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300多个县，一个县有多少正式编制？九品官在县里可不是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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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是许多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以读书入仕，进入官场为最高追求。

那么，古代的官员有多少编制呢？这些官职又分别是做什么的呢？有哪些吃“公家饭”的人呢？由于历朝历代的官制变化较大，我们今天就先以清朝为例，讲讲清朝都有哪些官吏。

自从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之后，县就成为了中国的基本行政单位之一。而清朝的县随着领土变化和行政制度的调整，其数量也有所不同。我们取清朝中期的一个结果，当时清朝有1300多个县，而各个县的官员设置也因为地方情况而有所不同。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当时吃“公家饭”的人其实分为“官”和“吏”两种，官吏通常连起来说，但其实这两者的级别和职责都是不同的。

一般官负责的是整体的领导，主要和吏打交道，很少直接接触老百姓个体，少数清官除外。而吏负责的是打理具体事务，是直接和老百姓接触的。我们经常在各种影视剧和小说中看到的“衙役”，就属于吏员一类。一般而言，吏员的数量都是远远多于官员的。

那么吏员都是吃公家饭的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吏员中的头头，也就是所谓的“班头”一般都是可以从朝廷领工资的，算是吃公家饭的。一般而言县里也跟朝廷一样设立六部，只不过在县里就是“六房”，也就是户、吏、礼、工、刑、兵六房，这六房的长官也是可以从朝廷领工资的，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一份钱粮。

当然，吏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能从朝廷领工资的。那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难道真的是自愿为朝廷服务的志愿者吗？当然不是，他们虽然不能直接从朝廷那里领工资，却可以通过朝廷给他们的权力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份“工钱”，广义上来说也是“吃公家饭”。至于怎么获得，我们之后会说。

并且清朝的官员和吏员之间的界限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清朝的吏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成为官员的。清朝有一套“吏员考职之制”，每隔一段时间会对吏员进行考核。

一般而言吏员的任职期限是五年，任职期满之后如果想当官，就可以到京城参加考核，这一考试一般在每年七月举行。吏员如果考核成绩优秀，就可以被授予正式官职，算是由“体制外”转入“体制内”了。甚至还有吏员后来做到高级官员的，当然这就是极少数了。

而县里的官员自然就都是吃公家饭的了，都属于“体制内”。只不过这具体层级还有所不同，根据“有品”还是“无品”可以分为“入流”和“不入流”两类。

一般而言一个县里的文职中只有知县、县丞、主簿、教谕、训导、巡检六人是有品级的，属于“入流官”。并且这还是在“高配置”的情况下，小县里不会设置这么多官员，有的则是一个官员身兼两个甚至三个官职，就这么凑合着过。

除此之外还有不入流的官员，这就多了去了，我们后面会一一介绍。但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入流官还是不入流的官员，都属于朝廷的正式编制，是在官员簿册上有名字，可以按时从官府领取工资的，只不过具体待遇有所不同。

而如果按照类别分，一个县的文职官员还可以分为正印官、佐贰官与属官三类。所谓正印官就是一个县的最高官员，直接掌握“县印”也就是一县大权的，一般而言只有知县一人。所谓佐贰官就是直接与正印官对接，负责辅佐知县的，一般而言就是县丞和主簿两人。而一个县的大多数官员都是属官，就是负责各项不同类型事务的官员，属官就多了去了，其具体数量根据县的大小和类型又有所不同。属官类似于一个县的部门长官，算是古代的“县局级”领导。

那么属官具体都有哪些呢？按照最高配置来算，一个县会配备知县、县丞、主簿各1人，巡检3人，除此之外教谕、训导、典史、驿丞、闸官、税课大使、县仓大使、河泊所官、医学训科、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各自都只有1人。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官员对应的就是县里的局长级别，一个县里总共就这些官员。但一个局里不可能只有局长吧？因此这些官员下面的处长、科长和普通科员等等都属于吏员。一般而言类似于处长级别的还是能从朝廷领工资的，而处长以下的就没有工资了。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要成为有品级的“入流官”有多难，哪怕你是类似于县里局长的级别，也不一定有品级呢！所以用“九品芝麻官”来形容一个人仕途不顺其实并不准确，能够有品级本身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县里的大多数官员甚至都没有九品，而是“不入流”，这些不入流的官员下面还有吏员呢！九品芝麻官真不能算下层了。

当然，以上所说的官员配置属于最高配置，包括了清朝设立的所有县一级文职。实际上一个县真正的官员没有那么多，有的小县甚至总共就五六个官员，也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些官吏具体都是负责做什么的呢？我们一一来看。

知县大家都很明白，也就是一县之长，掌管着一个县的最高权力。理论上讲一个县的事务全都归他管，当然实际上一个人是处理不了那么多事务的，因此知县往往只负责总揽全局，具体事务由下面的官员处理。

县丞类似于常务副县长，负责辅佐知县处理各方面事务，并与各部门的负责官员具体对接。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县里的“正官”知县往往已经不管事了，只负责捞钱，负责处理县里事务的县丞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县长。

主簿主要负责处理文书，或者专管部分县里的部分事务，比如钱粮、户籍、巡捕等等。如果县里没有对应部门的官员，那这些职务就会由主簿担任。大概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但同时又兼任了县里一个局的局长。

