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莱农和莉拉的写作故事，灵感来自这些想象

根据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系列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的 剧集《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正在热播。

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 （莱农和莉拉） 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我的天才女友”成为一种比喻，读者们用它指代自己生命中那些有过深刻羁绊的伙伴。许多评论家认为费兰特写出了女性史诗，找到了女性讲述的语言，揭示出历史上一直没有接纳女性的真相 。

新书《页边和听写》收录了埃莱娜·费兰特于“新冠疫情”期间四场由他人朗诵的特殊演讲。她从自身的阅读写作史中提炼出“说出事情的原本”“我们所需的巫术”“必要的另一人”等关键主题，并通过阐释影响自己的作家，勾连起自身写作过程和经典作品的联系。尽管费兰特的真实身份至今是谜，但这些分享清晰地展示出其写作理念的形成与变化。

以下内容选自《页边和听写》第二章“蓝宝石”，较原文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 [意] 埃莱娜·费兰特

《页边和听写》， [意] 埃莱娜·费兰特 著，陈英 译，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8月。

我的写作原则：

说出事情的原本

我在一本保留至今笔记本上写道：写作的人的任务，是把自己给别人或别人给自己的冲击写下来。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引用了德尼·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各和他的主人》里的一句话：说出事情的原本。但那时我根本就没读过这本书，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老师引用的一句话，也是她给我的建议。

我从小就对真实发生的事情充满热情，总想把那些事准确描写、描述、记载下来，必要时也会选择闭口不谈。我无法控制自己，总想着冲向这个世界、其他人，把发生的事情讲述出来。

我想，所有偶然地催生一个故事的东西，都在故事之外冲击着我们。我们也会扑向这些事情，陷入其中，变得迷乱。我们体内除了脆弱的器官，别无其他。我们说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头脑的持续波动，那些闪烁的东西想要呈现出来，成为具体的声音和文字。

我环顾四周，充满期待，那时对我而言，写作主要是视觉性的：颤动的黄叶、咖啡壶亮闪闪的金属部件，母亲无名指上，蓝宝石戒指发出天蓝色光芒，几个在庭院里争吵的妹妹。我想变成一面镜子，把那些浮光掠影的碎片前后联系起来，镶嵌在一起，故事就诞生了。这对于我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我一直都这么写作。

但那个时期过去了，一切变得复杂起来。我不再安于现状，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样行得通行不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我感觉自己已经不会写作了。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和我喜欢的书媲美，也许是因为无知？缺乏经验？

或者是因为我是女人，有点矫揉造作？要么就是我很笨，没有天赋？我写下的任何东西都死气沉沉：房间、窗子、社会、好人、坏人，人物的衣服、表情、想法，还有那些物件，即使拿在手里也了无生气。还有声音，我居住的城市的方言，在写作中让我很不适，一旦写下来就和真实的方言相去甚远。我努力写出优美的文字，方言夹杂其中，感觉很刺眼。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L'amica geniale Season 4，2024)剧照。

从青少年起我就顽强地追求“真实”，后来却证明我在这个方面无能为力。我无法精确还原现实，甚至没法讲清楚事情是什么样的。我尝试写作想象出来的故事，以为这样会简单一些，后来也放弃了，尝试转向新先锋主义。但我还是需要基于那些真切发生在我或其他人身上的事，这种需求很强烈。

我以认识的人为原型，塑造了一些人物，我描写他们的动作和说话方式，就好像我看到、听到的样子。我会描写风景、光线的变化。我会忠实描述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迥异的经济、文化环境。尽管很讨厌方言，但我还是在写作中给方言留了一席之地。总而言之，我记下了一页页的笔记，都来自真实经历，但我得到的只有挫败感。

在这时，就像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我在读书时偶然遇到了一本对我很有用的书，那就是《宿命论者雅各和他的主人》，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但关于这本书，我不想说它有多么重要，那要从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谈起。这两本书都说明了这一点：讲述一个故事很难，但越难会让人越想去讲。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尽自己所能写出事情的真相。我不再像之前那样苛求自己，后来我觉得，我写了一本还不赖的书，这让我产生了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想法——这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我还想附上一封信，详细解释一下我是怎么想到要写这部作品的，是基于什么人、哪些真实发生的事。

