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生 | 嘉靖帝与大礼议：一场关乎皇权合法性的斗争

（摘自《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序言）

编者按：赵克生教授指出该书以通贯视角重新定义“大礼议”，细致梳理议礼过程，重视议礼文本，深入分析嘉靖帝如何利用礼仪改革重塑皇权，构建政权正当性基础，揭示了“大礼议”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是一部对明朝政治文化有深刻洞察的学术著作。

近年的礼学史、礼制史研究在摆脱经学的羁绊之后呈现蓬勃之势，产出了丰硕成果，一批青年学者乘势而起，成为礼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尤淑君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先后出版了《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繁体版）和《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两部专著。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以下简称《大礼议》）就是她第一部著作的简体修订本，全书凡四章，三十万字。

“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武宗绝嗣而引起的皇位传承难题经由首辅杨廷和等变通《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迎立藩王朱厚熜即位，是为嘉靖皇帝。从帝统的延续性来说，正德、嘉靖之间实际上存在断裂，这是自建文、永乐之后的第二次断裂。即位之后，嘉靖帝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断裂之后重塑皇权。他是如何重塑的呢？议礼、礼制改革是其重要手段。礼仪与政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礼仪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通过象征表达服务于政治，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产生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塑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知。同时，礼仪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对于统治权力具有规范力量，正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所说，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和传统观念，礼仪对统治权力必须施加一定的制约。因此，嘉靖帝根据自己的权力诉求革新礼制，而原有政治势力基于传统或自身立场难以认同嘉靖帝的礼制革新，双方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大礼议”由此而起，旷日持久，成为嘉靖时期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

自清人毛奇龄、段玉裁到近人孟森，特别是近四十年来学者们对“大礼议”投注了大量的心力，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样的背景下，《大礼议》一书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该书以通贯的视角来定义“大礼议”，把“大礼议”的时间界定在正德十六年嘉靖帝即位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兴献帝祔于新太庙。以往学者所谓的“大礼议”，通常指嘉靖初期为兴献王争皇、争帝、争考，涉及“继嗣”与“继统”、礼义与人情等问题，其时间界限或到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或至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成，对“大礼议”做出全面总结。嘉靖九年陆续展开的礼制改革，则归属于另一个问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嘉靖帝利用宗庙、郊祀等礼仪改革达致兴献帝的“称宗祔庙”。而《大礼议》一反常规，另辟蹊径，把前后两个阶段相关联，提出新的定义。这样的新定义有其内在逻辑，在尤淑君看来，“大礼议”实际上就是“献皇帝正名化”运动，嘉靖帝由正其父兴献帝之名而得以正自己的皇权之名。“名分礼秩”核心理念在前、后阶段是一以贯之的，后一个阶段继续完成前一个阶段未竟的任务，具有本不可分的整体性。通贯的视角犹如长焦距的审视，呈现了二十余年议礼过程中的跌宕起伏、曲折多变，以及伴随议礼而产生的人事沉浮、政局畸变，嘉靖朝历史具有了更加明朗、深邃的景观。嘉靖帝在这二十余年里也有了不同的改变，如果说初期的“大礼议”是“以情服人”，辅之以强权武力来实现目的，那么后期的嘉靖帝更注重“以礼（理）服人”，所有礼制改革都是为实现“称宗祔庙”做铺垫，有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深思熟虑。长达二十四年的“大礼议”，通过兴献帝“称宗祔庙”，终能撇开旧的宗统，建立新宗统，达成皇权重塑的目的，建构嘉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明朝帝系从孝宗一脉转移到兴献帝一脉，下启嘉靖之帝系，实现了天命的转移。

