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测算+精准画像+社会支持，三个维度探索未检特殊履职方式

科学测算+精准画像+社会支持

江苏昆山：从三个维度

探索未检特殊履职方式

在一起未成年人于酒吧聚众斗殴的犯罪案件发生后，检察机关办案有哪些步骤？一般来说，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是常规选项，但也还有诸多可能的延伸，如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对涉案酒吧依法处罚，根据涉案未成年人具体情况对其适用社会调查、心理评估或观护帮教等特殊制度，依托社会支持体系开展观护帮教并对办案专业化和帮教社会化成果进行评估等。

这些“非常规”职能如何延伸？延伸到何种程度？实践中，相关工作完成往往依赖检察官办案经验和敏感性，难免存在高价值监督线索发现难、涉罪个体处遇难、社会服务效果验收难等问题。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从监督线索研判、个体案外因子画像、社会支持体系评价三个维度，积极探索未成年人检察特殊履职方式，打造办案“量角器”。

01

“四维测算法”赋能监督线索研判

2024年11月14日，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未检检察官讨论重点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模型应用情况。

蛇年元宵节刚过，昆山市检察院会议室里，未成年人检察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广应用的“复盘会”开得火热。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广活动中，该院开发的“重点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监督模型”被全国330多家检察院应用。该模型的诞生，源于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标兵、昆山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卢晨在办案中遇到的痛点。

2021年9月，4名14岁女孩入住某宾馆一个月，其间被组织、强迫卖淫。在以组织卖淫罪等罪名严惩犯罪者之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涉案宾馆没有责任吗？公安机关意识到这一点，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案宾馆处以罚款5000元，责令其限期改正。卢晨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发现，2020年5月，该宾馆就因未登记住宿人员身份信息被行政处罚3000元。“更为恶劣的犯罪情形发生后，罚5000元效果又能有多大？”卢晨很是担忧。

2021年6月，修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生效实施，明确规定了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法律义务及违法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上位法，应当优先适用。涉案宾馆的不作为，明显属于‘造成了严重后果。’”卢晨表示。检察机关依据该法对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撤销第二次处罚决定并重新作出处罚。公安机关采纳建议，责令涉案宾馆停业整顿，并处罚款3万元。

这一次，就是要让宾馆经营者“痛到不敢再犯”。但办理一个案件显然不是目的。为了梳理类似行政处罚缺位、不到位情况，卢晨整理了2021年至2023年昆山市检察院受理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发生在酒吧的有15件，占比约24.7%，涉案未成年人达23人。KTV、酒吧等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问题，存在行政主管部门发现线索难、因与案件本身关联度较低被忽视、检察机关易遗漏监督线索等检察监督难点。

类似问题多发，法律监督存在“刚需”。为此，昆山市检察院决定借助大数据模型破解这一难题。但是，未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如何构建？经研究，该院决定从“问题多发性、数据可取性、操作高效性、监督紧迫性”四个维度给出测量评价。

没有一蹴而就的模型，只有越挫越勇的论证。那段时间，每周三晚上是昆山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的“讨论夜”，4个承办人把21个涉未成年人重点场所关键词一个个扒出来。其中，“私人影院”“电竞酒店”“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业态领域场所也被一一列举。

在苏州市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工作专班主导下，“重点场所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监督模型”建起来了。模型上架后，全国330多家检察院积极应用，证明了模型监督的精细度和实用性。

法律监督的方式多样，本质却相同。在2025年江苏省首批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评选中，昆山市检察院提出的提升住宅小区公共空间儿童安全工作检察建议入选。这份建议源于一起因小区儿童活动区域道路缺乏隔离设施而引发的人车碰撞致儿童死亡案件。根据四个维度分析，承办人扣住“紧迫性”“多发性”等关键词，对小区空间综合治理问题启动“扒线索”模式，最终将小区水体、用电安全等发案风险点均纳入检察建议。