我真的动笔写了那封信，写了很多页。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很清楚。我提到了围绕着真实事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小说中的故事逐渐形成。我写了一些真实的人和地点，经过筛选和扩充，一点点变成了故事中的人物，还有事情发生的背景。我还提到了自己遵循的传统，对我有启发的小说：它们有时是帮助我塑造一个人物，有时是让我布置一个个情景，甚至是设计一个动作。最后，我会分析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变形，变得残缺不全，但我也为之辩护，因为这无法避免，我会进行分析，把这当成一种必要的媒介。

但我越是沉浸于这些材料之中，文字所表达的真相就越来越复杂。因为这里有很多我、我、我。我有放大缺点、回避优点的倾向，有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那本书中，我隐约看见（我觉得这是第一次看到）一些模糊的东西浮现，但写下来会让我很痛苦，因此我没有把它们写出来。我渐渐变得语无伦次，最后只能停下笔。

我并不是想说，我凌乱的写作在那一刻突然找到了突破口。在那之后很多年，我又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也写了些不尽人意的东西。在此我想鼓起勇气说，如果我在写作上有一些小小的发现，那是因为我遵循了一个不太严谨的写作原则（尽可能说出事情的原本），还有那封写给出版社的自省的信。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小发现。在那之前，我一直用第三人称写作。那封信我用的第一人称，真是越写越语无伦次，但同时我也越投入，我觉得这是可以尝试的方式。

第二个小发现。我意识到，在成为文学现实的过程中，现实无法避免会沦为一系列丰富的表达技巧。如果这些技巧运用得好，会让读者产生这样的感觉：书中讲述的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具有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内涵。总之，讲述的并不是事实真相，那只是一些迷惑人的手法。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应该假装没人写过或讲过的“真实”就在那里，“真实”得到了完美呈现，让人忘记了文字符号。

第三个小发现。每个叙事都会有一位男性或女性叙述者。故事中，无论他们是隐匿自我，还是间接表达自我，或伪装成第一人称叙述者，或直接以整个文学创作的作者出现，在作品封面署名，因为本性、构造不同，他们只能是现实中的一个“碎片”。

第四个小发现。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从追求绝对现实主义，变成了持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现在可以说，只有当我也是外界的一部分在讲述自己时，我才能讲述外界。

第五个小发现。在文学写作中，永远不可能把碎片的旋涡，强行规整在语法和句法的框架下，正是这些“碎片”构成了真实。

在试错中不断向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写作出版的书，都是在这些信念的支撑下完成的。三十多年前，我就告诫自己：执着于讲述出事情的原本，可能会让人束手束脚，因为无数的失败和偶尔的成功，可能会让我变得又聋又哑，变得虚无，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去讲述。至于结果，谁知道呢，也许我运气比较好，会讲出事情的原本。我在不断尝试和错误中一步步向前。

起初，我只是不想让执着于写作的双手劳而无获，但后来我越来越投入：我塑造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在与世界偶然的互动中，她非常激动，她辛苦建立起来的自我也在不断变形，她遭受的伤痕、损害，她的焦虑激发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可能。当她以这种方式经历一个越来越难以掌控的故事时，这或许已经不是故事，而是一团乱麻，不仅“讲述者”，包括作者本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都被卷入其中。

电影《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2021)剧照。

在《烦人的爱》《被遗弃的日子》和《暗处的女儿》中，我的态度变得缓和，不再坚持讲述“外部”的情况。有一种特定的讲述姿态，我从来没表露出来，我的任务是在现实主义文学的长卷中写出真实的故事。我从文学宝库中汲取了所需的东西，并没有区分高低俗雅。我不是讲述的声音，我转向了女性第一人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会讲述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确实会发生偏离，始料不及的颠簸、冲击，都会使她依存的稳固棋盘陷入危机。

我想象，（书中的主人公）黛莉亚、奥尔加、勒达是用第一人称在讲述，在读者眼中，是她们在写作，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这让我可以想象（我要特意强调“想象”这个动词）那个写作的“我”，并不是一个在履行各项其他职责，同时也在搞文学的女人，而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创作者，这个作者在创作黛莉亚、奥尔加、勒达的文字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我觉得，这是在划定“自由”的界限，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尽情施展，不必自我审查，展示出才能和无能，缺点和优点，无法愈合或缝合的伤口，幽暗的情感和情绪。不仅如此：我觉得可以让这种双重写作带来成果。因此我尝试过协调两种写作，运用那种顺从的笔法，推动伪现实主义缓慢前行，那种最狂野的文字，用它的虚构来粉碎之前的虚构。

