队长用独轮车推着我俩的行李送我俩去汽车站坐车。去汽车站的路上,刘队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咱二队知青点就你俩了,我看你俩挺般配的,要不我给你俩当媒人?”
当时我的脸就红了,薛海生看我不好意思了,他用手挠了挠后脑勺,也没吱声。刘队长看我俩都没吱声,就岔开了话题,他也怕我俩不好意思。
回到青岛,在汽车站分手的时候,薛海生红着脸对我说:“王庆芳,刘队长说的话,你考虑考虑,咱们在一起插队落户生活了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我也觉得咱俩挺合适的……”“你觉得合适那是你的一厢情愿,我可没想过这事。薛海生,这几年你没少照顾我,这份恩情我记着,可你不能把恩情和感情搅合在一起。”我说完,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
还没回到家,我就后悔了,后悔不该这么粗暴地回绝了这份感情,何况我对薛海生并不反感。当时我为什么会说出那么尖酸刻薄的话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春节过后,薛海生没和我一起回昌邑,正月十五之前他就一个人回去了,我是正月十六回去的。
回到昌邑后,薛海生并没表现出对我的异常,他还和以前一样抢着挑水做饭,也照样出工劳动,空闲时间就看书学习,他的房间里天天都半夜了还亮着灯。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的感情和自尊,我也想向他说声对不起,可我一直没鼓起勇气。
记得是阴历的二月初六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大队书记突然来到了我们知青点,笑着对我俩说:“咱大队得到了两个青岛农机厂(农业机械制造厂)的招工名额,给一队的知青一个名额,你们二队一个名额,你俩商量一下,看谁先回城吧?”“刘书记,让王庆芳走吧,我去学校替她教书,”刘书记话音刚落,薛海生就表明了态度。
就这样,我回青岛当了工人,薛海生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因为这事,我心里更愧疚,感激薛海生的同时,更觉得对不起薛海生,我真不该那么粗暴地拒绝了他的感情。
那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到新华书店闲逛,刚走到书店门口,只听见身后有人喊:“王庆芳……”我回头一看,竟然是薛海生。
原来,薛海生考生了山东海洋学院,他已经到学校报到了。
那年春节前,薛海生突然来我家找我,他说心里还是放不下我,希望我能接受他的感情,他说只要我愿意,大学毕业后他就和我结婚。
说句心里话,我心里也一直放不下薛海生,一直想找机会向他说声对不起,化解一下之前粗暴拒绝他的尴尬,可我一直都鼓不起勇气。得知薛海生考上了大学,我心里也就释然了,他成了大学生,我是普通工人,我觉得我俩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时候薛海生再次向我告白,我更不能接受这份感情了。
1980年夏天,我和我们单位的一名车工领取了结婚证。听说我领了结婚证,薛海生不相信,跑到我家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我把结婚证拿给他看时,薛海生蹲在地上呜呜痛哭。
薛海生大学毕业后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工作,到了三十八岁才结婚。他结婚后,我们再也没联系过。
今年正月十六我们当年一起到昌邑下乡插队的同学们聚会,十一名同学到了十个人,就薛海生一人缺席。席间,陈鹏和薛海生连线视频,第一句话他就问:“陈鹏,王庆芳来没来?”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和忧伤,还有几分的温暖和感动,几十年过去了,曾经被我伤了自尊的薛海生,他竟然还记挂着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我。
至今我才知道,薛海生退休后就去了芬兰,陪女儿读书,这一去就是十年。薛海生说明年回国过春节,到时他做东,好好款待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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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曾经的那段知青岁月又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心里有感动、有温暖也有酸楚,曾经的美好和感动永记心间,曾经的苦难和忧伤将随风飘远。我的好同学,我的同学们,愿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和和美美,直到永远!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庆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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