“以往主动寻找法律监督点，我们常常靠经验、靠概率。”2022年5月，昆山市检察院未检部门主任张鹏就曾发现城市湿地公园木栈道缺少围挡，并在全市范围开展儿童在公园水体活动安全公益调查。该部门两名女检察官启动“铁脚板”模式，在两周内调查了13个公园。“现在回头看，如果前期对于‘数据可取性’研判得再细一些，把政府公开信息中公园栈桥规划图等信息研判充分，效率会更高，结果会更精准。”虽然最终推动了137处公园绿地安全隐患整改40多处，张鹏仍有遗憾。

02

“案外因子画像”成为观护帮教指针

昆山市青阳办事处富华社区（下称“富华社区”）服务中心二楼头一间办公室，是未成年人社会观护站。书架上49本新旧不一的蓝色文件夹，记录了49个未成年人的观护帮教经历。

观护基地启动于18年前。当时16岁的小亮（化名）来昆山打工，因找不到工作挨饿两天，冲动下打晕某超市售货员，偷了饼干和泡面果腹。对行为构成抢劫但社会危害性较轻的涉罪未成年人，如何作出检察决定？昆山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赵庆在征求小亮父母的意愿后，综合考量，决定对小亮取保候审，并开展帮助教育，根据其表现情况决定是否起诉。

现在看来，这正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出台前的实践探索。当时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问题是，流动求职、无固定居所的涉罪未成年人，如何去考察和帮助教育？赵庆决定创新教育挽救方式——把观护站建到有条件的社区里。富华社区对观护流动未成年人很热情，特别选出曾担任幼儿园教师、具有社工和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工作人员负责观护工作，正符合检察机关对“合作对象”的期待。

在昆山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国庆看来，将家庭完整、父母帮教心态积极的流动未成年人交给社区观护，就是“案外因子画像”在18年前的根植。

2023年5月，江苏省首家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中心在昆山市检察院揭牌成立。这个由昆山市检察院会同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的中心，遴选了10名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领域专家，组成专门服务涉案未成年人的专家团队。

2023年6月，16岁女孩小悦（化名）组织一群“花臂”少年在出租屋殴打前男友，致其脊柱损伤，构成人体轻伤二级。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张鹏的直觉是先进行心理评估，“因为犯罪手段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第一次提审，心理治疗师和小悦母亲一同前往。“你愿意相信我吗？”治疗师的开场就让小悦泪流满面，她承认自己之所以找人殴打前男友，是“生气他也和他们一样不在乎我”。

2025年元宵节刚过，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未检检察官许成巧和大同社工事务所司法社工讨论家庭教育指导中使用的“家长成长记录手册”内容设计。

“他们”是谁？画出案外因子的题眼，是社会调查。社会工作者参与涉案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保护救助，包括开展社会调查、观护帮教、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是基层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重点工作。作为昆山市大同社工事务所负责人，周菲于前年获得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资质，并开始参与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周菲和团队的第一份教材，就是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工作领域的首个国家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明确原则，更需制定对策。在对小悦一案审查起诉阶段，张鹏邀请周菲介入，对小悦开展社会调查。读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实务指南》，周菲发现具体社会调查工作不能靠“拿来主义”。比如，小悦母亲在17岁生下小悦后又结了两次婚，陆续给她生下弟弟妹妹，且在其中一次婚姻期间，要求小悦在人前只能叫自己姑姑。因此，对其他家庭来说可融入家庭背景的“父母情况”，被周菲单独成一部分，记录近千字。“这是她的案外关键因子。”近100页的社会调查报告覆盖了小悦的家庭和个性情况、涉案情况、行为认知和帮教条件。

在社会调查报告附件中，周菲尝试用“生态系统图”和“生命故事线”两种社工分析工具，画了两张图。生态系统图由多个圈、线、波浪组成，展现了小悦身边的横向平面人际关系，涉及父亲、家庭、朋辈关系。而生命故事线是一条轴坐标，纵向梳理她幼年、童年到少年的大事件。

“高度概括对象特征的两张图，形象勾勒出案外因子画像，对办案参考性很大。”检察机关和社工组织共同搭建了社会调查报告七个阶段的周期规范，用正常、异常或中性来评价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家庭结构、教育背景等社会调查情况，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心理、家庭、社会支持等各个侧面量化赋分。“赋分为决定开展何种司法社会服务提供参考。比如小悦的家庭赋分相较其他维度较低，针对性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生涯规划指导，不仅有效修复了其和父母的关系，还帮她获得了专业运动员资格。”周菲说。

