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入京，41岁怼太后，45岁怼皇帝，47岁怼宰相，54岁怼百官……

这个怼天怼地的男人，是大宋政坛与文坛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初入京师

在度过艰苦的青少年时光后，他终于在27岁时成功考中进士，29岁才恢复自己的姓氏，后来又经过10年的地方磨练，终于在40岁时被举荐入京。他有感于自己身世艰苦，经常拿自己的俸禄资助天下读书人，还经常与人讨论天下大事，每次都慷慨激昂，奋不顾身，于是时代风气为之一变，从学院的学生们到朝廷的官员们，都开始矫正以往的萎靡之风，变得严于律己，豪迈进取，崇尚风节，这才有了大宋朝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一怼太后

这时，皇帝还没有亲政，先帝遗诏由太后辅政。虽说太后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可随着皇帝的成年，政权终归是要交还给皇帝才是名正言顺，但百官都畏惧太后的权势与威严，没有一个敢直言，甚至为了官位对太后更加恭敬与顺从，就连皇帝本人也是如此。

太后垂帘听政

有一次太后要过生日，皇帝竟然准备带领百官在朝堂上向太后祝寿，百官莫敢不从，唯有他傲然反对，义正言辞：“在家里侍奉母亲，自然有家人的礼节，可是要百官排队在朝堂上祝贺，实在不能为后世效仿。”仅仅反对百官在朝堂上祝寿也就算了，他还一鼓作气，上书请太后还政于皇帝，结果当然没有成功。虽然太后并不好降罪责罚，可心里有了意见，百官也随着太后的心意多方排挤，最终他自请离京，放逐于地方。

这一年，他41岁，仅入京一年，大好前途还未来得及展开就已经结束……

不知道在离京的那一刻，他心中有没有泛起一丝悔意？

二怼皇帝

明道二年，太后去世，皇帝亲政，召他回京。此时太后已经人死茶凉，众官员以皇帝马首是瞻，有些人知道皇帝心里对太后久不还政有些意见，于是为了取悦龙颜到处说太后的坏话，散布太后以前的错事，皇帝不以为忤，百官也津津乐道。

秉公直言

可这个时候，他站出来了，这个曾经因太后而被排挤过的人站出来为死去的太后说了公道话：“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于是皇帝才下令内外，不准私议太后之过。他为人如此刚正不阿，也只有这样正直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浩气长存的文字，才能流芳千古！

同年七月，天下旱灾与蝗灾并行，民不聊生，他上书请求巡视灾区，火速赈灾，可皇帝不予理睬，于是他趁皇帝闲暇时当面质问皇帝：“如果宫中半天没有饭吃，当何如？”于是皇帝恻然，命他安抚灾区，开仓赈灾。

伏阁请对

同年冬天，皇帝一心要废掉皇后，理由是皇后不小心打了皇帝一巴掌，当然实际上是因为皇帝爱护另一位爱妃，要把这个不顺眼的人赶下去。当时的宰相率领百官支持皇帝，又是他，带领一众谏官伏阁请对，据理力争，但是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只好驳得宰相哑口无言。第二天上朝时又准备组织谏官们当庭争论，可是刚到待漏院（上朝前的等待处），皇帝诏书先到，将他贬出京城。

这一年，他45岁，又是入京一年就被贬。四年前，他为了支持皇帝被贬。四年后，他被皇帝贬……

不知道，当他在寒冬腊月中离京远行时，心里作何感想，可曾有过一点失望、一点怨恨？

三怼宰相

其实在前面怼皇帝的过程中，他就已经顺便把宰相给怼了，后来再次被调回京师后又专门怼了一次宰相，还带了一幅“百官图”专门到朝堂上作说明，可谓有图有真相。

百官图

由于本人不是太喜欢这个宰相，不是很想多讲这一段，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这个人实在不值得我浪费笔墨，反正这次怼王大致意思是说宰相用人不合理，大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扰乱了升官的秩序，希望皇帝自己掌握任官权。结果嘛，自然是他再一次被贬，还被攻击为勾结朋党，这个罪名可大了，直接就导致了宋朝后来一系列的党争，所以说我不喜欢这个宰相，我连他名字也不想说，因为党争就是这个人带的头，坏了一朝风气，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个历史事件叫“景祐党争”。

党争双方为了利益相互攻讦

党争的风气一开，所有的好事就都变了味道，以至于后来的改革总是被党争参沙子进去，不能围绕事情本身展开，所以宋朝才慢慢衰弱，最终被蛮夷打败并统治了几百年。

这一年，他48岁，这次稍微好一点，好歹在京城混了两年，总比一年就被贬要好，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呢？

四怼百官

重点来了！解密的时刻到了，相信有很多历史功底好的朋友在读前面的内容时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但是这个时间点和历史事件我一说出来，应该大家都明白了，大家可以自行回想一下初中被他的长篇文言课文支配的恐惧，此处应该有两个偷笑的表情。

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在范仲淹的主持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改革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任务，要严格考核官吏，明确官吏升迁制度，大力打击贪污腐败，减少官员后代的福利。此令一出，百官哗然，这是要挖掉官僚们权势的根基啊，没有了灰色收入，没有了可操控的官场，减少了后代的特权，还怎么垄断自己的统治集团地位呢？这一措施真正是得罪了所有的官员，或者说是得罪了整个统治阶层，“怼百官”一词当之无愧，甚至犹有过之，因为以前怼皇帝那都是对皇帝的爱护，这次是要把百官往死里怼啊！

结果当然也很明显，一人之力怎么可能与千万人为敌？一人之力怎么可能与时代为敌而救黎明于水火？于是庆历五年，范仲淹再次被贬离京，历时一年有余的新政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渐渐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这一年，范仲淹57岁，离去世还有7年，在迟暮之年，他再一次离京，去到边塞严寒之地。

这一次，他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的心情也不用我瞎猜了，因为再过一年，也就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他应好友滕子京之邀，对着一幅《洞庭晚秋图》，驰骋想象，一展心中豪情，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对跌宕起伏的一生，看着这始终未曾清明的人世间，却无来由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雄健有力、热情洋溢的宣言！这是对自己人生的宣言，还是对这浑浊世界的宣言？

名垂千古

皇祐四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享年64岁，仁宗亲书“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世尊称“范文正公”！后代许多名人都奉范公为偶像。

王安石：“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苏轼：“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

吕中：“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毛泽东：“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江泽民：“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活一生，得如此评价，当属无憾。感慨历史之余，我辈还当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是否活得太渺小了些？我是说心的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