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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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1740 年）秋，京城发生了一起涉及九卿的丑闻。一位名叫俞君弼的富豪去世，其身世颇为传奇，本是工部凿匠，后投机钻营成为巨富。可命运弄人，他年过半百却无子，过继的孙子年仅九岁，在他离世后家族陷入了争产风波。
俞君弼早年收养的义女之夫许秉义，觊觎俞家财产已久，趁主持葬礼之机，遍邀九卿，妄图借声势夺产。他贿赂内阁学士许王猷，游说京城九卿，以重金诱惑众人。于是一场闹剧上演，匠户葬礼竟无比风光，许王猷亲自主丧，陈浩里外奔走。
乾隆刚坐稳皇位，对朝廷威仪极为重视，听闻此事后立即派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彻查。当时官场已现荒诞之风，顺天府尹张鸣钧未奏请便先没收两万两银子，礼部侍郎吴家骐以丁忧之名躲回老家，其他官员忙着销毁证据。鄂善查明情况后上奏处理意见，乾隆对其果断查办颇为满意，赏赐 “紫禁城骑马”，并下谕旨戒饬九卿，以为此事就此平息。
几个月后的乾隆六年三月，陕西道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密折打破平静。密折弹劾鄂善受贿，称俞君弼义孙俞长庚托请鄂善，送银一万两求其关照，还提及许秉义被杀后，大学士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赵国麟亲往吊丧。乾隆震惊于九卿的贪婪，质疑仲永檀的弹劾是否属实，毕竟鄂善刚主办此案，同时也意识到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朝堂阴谋。
当时朝堂有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位军机重臣，乾隆对他们既倚重又防范。仲永檀弹劾对象涉及张廷玉一派，乾隆敏锐察觉到这可能是借故打击异己之举，无论鄂尔泰是否指使，都必须敲打。于是乾隆展现出高超的帝王之术，认为鄂尔泰对张廷玉的撕咬有罪，反而要为张廷玉开脱。
乾隆召来鄂尔泰、张廷玉、纳亲等军机重臣询问看法，张廷玉矢口否认送帖之事姿态恰当。鄂尔泰却大义凛然主张交刑部彻查，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纳亲则和稀泥，称鄂尔泰所言对但应慎重。乾隆先轻描淡写下口谕让刑部侍郎杨嗣璟调查，随后推翻口谕，钦点七人专案小组彻查，成员包括三位军机重臣、两位王爷、大学士徐本和内务府大臣来保。此小组既平衡各方势力，又暗示为张廷玉和徐本开脱，而被弹劾的鄂善不在其中，因其成为主要调查对象。
专案小组很快查明真相，原来许秉义之妻仍想夺产，俞氏婆孙决定贿赂九卿，经高人指点，认为鄂善是关键，便托人带话以一万两银子求其不过问。鄂善虽犹豫，但听来人提及张廷玉已答应送帖便信以为真。专案组上报结果及鄂善家人和知情人招认后，乾隆盛怒感觉被欺骗。鄂善为自救先是承认受贿一千两，后又翻供，乾隆却认定其欺君，鄂善成为乾隆首个赐死的亲信重臣。
这一事件中乾隆的帝王心机尽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鄂尔泰本想借题发挥，却弄巧成拙；张廷玉看似逃过一劫，实则罪过仍被记着。而鄂善深陷官场险恶之处误信他人，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此事件也让后人看到乾隆朝官场的复杂与阴暗，各方势力在利益和权谋间的角逐，尽显人性的贪婪与官场的荒诞。
鄂善之死如巨石入水，在朝堂激起千层浪。众臣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官场中的言行举止，生怕一个不小心便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此事过后乾隆对朝廷官员的掌控更为严苛，他借鄂善一案，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让官员们深知在其眼皮底下，绝不容许有任何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之事。而鄂尔泰与张廷玉，经此一遭表面虽依旧维持着军机重臣的体面，实则在乾隆的制衡之术下，行事愈发谨慎小心。
官场的风气在这一场风波后看似有所收敛，权力的诱惑从未消失，暗流仍在涌动。此后官员们在参与各类事务时，无不揣摩上意权衡利弊，生怕卷入莫名的纷争之中。乾隆则继续施展着他的帝王权谋，在这复杂的朝堂局势中，巧妙地维持着各方的平衡，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稳固如山。而那道密折背后所隐藏的官场百态，也成为了乾隆朝历史中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权力游戏中的危险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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