当然，这里说的是在县里直接辅佐知县的县丞和主簿。实际上有的地方县丞和主簿还不在县里，而是被派往县里的某个重要乡镇或关口处理事务，类似于乡镇书记。

典史主要负责管理监狱和司法两块，算是检察院院长兼法院院长，同时又兼任县里监狱的最高长官。有的小县城没有主簿，那么典史就还会兼任主簿。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有人跑到县衙告状，然后知县负责审理的画面，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因为真正负责县里司法，处理告状事务的是典史，而非知县，告状也应该是向典史告状。知县是负责总揽全局的，如果什么都要亲力亲为，那哪怕一天有一百个小时也不够用。除非是某些已经惊动了上级的轰动性大案，知县才会亲自过问。

巡检则主要处理地方上的治安事务，负责缉捕盗贼，稳定社会秩序，类似于县公安局长。有的大县因为管辖范围广，事务复杂，最多会有三名巡检，一般县城就只有一名巡检。

驿丞负责管理驿站事务，官员们的迎来送往，县里道路的维护，信件传递，官府物资的运送等都归他管。类似于交通局局长，但实际职权范围更广。

闸官设置得比较少，主要负责管理各个大坝重要位置上的水闸，全国只有32人，往往设置在靠近水坝的县。

税课大使就更少了，他们不是什么税都管，而是只负责收商税，因此只在少数商业极为发达的县城设置，全国仅有四人，分别位于江苏的六合县、仪征县，浙江的钱塘县、仁和县。

县仓大使只在天津一地设置，专门负责管理仓库，主要是考虑到天津在运输上的重要地位，因此朝廷在这里专门设置了一个县仓大使。

河泊所官也只在广东的南海县和番禺县各有一人，主要是考虑到当地渔业发达，因此专门设置了这么一个官员来收渔税。

医学训科则是县里的标准配备，每个县都有，主要负责县里的卫生、医疗事务以及防治疫病，类似于卫生局局长。只不过在某些小县或偏远地区，医学训科有时会空缺，又得由县丞或主簿兼任。

阴阳学训术则是负责观星象、占卜和看风水的，现在不讲究这一套了，所以很难找到对应的部门。

僧会司、道会司则分别负责管理县里的僧人和道士，有时就是由县里的住持和道长担任。类似于宗教事务局，只不过是县里的机关。

而教谕、训导等都属于专门的教育体系，在清代是与行政体系分家的，不归行政官员管，而是直接听命于上一级的教育部门。也就是说知县无权管理教谕、训导，他们只不过是一起办公而已。教谕、训导是直接对省里的学政负责的，教谕是正官，类似于局长，训导是副官，类似于副局长。

当然，县里除了文官，还有武官。但武官的品级就比较多样了，一个县里配的是什么等级的武官，往往跟该县的规模和军事重要性有关。这里同样按照最高配置来算，一个县就有游击1人、守备1人、千总2人、把总4人、外委6人，县里的最高武官就是游击，为从三品，守备也有正五品。看起来比文官的级别高得多，实际上并非如此。

由于“重文轻武”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武官往往被视为大老粗，比文官的地位要低得多。所以县里游击和守备的地位实际上低于知县，有的甚至见了知县还得下拜。

当然，大多数县城里也没那么多武官，一般而言县里的最高武官就是守备，武官人数就是八到十人。只有部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县，才会以游击为最高武官，并配备齐全以上的官职。

而在这些官员之下，就是负责打理具体事务的吏员了。吏员的头头，也就是各处处长，一般都还是有工资的，但再往下的普通吏员就没有工资了，那他们吃什么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靠着官府，自然是靠着官府授予他们的公权力为自己牟利。

比如负责管理监狱的吏员就会勒索犯人及其家属，负责管理城里摊位的吏员就会勒索小商小贩，负责管理酒楼茶楼的就会勒索酒楼茶楼，负责管理妓院的就勒索妓院，负责管理工匠的就勒索工匠，负责管理农民的就勒索农民，以此类推。

在当时，吏员勒索百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勒索的是多数，不勒索的才是少数。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吏员大都没有工资，不勒索的话难道喝西北风不成？更何况就算是有工资的吏员，那点工资和官员的工资也根本无法相比，真指望他们为朝廷志愿服务？

只不过他们在盛世勒索的少一些，有规律一些，在衰世勒索的多一些，更繁杂一些，如此而已。普通吏员就是这么吃“公家饭”的，吏员能够按规律来勒索，不随意“涨价”，这在老百姓眼里就已经算好人了。

这种畸形的吏员政治造成了许多恶果，本来官府不给普通吏员发工资是为了节省行政成本，但由于这一系列恶劣影响，实际上反而增加了行政成本。

吏员们地位低，大多数还没有工资，却又真正掌管着县里的具体事务。这就导致许多吏员将不满发泄到了老百姓身上，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盘剥勒索。

并且由于他们是实际上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因此对于老百姓而言，这些吏员比高高在上的官员更可怕，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就是这么来的。直到清朝末年开始进行官僚制度的近代化改革时，这一现象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