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驼峰航线"为何差点成他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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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在前往开罗会议途中，一架银灰色涂装、尾翼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道格拉斯C-47飞机，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浓雾深锁的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

行走在波涛汹涌的青藏高原峰顶蓝白相间的云海上，蒋介石这架有如蓝色鲸鱼般的座机，翱翔于这条举世最惊险的喜马拉雅山航线，这便是后世史家惯称为“二战”飞机坟场的“驼峰航线。

抗战时期，中美空军特别为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中的中国大后方，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与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维系大后方军需民用、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补给通道。

1、驼峰航线的危险

“二战”期间，虽然纳粹德国与美国都先后研发推动力道强劲的喷气式飞机，但仍未发展成熟进行批量生产。螺旋桨式仍是主要而唯一的飞机发动机类型。因而，受到螺旋桨飞机性能限制，喜马拉雅山区早先是飞航禁区，许多飞行员担心飞机发动机可能发生死机意外——恶劣天候、险峻地形与极端气压低温造成的机械异常时有所闻，没人敢飞往此——超高海拔、空气稀薄、气压超低、温度极低、山峰重重叠叠、地形奇伟险峻、气候极端多变莫测之地。

经验老到的飞行员即使克服了飞机性能上与驼峰所有严酷环境的诸多限制，也只敢紧贴山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常小心谨慎地飞行，唯恐稍一不慎，飞机不是撞山，便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强劲“风切变”（又称“风切”或“风剪”)所摧毁，这种“风切”或“风剪”就像魔鬼在高空中拿着一把利剪，朝着飞机突如其来地猛呼巴掌，让飞机忽然瞬间失速，一头栽在漫无际涯的万丈深渊之中，化为齑粉与一缕青烟。

这条航线因飞行轨迹随着喜马拉雅山高低起伏状似驼峰，因而被取名为“驼峰航线”。根据美国军方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为了有效执行运补中国大后方的任务，由美国空军主导的运输机队，为中国后方基地空运各类军事物资约65万吨。

中美空军共有514架飞机在飞越驼峰过程中失事坠毁，其中，由民国政府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共有46架飞机失事。这些失事坠毁的飞机主要为C-46及C-47。

总计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团队人员牺牲，共计超过1500人葬身于此。

蒋介石坐在飞行于“驼峰航线”之上的委员长座机上，竟然难掩其焦躁神情，不断往机舱窗外张望。有关“驼峰航线”上发生的大小事故，他几乎了如指掌。

好比是1943年10月之前，经常为蒋介石驾驶座机的林大纲，第一位专任委员长座机驾驶，这位不到30岁的福州籍小伙子，“欧亚航空公司”最优秀的中国籍飞机师，在“驼峰航线”执行运补任务时，不幸壮烈殉国，看见这份报告，蒋介石伤恸不已。

蒋介石还依稀记得1942年夏天，中国从美国买进了几架珍贵的道格拉斯C-47飞机，飞机隶属于中国与德国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蒋介石特地为这架飞机取名“昆仑号”。

尔后这架“昆仑号”除了到印度执行运载军事物资回国之运补任务外，基本上成为蒋介石飞临各省视察军政事务的交通座机，但还谈不上是元首专机。但凡蒋介石第二天要飞往外地，侍从室会在第一时间首先指示航委会派飞机，航委会便会立马通知“欧亚航空公司”，命令该公司把最优秀的飞行机师林大纲调来飞委座这趟公差任务。

所以那段时期林大纲俨然是蒋介石的专业座机驾驶，“昆仑号”C-47运输机也成为委员长的标准配备座机了。

林大纲平时常为蒋介石开飞机，其他时间则是作为航委会专门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道格拉斯C-47的教官。

民国政府那时似乎已有预感，一旦缅甸失守，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重庆与大后方的军需民用重要物资，恐怕都得靠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飞越驼峰，来承担艰巨的运输任务。

“昆仑号”C-47运输机成为委员长座机时，飞机也做了若干“装修”。

2、改装而来的“专机”

滑稽的是，这款美国人设计制造的C-47运输机，原本是美国军方为了应“二战”时期越来越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将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的DC-3民用客机改装而成。所以，“昆仑号”卖给中国时，中方订货指名是要买运输机，美方便把这款从客机改装为运输机的C-47卖给了早先中德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

但现在蒋介石又频频指名要“昆仑号”C-47运输机当座机，指名要林大纲这年轻人出座机驾驶任务，军令如山，迫在眉睫，“欧亚航空公司”只有紧急命令林大纲，想办法叫技工改装机舱。