在这三本书中，我都是用一种严密、紧扣主题的方式开场，构建起一个世界，每个“脚手架”都在正确的地方。那是一座坚固的笼子，是我用必要的真实效果构建起来的，我隐秘地运用了古今的神话，也采用了我从阅读中获取的东西。

后来，一种混乱的写作降临了（至少我很在意这一点，我希望这种写作降临），这种分崩离析的写作，会产生很多“矛盾修辞”：美丽的丑恶，丑恶的美，会掀起矛盾与不和谐。这种写作会把过去带入现在，又将现在带入过去，混淆母亲和女儿的身体，颠覆既定角色，把女性的痛苦怨毒转变成一种真正的毒药，会卷入动物，把动物和人混合在一起，会杀死那些动物，会让一道普通的门忽然打不开，又莫名其妙可以打开，会让树木、蝉、涌动的大海、别针、娃娃和沙虫和充满威胁，带来痛苦、致命的威胁或者救赎。

这两种写作都是我的，黛莉亚、奥尔加、勒达单独的写作也都属于我。我描绘人、时间、空间，但使用的语言都来自人物、空间、时间本身，就像造物者与造物，各种形状用一种让人眩晕的方式混合在一起。

总之，这种写作是虚构故事中，黛莉亚、奥尔加和勒达随机讲述的结果；也是作者“我”——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虚构，被多年的阅读塑造，充满写作的狂热——有意虚构让写作变得凌乱的结果。我可以说，我就是她们的自传，正如她们也是我的自传。

在写作中，我拒绝保持距离。如果她们零距离审视自己的伤口，那我就零距离呈现她们的痛苦。我——作者，已经融入了她们的体验中，像她们一样孤立无援，我会避免自己从真正见证事情真相的外部的局外人视角去写作。

在《烦人的爱》和《被遗弃的日子》中，那种自我封闭是一种写作的选择。比如，我和黛莉亚都不知道，她母亲在沙滩上经历了什么；我和奥尔加都不知道，公寓门为什么忽然坏了，又突然可以打开。我可以像黛莉亚和奥尔加一样做出假设，也和她们一样满足于这种假设，因为我们都无法验证真伪。

最极端的、精心设计的处境是在《暗处的女儿》中。故事中，勒达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她偷了那只娃娃，自始至终她都无法解释自己这个行为的意义。我——埃莱娜·费兰特，我构思了我的小说还有她的讲述，营造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让我们两人的讲述陷入孤立，到达一个无法回头的点。

《我的天才女友》的

灵感来源

有几年，我都觉得《暗处的女儿》是我最后的作品，或者是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我年轻时对绝对现实主义的狂热追求已经消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剩下对真相的追求。我拒绝夹杂着方言的自然主义纪实文学，拒绝华丽的美文写作，拒绝那些永远抬着头、斗志昂扬的女英雄。

我小说中的女人，我觉得是用一种真实的方式讲述她们，讲述自己，最后的结果是，她们都陷入了一种唯我论中，但我依然坚持这一点。我看到，作为作者，要不是这样，只能让故事变得不真实。如果没有别人的推动，就很难讲故事，这条老规矩一直很稳固。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 L'amica geniale Season 4， 2024) 剧照。

后来，很偶然的情况下，我重读了菲尔特瑞奈利出版社（Feltrinelli）的一本书：《你看着我，讲述我》（Tuche mi guardi, tuche mi racconti），作者是阿德里亚娜·卡瓦列罗（Adriana Cavarero）。

我发现她引用了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还有小说中与鹳有关的寓言。激发我灵感的是一章的标题：《必要的另一个女人》（L’altra necessaria），这一章记录了与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详细对话，主题与自恋有关，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必要的另一人……就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是另一个人，脆弱、不可替代，也无法判断。

我记得这段话让我很震撼。我觉得，“必要的另一人”也许就是我所需要的，这样可以让我在延续前三本书的主题的同时也所有突破。

但我想要从头说起，卡瓦列罗在写作中参考了很多作品，也借鉴了重要的意大利女性主义著作《别以为你有权利》（Nen Credere di avere dei diritti），这本书由米兰女性书店出版。

她从中摘录了一个关于女性友谊的小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会斗争为工人获取了一项权益，为没完成学业的男女工人开设为期三年的课程。艾米莉亚和阿玛利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认识的。阿玛利亚是个天生的讲故事高手，开始她觉得艾米莉亚很无聊，一直在讲同样的故事。但后来她们要相互阅读课上的练习，阿玛利亚开始对艾米莉亚、对她写的文字产生了兴趣。艾米莉亚很欣赏阿玛利亚的才能，甚至流下了羡慕的眼泪。因此阿玛利亚决定写下艾米莉亚的生活经历，并把写出来的文字送给她。这份礼物让艾米莉亚很感动，她一直都随身带在包里。