在对参与聚众斗殴的16岁男孩小林（化名）开展帮教过程中，小林说他由奶奶带大，“没爸没妈不需要帮教，坐了牢还有人管饭。”在绘制案外因子画像时，根据小林成长经历、家庭结构、教育背景“异常”指针，社工分析小林回归社会的关键为父爱缺位这一异常因素。检察官要求安排1名合适男性社工给小林“扮演”父亲角色，最终这名社工帮助男孩通过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

03

让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在实践中“评估”

2024年9月初，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未检检察官韩雪带领包桥小学三年级学生赴昆山市校外实践基地法治教育馆参观学习。

2021年春，上海社会科学院姚建龙专家团队工作室落户昆山市检察院。4年来，双方围绕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疑难问题、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难点等，展开“检校合作”，共同推进研究与实践创新。

也是在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的通知》，80个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示范地区公布，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经验“百花齐放”。

“检察+高校+社工”是昆山市检察院的协同之术。“作为非示范地区的基层检察院，没有契合本地需求的经验可以直接用，那就借助现有资源‘巧雕琢’。”昆山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国庆进一步解释说，在“检察+高校+社工”模式中，检察院牵头，既协同高校开展课题研究，研发设计具有共通性、标准性、实践性的评估指标体系，也会同社工组织依托这套指标在实践中完善工作模板。

经过一年的研究分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总体评估及涉及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观护帮教、家庭教育指导四方面具体社会工作的评估体系搭建起来了。以观护帮教、考察教育评估为例，就由服务规范性、服务专业性、服务成效性、减分专项等4个一级指标和7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组成。最细化的评分指标有40余项，总分100分。

苏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朱一燕是最早在苏州地区引入社会支持力量开展帮教的“探索者”，她鼓励司法社工在实践中细化“打分”模式。

周菲注意到，观护帮教、考察教育评估减分专项中，有“发现帮教对象有再犯倾向但未及时上报、制止”这一情形。但是，最近她在帮教小望（化名）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16岁的小望长期深夜不归，一次与朋友在深夜拉车门实施盗窃，因此被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在接受帮教过程中，小望找到某奶茶店的工作，但偶尔也会外出晚归，这种情况是否有“再犯倾向”？

张鹏建议周菲启动“3次提醒+1次司法机关约谈”的督导方式，“帮教中很多情况不能一刀切”。张鹏记得，三年前，社工对参与聚众斗殴的小飞（化名）开展帮教时，发现小飞两次行政违法被治安处罚，却未将情况报告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告知情况后，检察机关对小飞决定逮捕并起诉。“吃一堑长一智。虽然那次帮教失败了，但也督促我们抓紧规范司法社会服务评价标准。”张鹏说。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费梅苹教授参与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和上海地方标准的制定。对检察机关会同社工完善实践标准的做法，她表示：“社会工作者专业反思能力的培养，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

周菲和团队制定的司法社工全过程说明和文书套装中，嵌入了众多“反思”的内容，比如社会调查、观护帮教和家庭教育指导标准中均包括风险研判，要求数据验证必须“交叉比对不同来源的数据”，但因为调查中曾遇到部分家长认为婚史不重要并加以隐瞒，造成家庭访谈和学校访谈记录出现差异。“SCL-90症状自评量表在初次接触涉案未成年人时就要做，我们曾通过量表发现，涉案未成年人失眠且与家庭重大事件时间吻合，最终溯源对其父亲测试后发现对方有重度抑郁，反映给检察机关后，有效督促其父亲接受治疗，让孩子在更和谐的家庭关系中推进帮教。”

在社会调查保密条款中，已对“强制报告制度”做足功课的社工们特地加入了一条例外情形——“发现虐待、遗弃、性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时，依法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认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之路，也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奔赴之路。期待司法机关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信息共享及资源链接机制愈加健全。”

（检察日报 卢志坚 张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