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中央国家机关的重构，地方政制的改革以及督抚制度

入关之后，清朝当权者以儒家道统、中原制度继承者自居，在国家政治体制建置上基本沿袭明制，并参酌满族社会文化传统和统治需要，加以损益，形成以加强皇权、"首崇满洲"为特征的"清制"。

皇位继承制度。顺治皇帝临终前，遗诏以皇三子玄烨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

玄烨即康熙皇帝，欲仿中原政权立皇储之制，但未如愿，终致雍正皇帝矫诏夺位。

雍正皇帝鉴于帝位纷争致使兄弟相残，遂定“秘密建储”制度：皇帝书继承人之名，分藏两个锦匣之内，一置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一由皇帝随身携带。

皇帝驾崩之日，取二旨核对无误，新君即位。这一制度否定了嫡长子继承制，避免了帝位之争，也加强了皇权专制。

中央国家机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宗人府、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通政使司、都察院、翰林院、中书科、国子监、钦天监等保留下来。在明朝造成弊政或不适应清朝需要的机构则裁撤，如锦衣卫、东厂、五军都督府、行人司等。

另有机构，如内阁，名称与明朝无别，然已发生质变。明朝内阁是居于国家行政各机关与皇帝之间的主要机构，通过票拟向皇帝提出决策和行政处理草案，并可封还皇帝诏书，内阁首辅权力近似宋朝丞相。

清朝内阁前身是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正式改称内阁。内阁名义上"掌议天下之政"，大学士为“百僚之长”，但实际职责主要是为皇帝草拟诏诰制敕、为臣僚题奏签票，奉旨转发，不可“稍违圣意”。

清朝监察机构在形式上沿袭明朝，有都察院和六科两大系统。六科的主要权力是对六部章奏、皇帝诏旨、内阁建议进行审核，若有不当或违误，即可驳回，对皇权滥用有所制约。

但雍正元年（1723）谕令六科归于都察院管理，给事中对皇帝的约束权实际上被取消，皇权专制向登峰造极方向发展，监察机构之皇权附庸性质日益突出。

“清制”并非“明制”的简单翻版，有些机构为清朝独有。其中首要者是体现满洲贵族政治特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对皇权有很大制约力。

康熙皇帝于其统治中期采取限制诸王权力措施，使议政王大臣会议无亲郡王参加，遂改名称为“议政大臣会议”，乾隆末年则进一步将此设置废除。由此，皇权因为摆脱了贵族政治制约而进一步加强。

其次是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为处理西北军务而设军机处。军机处名义上办理军务机要，随其发展，几乎一切军国大计皆由此出。与内阁不同，军机处设在宫中，军机大臣无定员，由皇帝从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中特简任用。

在内阁和议政大臣会议失去决策功能的情况下，皇帝遇有重大事务可以与军机大臣讨论，这使军机大臣可以通过建议影响皇帝的判断与决策。尤其是，重要官缺的递补，一般由军机大臣开具名单呈送皇帝点定。

由于军机处地位日隆，国家政治中枢更大程度上转入内廷，外朝国家机关难以参与决策，成为执行机构，皇权专制因之更加强化。

第三是理藩院。理藩院原来掌管蒙古事务，入关后，随着边疆的统一，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廓尔喀外交事务也归理藩院管理。

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仅用满、蒙族。理藩院的设置，使清朝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是南书房。康熙十六年（1677），正值平定三藩关键时期，康熙皇帝为笼络汉族词臣，命学士张英、高士奇入值其读书的南书房。南书房非正式机构，但入选者与皇帝讲求学业，并备咨询，甚至代拟谕旨，"权势日益崇"。

其他机构还有：内务府，总管皇家生活并管理太监；八旗都统衙门，掌管八旗旗务。

为了突出满洲贵族的政治特权，清政府规定，国家机关主要部门实行满汉复职制，大权操于满官，甚至有些官职为满族专缺，满洲族人出仕未必全由科举，另有八旗学校、笔帖式考选、御前侍卫提拔等多个途径，体现出“首崇满洲"的原则。

自乾隆中期始，清朝疆域达到全盛：东起库页岛东岸，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逾漠北与外兴安岭，南到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及曾母暗沙，领土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

在辽阔的国土上，由于存在着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差异，清朝实行多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广大内地、边疆汉族聚居区、西南边疆（西藏除外），沿元明以来的行省制。但清朝省的长官已非布政使，而是总督、巡抚。明朝总督主要职任是督理军务、漕运、河务与盐政，巡抚则安抚军民，兼理军政。督抚皆系朝廷派遣官，均负有监察、纠劾地方官之责。

但到明末清初，督抚虽辖区不稳定，有的甚至省置无常，然已为地方必设，且渐侵夺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行政司法权。到康熙年间，督抚发展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乾隆中叶，督抚分掌十八行省格局形成。总督辖省之数不一，计有：直隶、两江（辖江苏、安徽、江西）、闽浙（辖福建、浙江）、湖广（辖湖南、湖北）、两广（辖广东、广西）、云贵（辖云南、贵州）、陕甘（辖陕西、甘肃）、四川等8总督。另有负责专务的漕运总督、河道总督。

除了直隶、四川，其余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每省巡抚一员。于是，布政使、按察使成为督抚属官，仅料理钱粮、刑名而已。

督抚成为地方官，明代都察院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之制又于顺治末年废除，中央对行省官员的监察遂成了问题，清朝统治者便采用臣工向皇帝直接上呈密折的制度，使官僚之间相互牵制，皇帝亲察。

清代地方行政系统，系省、府、县三级制，但在省、府之间，又有非一级地方政权的"道"。道之官员称道员。明朝以布政使属官参政、参议，按察使佐官副使、佥事分巡所属地方，主要职能是监察府州县官，督理政务，称分守道、分巡道。又有执行专务的兵备道、盐法道、驿传道等。

到清康雍乾时期，经多次整顿，道制日益规范，但有辖区的道的职能不仅限于监察，对府州县政务也多有渗透，向一级地方政权方向发展，且日益成为督抚的属官。

清代府有两类。首都京师设顺天府，陪都盛京设奉天府，均置府尹一人，品崇权重。直省下的府设知府，与府同级并直属于省的直隶州、直隶厅设知州、同知（或通判、州判）。

县是最基层政权，设知县（或县令）。与县同级的散州、散厅设知州、同知（或通判）。

清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生活方式异彩纷呈，故而清政府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

东北地区是清朝发祥地，战略地位重要，所以设盛京（又称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各区根据不同民族特点，分别以八旗制、州县制、盟旗制、姓长屯长制管理。

蒙古族聚居区实行盟旗制，漠北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又称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统辖；漠南由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管辖。

新疆地区以伊犁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辅以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

天山以南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政教分离。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

西藏虽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最高领袖，但僧俗事务由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总掌。

海疆方面，台湾设府，隶福建省；海南岛设琼州府，与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隶广东省。

清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因俗而治”、“分而治之”政策，并镇以重臣，保证了边疆的稳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有利于边疆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