说是改装机舱，其实也没有伤筋动骨、大动干戈，重庆政府当时也没钱没条件去搞太大范围的改装。

然而，既然“昆仑号”运输机时常要拿来做委员长座机，它的机上座椅与相关配件，起码总要有让蒋介石、让随行军政干部与侍从人员有坐的地方。

还有一个麻烦问题困扰着林大纲，蒋介石平日坐惯了藤椅，这一时半刻去哪里找飞机上专用的藤椅呢？美国供总统罗斯福坐的飞机，机舱里备有飞机专用的沙发座椅。中国当时没这种条件，怎么办？没办法林大纲也得想出解决办法来！

像“昆仑号”这种C-47运输机的机舱里，只在两边靠窗户的边上，各装了一排可收可放的铝制长条座椅，长形铝制座椅没有靠背，只可供乘员背靠着机舱窗户，两边面对面而坐。如果要出运货的任务时，这两排机舱铝椅，便收拢起来，空出的机舱空间便可装货物。而如果要出委员长座机任务时，就要临时在那两排铝制座椅前方的中间位置，放上蒋介石常坐的一把藤椅。

一般飞机的座椅都是用强力铆钉固定锁死的，再怎么剧烈的空中颠簸都可以抵挡得住，林大纲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层，他把藤椅的4个脚，用铁丝与两旁的铝制座椅死命捆绑住。

林大纲这招铁丝绑藤椅的手法，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后，有了供蒋介石专用的“美龄”号座机以后，才有了像美国总统专机上配备的沙发座椅，那张蒋委员长专用藤椅终于“功成身退”。

3、林大纲之死

随着缅甸战场的失利，滇缅公路终究被日军卡断了，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大后方，在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命中一个鬼子的物资艰困年代，中美空军与“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组人员，许多奉命投入了通过艰险的“驼峰航线”运补任务，林大纲虽是蒋介石座机驾驶员，也不例外，必须支持这项吃重的运补任务。

林大纲不但自己亲上火线承担起飞越驼峰运补的任务，更了不起的是，他艰辛筹建了中国飞行员航空训练班，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培训了一大批“航空训练班”的子弟兵，为抗战空军培养了一批日后前仆后继的空中运补生力军。

1942年夏天，当第一批C-47运输机刚到大后方，中国空军飞行员几乎全部只会开轰炸机和驱逐机，没人会驾驶新型运输机。国民政府的空军只好从“欧亚航空公司”聘请一个飞行机组，到空军担任教练。这一个机组包括机长林大纲、副驾驶盘明、机械员房荫枢、报务员盛棣华等人。

林大纲是我国抗战空军第一批飞行员的导师，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子弟兵，日后都成为空运队的骨干。林大纲是航训班总负责人，兼航训班训练安排，换言之，如果不是林大纲的训练调教、身先士卒，“驼峰航线”运补任务中不会有那么多为祖国抗日战争不惜牺牲奉献自己生命的青年烈士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不幸的是，林大纲最后的这趟驼峰任务，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后40分钟，收到副机长萨本道发出的一份“飞行正常”的电报，便再也没有该机的音讯。

林大纲那架C-47运输机究竟发生了什么突发情况？到底是在崇山峻岭的重重雪山之间，遇到了变异天候？还是遭逢了老资格机师也无法规避的青藏高原致命强劲“风剪”“风切”？

整晚都没有林大纲他们的消息，到第二天，仍然不见林大纲及机组的那架C-47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迄今仍然没有人晓得这架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航委会遍询重庆、昆明、汀江各地，都没有任何音讯。最后确信，林大纲及所有机组同志都壮烈牺性在飞越驼峰途中，原因不明。

林大纲和他的机组同僚的名字，抗战胜利后全被镌刻在南京紫金山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

林大纲牺牲后，蒋介石感慨万千。每次出国到印度、缅甸乃至埃及，飞机航行必经驼峰航线，航程中颠簸摇晃至为剧烈。尤其不舒适的是，C-47运输机还没有配备今日各种厂牌飞机均有的压力舱与空调设备，所以当飞机飞到驼峰附近，高度从3000米陡升到6000米以上时，不但气压低得让人身体受不了，高空中的气温甚至低到零下好几度，往往令机内乘客冷得打哆嗦。

这些肉体上的痛苦，蒋介石都能忍受，让他真正感到苦楚的是，一则对林大纲这位英姿勃发、聪明有为的年轻人英年早逝感到惋惜，二则为众多牺牲在“驼峰航线”路上的中美两国烈士感到哀恸，但也难免为自己的万里之行生死未卜感到战战兢兢。

4、神秘的“蓝鲸行动”

1943年11月22日，蒋介石应邀到埃及首都开罗，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另外两位巨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战时与战后的国际诸多问题进行历史性会晤。

不可思议的是，在埃及开罗召开的这场国际领袖盛会，尚未正式开锣，一群美国官员却在台面下动作频频，他们秘密策划着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暗杀计划。