很多年前我就读过《别以为你有权利》，但我并没有注意到艾米莉亚和阿玛利亚。卡瓦列罗却将书中短短两页里这两个有些单薄的女性人物提取出来，用充满智慧和明锐笔触谈论她们。她指出了“女性友谊的叙述特点”。她说：“两种自述交叉起来，同时也能产生相互写传记的效果。”她写道：“这很有效……这是一种互动机制，每个女人可以讲述的事会成为自述，对方会从中得知一个故事，会讲给别人听，当然会再讲给故事的主人公听。”她总结道：“简单来说，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为的是你讲给我。”

我看到这里很振奋，这对我来说简直太有用了，我正要写一部长篇，里面有两个女人——一对好朋友，她们的人生交织在一起，但不像艾米莉亚和阿玛利亚的故事那么有建设性。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 L'amica geniale Season 4， 2024) 剧照。

我重新拿起了《别以为你有权利》。这本书中关于艾米莉亚和阿玛利亚的那几页，对我当时正在构思的小说启发很大，我发现了卡瓦雷罗没有直接引用的一段话，它激发了我的想象力。阿玛利亚，那位出色的讲述者，有一次谈到艾米莉亚时说：“那个女人真的知道事情是什么样的，她写的句子都很零散，但真实而深刻。”（罗森伯格与塞利尔出版社，1987年）。我马上喜欢上了那些字眼：“真的”，“真实而深刻”。

卡瓦雷罗写道：“我们不知道，艾米莉亚放在包里的那几页备受珍爱的纸上写了什么。”但她既不为失去阿玛利亚的文字感到遗憾，也不为艾米莉亚的零散的句子丢失感到惋惜，这些片段被她称为“书写自传的笨拙尝试”。理由很充分：卡瓦雷罗的分析，倾向于强调讲述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产生的积极作用，而不是处理两种文本之间的动态关系。

但我对失去那些文本感到很惋惜，我觉得那些文字与我作为写作者遇到的问题很接近，因为我很清楚什么是勤奋的写作，什么是突破边界的写作。我幻想着，如果我能拿到阿玛利亚的作品，就能在其中辨别出艾米莉亚写的真实而深刻的句子。我几乎可以肯定，莱农和莉拉的写作故事，灵感就来自这些想象。

实际上，对我来说，读到阿玛利亚表达钦佩之情的话，她朋友的“零散的句子”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写作”，一种发自内心的写作（但丁会这样表达：那些文字几乎是自己倾泻出来的），会落在某个笔记本的红色横线之间。简而言之，我想象阿玛利亚通过杰出的写作才能，把艾米莉亚残缺的文字整合在一起，而艾米莉亚——“必要的另一个人”对此很满意。

这里我要说的是，卡瓦雷罗没有把这个评价用在艾米莉亚身上，而是用在了爱丽丝·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身上，这个人的自传（注意是自传，而不是传记）是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写的。我为我的长篇小说打草稿时，重读了《爱丽丝·托克拉斯自传》，正是阿德里安娜·卡瓦雷罗写的那几页文字促使我重读了它。正是这些话，让我重新审视这本书。以下：

这本书是自传和传记的重叠……格特鲁德通过她的朋友、同居者、情人爱丽丝之口，来讲述自己的生活……格特鲁德·斯坦因带着强烈的自恋，通过交织的故事，成功写出了一部文学作品，她在里面闪闪发光，而爱丽丝就像观察她，讲述她的故事的另一个女人……

也许正是从这里开始，莱农和莉拉之间的关系，她们的写作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变得更加清晰。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开始觉得可以摆脱奥尔加、黛莉亚、勒达了，尤其是，我要致力于塑造一个必要的“他者”，讲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她们彼此融合，但又不能完全相容。

我最后想强调一件事。让我觉得神奇的是：一个女人——封面上署名的女人，她通过“必要的另一个人”之口，大胆地把自己说成是天才，并和两个男性比肩，还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如此厚颜的行为让我觉得有些好笑，甚至有些可爱。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但我想正是在那一刻开始，我决定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标题《必要的朋友》改为了《我的天才女友》。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 [意] 埃莱娜·费兰特；摘编：荷花；编辑：王菡；导语校对：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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