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中国文学批评的“推源溯流”法

本文为张伯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二章《推源溯流论》第一节《“推源溯流”法释名》，更多内容，请参见原书。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在比较《文心雕龙》和《诗品》时曾指出：“《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章氏指出锺嵘《诗品》的特色是“溯流别”，易言之，即运用了“推源溯流”的批评方法。纵观中外文学艺术的发展，每个艺术家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文学艺术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独特贡献成为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可以拒斥其前人的影响，而任何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也必然会对其同时代人或后人产生影响。文学艺术史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作家、艺术家彼此关联、血脉相续的历史发展。罗宾·乔治·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将艺术史上的这种现象称为“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并指出：“如果我们不怀偏见地翻阅一下艺术史，我们就会看到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向来是一条规律。”那么，批评家在考察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时，将他们放在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亦即文学传统中予以衡量、评价，就是这里所说的“推源溯流”法。

锺嵘《诗品》以“溯流别”著称，其书评论了自汉以来的一百二十多家作品，并对其中三十六家——寻其体源，最后归为《国风》《楚辞》两大系统（出于《小雅》者仅阮籍一家），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系列。但这种方法是否为锺嵘所特有？在后代是否得到继承发扬？从历来的讨论看，不少人是将它视为一种孤立的现象，章学诚堪为代表。他指出：“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文史通义》卷五《诗话》）章学诚批评后世诗话家“沿流忘源”（同上），而他自己在这里却不免“寻源忘流”（章学诚对于“诗话家流”的批评在当时有所特指，即袁枚的《随园诗话》。但即使就《随园诗话》而言，其中也不乏运用“推源溯流”法的实例。）。实际上，自锺嵘以降，“推源溯流”法已经成为广为人用的批评方法之一，这在古人大量的诗话、序跋及书信中俯拾皆是。以下依时代为序，略举数例。皎然《诗式》卷三《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云：

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咏怀》之作，难以为俦。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

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云：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遗山诗集》卷十一）

李治《敬斋古今黈》卷六云：

欧阳永叔作诗，少小时颇类李白，中年全学退之，至于暮年，则甚似乐天矣。李白、韩愈、白居易之诗，其词句格律各有体，而欧公诗乃具之。

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云：

《三百篇》勿论矣，姑以汉言之：苏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观二子之所著，纡曲凄婉，实宗《国风》与楚人之辞。二子既没，继者绝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刘公干、王仲宣力从而辅翼之。正始之间嵇、阮又叠作，诗道于是乎大盛，然皆师少卿而驰骋于风雅者也。自时厥后，正音衰微。至太康复中兴，陆士衡兄弟则效子建，潘安仁、张茂先、张景阳则学仲宣，左太冲、张季鹰则法公干，独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虽出于太冲、景阳，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远韵，犹大羹充铏，不假盐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还，三谢、颜、鲍为之首。三谢亦本子建而杂参于郭景纯，延之则祖士衡，明远则效景阳，而气骨渊然，骎骎有西汉风。馀或伤于刻镂而乏雄浑之气，较之太康，则有间矣。……（《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七）

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云：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此处对各家风格特点的概括，多袭用《诗品》语。如《诗品》评阮籍“厥旨渊放”；评郭璞“用俊上之才”；评鲍照“驱迈疾于颜延”；评谢朓“奇章秀句”。）

从以上列举的材料中，略可考见自唐迄清的批评家使用这一方法的大致情况。在这些例子中，作者虽未明言其所用方法为何，但就其实际运用加以考察，就是“推源溯流”法。至于明白点出前人运用这一方法或自己明言使用这一方法的，则可以下列二例为代表。赵翼《瓯北诗话》卷二指出：

李、杜诗垂名干古，至今无人不知。然当其时则未也，惟少陵则及身预知之。其赠王维不过日“中允声名久”，赠高适不过曰“美名人不及”而已，独至李白，则云“干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其自负亦云：“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似已预识二人之必传干秋万岁者。赠郑虔虽亦有“名垂万古知何用”之句，然犹是泛论也。此外更无有许以不朽者。盖其探源流，自《风》《骚》以及汉魏六朝诸才人，无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较，自觉己与白之才，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以一语吐露，而不以为嫌。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

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有“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之句，则在其心目中，自寓有源流正变的看法，而赵翼乃为之明白点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六《东坡词》提要指出：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在这段文字中，《四库提要》作者明确表示他是用“寻源溯流”的方法，以考察苏轼词的历史地位的。

需要指出的是，“推源溯流”法的运用并不只限于文学，它还旁及其他艺术领域。如明代李开先的《中麓画品》，其第五篇完全是用“推源溯流”法评论明代画家的，即“述各家所从来之原”（《序》），兹节录数则如下：

云湖（陶成），其原出于赵千里、僧巨然。豪荡过之，巨细皆妙。

古狂（杜堇），其原出于李唐、刘松年。人物更奇，树石远不逮也。

叶绅，其原出于梁楷、马远、夏珪。精理坚实，最为近古。

吕纪，其原出于毛益、罗智川。过于益，不及智川。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中麓画品》提要谓此书“大致仿谢赫、姚最之例，品明一代之画，分为五品，每品之中，优劣兼陈”。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四《中麓画品》解题云：“是编品第出于伯华（李开先字）自创，与向来品画不同。”论述皆欠精当。事实上，《中麓画品》的体例受锺嵘《诗品》影响颇大，而其“述各家所从来之原”，更是传统的“推源溯流”法在绘画批评上的运用。

总之，“推源溯流”法注重在历史发展中考察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在与前人的比较中确定各自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这种方法得到了持久而广泛的运用，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