传说中即将成功的暗杀计划的代号，日后被以讹传讹称为“蓝鲸行动”，并声称实施这项行动方案的人，正是史迪威将军，他身兼三职：美国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特使。

史迪威从1919年北洋政府时代，就被美军派到中国北京做美军“语言教官”，专门教授驻华美军讲中国话和读简单的中文。

之后，史迪威断断续续在中国停留与工作，长达10年以上，堪称当代美国军方的“中国通”。史迪威的生活习惯已经中国化，喜欢吃中国北方菜，与中国友人交谈总爱夹杂着中文，以示他的亲华友好；甚至写日记也大量使用中文，显示自己有能力用中文思考若干抽象问题。这在当代西方人中，确实尚属异数。

史迪威不但日常生活已经中国化了，连他的思维逻辑，也经常习惯使用中文考虑与解决问题，他便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训练自己成为“中国通”。

顾名思义，“蓝鲸”以普通话发音，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谐音相同；而在形象上，“蓝鲸”，蓝色的鲸鱼，似乎正是强烈暗示着在那漫无际涯，关山万里，蒋介石搭乘银蓝色涂装的道格拉斯C-47“Skytrain空中列车”飞机，好像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条大鲸鱼。

事实上，史迪威试图在座机航行途中借刀杀人，假借“驼峰航线”上屡见不鲜的地区极端气象“风切变”、“风切”或“风剪”，让蒋介石的座机栽在7000~8000米的雪山之间，千里荒野、渺无际涯的无人山区，用大自然魔鬼般的巨大力量袭杀蒋介石，利用“风切变”“风切”的那把锐利的“风剪”，把蒋介石的座机拦腰“剪”断！

蒋介石的座机要到埃及，被迫只有一个选择：往南飞，飞越驼峰！固然蒋介石座机飞行“驼峰航线”往印度与缅甸的访视行程，至少已经有三次出行的记录了，但每次飞越“驼峰”的惊险经历，让即使有三四十年军政生涯、出生入死经验的蒋介石，也不免胆战心惊，冷汗浸湿了背脊。

自从林大纲在驼峰的归途中壮烈牺牲后，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侄子毛邦初，被蒋介石征召为座机机师与座机长。毛邦初为了表现他的忠诚可靠，曾经不惜出生入死，开路先锋似的为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历次出国访问，实地往返踏勘驼峰地区比较安全稳妥的飞行路线。

毛邦初，抗战期间先后做过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空军司令部副总指挥、空军第一路军司令、航空署署长、空军副总司令，后又被蒋介石派到美国担任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军事采购事宜。抗战时期及至国共内战时期，他一直是国民党空军总司令最热门人选。

缅甸战场失利之前，那条航线是可供蒋介石座机出国最平顺最保险的路径。从重庆起飞，先飞往昆明，可以让蒋介石稍事休息，飞机加满油之后，再经由缅甸的腊戍，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飞至印度首府新德里，再停留一次，略事休息，加满油后直飞埃及。这条航线的最大优点，是不必勉强飞机飞到万尺以上高空，所以不至于让飞机乘员饱尝万尺高空空气稀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气流极端颠簸之苦。

糟糕的是，这条飞起来最平稳的航线，却因为1942年日军发动的缅甸战争，盟军不敌而大败后，随之停飞。同年4月起，中美军机被迫改飞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一条航线，也就是直接飞越世界屋脊驼峰——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

为了安全起见，毛邦初亲自试飞过这条航线，飞机从重庆起飞后，直接往西方飞，飞越喜马拉雅山，再到印度首府新德里加油，再往西继续飞赴埃及。

5、毛邦初的使命

事实上，当缅甸战事失利，缅甸通往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之后，抗战基地的后勤补给一度陷入混乱与瘫痪的状态。然而，这场仗如果要继续打下去，绝处逢生，只有仰仗“驼峰航线”了。

显然，蒋介石的疑心病让他减少了更多的死亡风险，他不相信外国人当他的座机正驾驶，所以，蒋介石飞机驾驶员，基本上都改由中国人担任。

但是，飞“驼峰航线”有两大艰难症结点：

一是飞机性能是不是能够应付高空气压低与空气稀薄、气温变化梯度大等各种严酷考验；二是中国经验比较丰富、反应比较敏捷的年轻优秀飞行人员，许多都在空战中壮烈牺牲了，剩下的飞行员，多半是飞行时数短，经验比较不足，飞低空或中空还勉强行，一旦要他们改飞高原地带，甚至飞越高度达8000米的驼峰，这些小伙子根本派不上用场。