该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大礼议”过程的细致梳理，采用类似编年的叙事体例，清晰地勾勒出议礼过程中的阶段性、议礼中的人和事，于以往学者忽略的，或者以为琐碎的史实而有新发现，洞微烛隐，豁然别解。例如第二章对于“世室与世庙”的讨论，就很能揭示“大礼议”中礼臣与皇帝之间的“斗心眼”。根据古代宗庙制度，“世室”亦是宗庙制度中的一环，起自周代，是宗庙制度里的特殊设置。当时以周文王、武王有开国之功，特立百世不迁的专庙，称为“世室”。居于世室的神主，无论传多少代、世系多远，皆不行祧迁，即不把神主迁入供奉远祖神主的祧庙。也就是说，世室与宗庙相关，实为一体，入世室者就是入太庙，且为不迁之祖宗。对于嘉靖帝来说，他希望通过立世室而直接将兴献帝祔庙；但对于礼臣席书、张璁而言，此乃非礼之至，“生为帝统，死为庙统”，兴献帝从没有做过皇帝，是决不能入宗庙的。于是，礼臣们谋划为兴献帝建“世庙”。按照“礼以义起”的精神，世庙是私亲庙，处于宗庙之外，无论是实质上还是空间视觉上都是有别于宗庙的。礼臣们劝说嘉靖帝，为兴献帝“建世室”不合礼仪不说，即使献皇帝得入太庙，仍须服从庙制，将与孝宗皇帝同祧迁，还不如让献皇帝自立别庙，反而长享后世子孙的奉祀。嘉靖帝心有不愿，但鉴于时情，最后采用“建世庙”方案。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大礼议”中张璁等人并非没有原则、违反礼制地一味迎合，而有以礼相持、以礼相规的一面。

又如“大礼议”与王阳明心学的关系，也是学者们讨论“大礼议”时常常提及的问题。典型的看法是，张璁等人以“人情论”反对杨廷和的“濮议论”，而言“情”是王学的一大特征，“人情论”与王学有关系，认为席书、张璁、方献夫等人都受到王学影响，“大礼议”也就受到王学的影响。《大礼议》一书从细密的考证出发，提出赞同“人情论”与否是一回事，学术信仰又是一回事，不可等同视之。况且思想与现实常常紧密纠结，学术与政治也无法互相化约。若把“大礼议”衍生的党派之别，直接套用在思想史的话，或许会忽略了行动者的思想实有其复杂性，必须顾及他们的现实考虑。嘉靖皇帝采纳“人情论”，只是基于现实需要，未必真正认同“人情论”背后的思想体系。易言之，终嘉靖一朝，阳明学派仍居于蛰伏状态。即使“人情论”成功地压制了“濮议论”，议礼新贵也确有人心服王学，但不表示嘉靖皇帝采用“人情论”便是王学思想在政治上的抬头，也无法证明嘉靖朝的王学思潮已足以 撼动官方理学意识形态。这样的认识是理性的，没有在“泛王学”的思潮中人云亦云。

该书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重视议礼文本，通过对《献皇帝实录》《明伦大典》《大礼或问》的深度解读，实现作者进行政治文化分析的学术旨趣。诸如《明伦大典》这样有关“大礼议”的总结性文本，以前的研究少有注意，原因在于它与《明世宗实录》、张璁等人文集所载内容多有相同，于是弃而不用，没有意识到《明伦大典》的独特性。具体而言，就是忽略了嘉靖皇帝为何把《大礼全书》改名为《明伦大典》，为何采取史书《资治通鉴》体例，为何增加欧阳修主张尊亲的观点，等等。如此，则难以明了嘉靖皇帝纂修《明伦大典》的用心：他欲利用《明伦大典》建构“人情论”的理论体系。故《大礼议》一书立足于《明伦大典》与“大礼议”的内在关系，探究《明伦大典》如何影响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作者指出，《明伦大典》采取有利于嘉靖帝的叙事基调，以国家政书的优势地位，假借“史官曰”，定出“大礼议”的评价标准，强调“大礼议”合乎情、止乎礼，无违宗法制度，试图否定杨廷和等人的“濮议论”，并把他们定为欺君罔上、破坏人伦之徒，给“大礼议”下了历史的定论。通过《明伦大典》的编纂，权力操纵了对政治话语的解释权。作者通过考察明代的沈越、范守己等人在撰写嘉靖朝历史时对于《明伦大典》不同程度的引用和接受，发现他们深受《明伦大典》的文化影响，直至入清之后，其影响力才开始降低。如此，“大礼议”中的典型文本就有了难以掩盖的光芒。

《大礼议》涉及的问题重大，头绪繁多，要围绕主题把相关问题熔于一炉，条分缕析，论述严谨，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人说，礼学向称难治，研治礼学，须有老吏断案的精审和识断。一个青年学者面对浩渺的文献和众多时贤的成果，毅然以东流注海一往无前的精神完成这部厚重的著作，值得赞赏。至于文中何处分析精当、新论迭起？何处旁枝斜逸，游离于主题之外？还须读者明鉴。

赵克生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