所以这次飞越驼峰的任务，就落在毛邦初的肩头。

换言之，毛邦初肩头扛的重担一如林大纲先前的职责，他必须让蒋介石能摆脱受外国机师掌控的局面，避免把性命交付给居心叵测的外国人。

所以，毛邦初一趟接着一趟地高空飞行踏勘路线，不只是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竭智尽忠，其实更是为蒋介石竭智尽忠，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为了保住蒋介石一条老命而不断试飞“驼峰航线”。

蒋介石单纯地认为，由毛邦初接替林大纲执行“驼峰航线”的“死亡任务”，可以在关键时刻让蒋介石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蓝鲸可以重新逍遥游于大海之中。

但是，毕竟这样的想法太单纯，飞行到国外，不仅要克服“驼峰航线”的技术难题，还要克服陌生国度及陌生机场各种地形气候复杂难题，更要克服与这些外国机场塔台人员沟通的语言障碍问题等各种在国内飞行所始料未及者，这些复杂的国际飞航因素，绝非毛邦初乃至尔后蒋介石座机专任驾驶与机长的衣复恩，一时半刻可以克服并且立即上手的。

就以蒋介石夫妇这趟开罗之行而言，便有一半路途必须考虑到国际飞航的复杂性，而被迫必须搭乘美国总统罗斯福好心借用的总统专机“圣牛”号(这是“二战”时期，对当代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呢称”)，其实“圣牛”号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出品的C-54 Skymaster型客机改装版的专用飞机。毕竟，美国人的飞机在飞经类似英国人的殖民地地盘时，比那时中国飞机更畅行无阻一些。

关于罗斯福借他的“圣牛”号总统专机给蒋介石做归国交通工具，可从黄仁霖先生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黄仁霖说：

“会议闭幕后，我们正准备返回重庆。我奉命随同蒋主席和夫人搭乘‘圣牛’号专机，担任与驾驶员之间的联络事宜…”

然而，就在蒋介石搭着这架罗斯福借用的“圣牛”号飞行于返回中国的旅途中，那个之后被好事者冠以“蓝鲸行动”的暗杀蒋介石计划，却在史迪威与罗斯福的一番随性攀谈过程中，几乎成为美国政府要在中国搞一场战时军事政变的“圣旨”依据。

2011年5月23日，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22日表示，最新史料显示，1944年春天，被美国派赴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将军与罗斯福总统，曾经密谋除掉蒋介石。史迪威拟制造蒋介石座机发生空难事件，来故布疑阵，史迪威为了不让外界怀疑美国政府，甚至要求失事飞机上要安排“有几个美国人”，以免启人疑窦。

换句话讲，虽然在史迪威或者美国反蒋官员口中未必有“蓝鲸行动”这个名词说法，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确实存在着的。那么“蓝鲸行动”的实质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从抗战晚期，乃至国共内战兵败淮海，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令人不解的是，蒋介石乃至其军政首长诸僚属，以及蒋介石的侍卫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警觉到，已经有人架好锋利的斧钺，准备加害蒋介石。即将参加这场关系着近代中国荣辱历史盛会的蒋介石，正被一步步逼向刀锋边缘，一场具有高度风险的暗杀阴谋正蓄势待发。

自从谜一样的“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臆测、诠释为苏联与政敌的绑架未遂事件)及“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向来留心自己和同僚的安全——在启程到开罗之前，几位最核心的军政首长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紧急密电，蒋介石还对如何出发到埃及开罗，做了原则性的最高指示。

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临大敌，由于他担心纳粹德国或者意大利、日本等轴心国家，极可能趁机对3位出席国际会议的元首，采取半途截杀或在会场狙杀之阴谋，因而对开会时日、地点等决议迟迟未决，直到开会前7天才通知各盟国有关方面。

而中国方面的安全人员，例如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到底有没有接到有人要暗杀蒋介石的情报呢？戴笠清不清楚老板正处于危如累卵的悬崖边缘呢？

蒋介石侍从室里，军统大将唐纵在他1943年11月18日的日记上写道：

“委座今晨起飞赴印，同行者王亮畴、商启予（商震）、林主任、周至柔、杨朴园、俞济时、朱公亮、蔡文治、董显光、郭秉佳、陈希曾、陈平阶、俞国华、黄仁霖等。陈主任吩咐邮检所关于最近委座行动，一律检扣。”

单单一句“陈主任（陈主任即指抗战时期蒋介石头号‘文胆'陈布雷)吩咐邮检所关于最近委座行动，一律检扣”，概括了国民党当局对开罗会议蒋介石及首长安全工作的布置。此一关于邮件检扣的消极性措施，基本上只具备防止蒋介石出国行踪泄密的功能，根本无从积极防范或者主动粉碎暗害蒋介石的阴谋，如此轻松大意，难道这当中另有隐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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