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低薪讓台灣地區的社會結構陷入分化危機

實質薪資增加了嗎？是近年以來台灣地區耳熟能詳的交流話語。最近，台灣地區公佈今年上半年度“受僱員工薪資”資料統計，其中每人經常性薪資平均為46,277元、年增率2.56%，扣除物價之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平均為43,158元、年增率0.28%，三年以來首次由負轉正成長；每人總薪資平均為64,084元、年增率3.74%，扣除物價之後，實質總薪資平均為59,830元、年增率1.43%，則是去年以來由負轉正成長。

台灣當局在獲致頗不易的佳音後，透過媒體大肆宣揚指出，隨着新冠疫後景氣逐漸復甦，加上近年持續提高基本工資，以及許多企業配合調漲薪資，帶動整體受僱員工薪資上揚，未來將有助於受僱員工實質薪資成長，以擺脫薪資長期陷入泥沼之困境。不過，在台灣當局公布受僱員工薪資的同時，許多民眾似乎並未感受實質薪資超過CPI增幅呈現成長。這些從“統計”的角度分析，其實可以發現其無感癥結是來自於“低薪”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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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難以掩飾低薪無感

首先，以“受僱員工平均薪資”為統計基礎，極易因個別產業薪資水準不同而產生明顯差異。亦即台灣地區過去20餘年以來，隨着產業結構轉型呈現差異，並非整體產業雨露均霑共同分享經濟成長果實，而是集中少數產業。依據台灣地區官方資料統計顯示，其中雇用人數占比較少的電子零件、資訊通信等製造業及科學及技術、金融及保險等服務業薪資，超過整體產業平均薪資水準；相對雇用人數占比較多的傳統加工等製造業及零售、住宿及餐飲、美容及美髮、教育及用品維修等服務業薪資，則是不及整體產業平均薪資水準。

再者，以“受僱員工總薪資”為統計基礎，極易因“非經常性薪資”給與多寡而產生明顯差異。亦即台灣地區許多企業在處理薪資模式上，並非採取固定薪資給與，而是按照企業營運盈餘多寡，透過加班、獎金或紅利不同額度發放。依據台灣地區官方“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資料統計顯示，其中屬於受僱員工較為穩定所得的“經常性薪資”占每月所得之比重，從2016年68.5%下滑到2022年66.3%；同一期間，屬於受僱員工較不穩定所得的“非經常性薪資”占比，則是從17.6%持續上升到19.9%。

此外，以“受僱員工平均數薪資”為統計基礎，極易受到“極端值薪資”扭曲而產生明顯差異。亦即採取受僱員工薪資全年“中位數”占“平均數”之比率加以衡量，較能夠呈現代表社會能量的“中產階級”薪資所得狀況。依據台灣地區官方資料統計顯示，其比率從2012年的79.93%，下滑至2020年的77.08%、2021年的75.45%、2022年的74.75%，呈現逐年減少。若以2022年薪資中位數51.8萬元、平均數69.3萬元估算，亦即全時受僱員工817.8萬人之中，408.9萬人每月薪資不及4萬3167元，明顯低於每月平均5萬7750元。

從上述分析中顯示台灣地區過去20餘年以來，部分產業轉型較緩，加上職業價值觀念調整，尤其許多年輕族群在就業選擇上，不願投入薪資高、卻又辛苦的製造業，寧願投入薪資低、樂活的服務業，其實是受僱員工長期陷入低薪泥沼困境之癥結。然而，更加無法忽略的是，此一長期低薪困境在無形中正在分化台灣地區社會結構，亦即呈現“一個台灣、兩個社會”現像。這些從近年以來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的部分指標加以觀察，可以發現端倪，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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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台灣”呈現“兩個社會”

其一，低薪資現像未能改善，讓年輕族群相對挫折感。過去八年以來，台灣當局再三表示，將會積極解決年輕族群長期低薪問題，雖透過拉抬基本工資、鼓勵企業加薪等策略，讓受僱員工實質經常性薪資突破多年橫亙在前之門檻，但過去三年卻又因通膨持續走高，而使得實質經常性薪資再呈“薪資倒退”現像，並未實質解決年輕族群低薪困境。

其二，高房價走勢未能抑制，讓無殼民眾相對無力感。過去20餘年以來，台灣當局始終將“居住正義”列入為重要政策之一，儘管八年之前開始實施“房地合一”稅制，同時適逢房市周期循環，在短期內讓飆高的房價略為緩和；然而隨著台商資金回流，加上營造成本上揚，最近幾年房價不斷創下新高。雖透過房貸融資信用管制、興建社會住宅、推出購屋優惠利率、提供租屋補貼手段，但在超額儲蓄、加上資產保值思維下，並未有效抑制房價持續上揚。

其三，報酬分配比未能公平，讓受僱員工相對剝奪感。依據台灣地區官方所公布的“勞務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重”資料顯示，受僱員工勞務報酬占比從2012年的45.77%，逐年下降至2022年的43.87%；相對企業營業盈餘分配占比則是從2012年的31.82%，持續增加至2022年的36.41%。亦即說明在勞務報酬分配上，並未使得受僱員工同步分享經濟成長果實。

其四，家戶所得比未能改善，讓弱勢家庭相對貧窮感。依據台灣地區官方所公布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統計顯示，家戶所得比(五等分位)從2016年的6.08倍逐年增加為2023年的6.12倍。亦即過去以來，雖台灣當局積極推動“租稅改革”，但這些租稅改革似乎偏愛富者，例如減免股利所得稅率，使得社會資產集中少數家庭日益明顯，並未大幅縮小貧富差異。

其五，家庭財富比未能縮小，讓社會發展相對失衡感。從不久之前台灣地區官方公布的“前20%家庭與後20%家庭的財富比較”資料統計可以發現，其倍數已經從1985年的16.8倍，劇增為2022年的66.9倍。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是，長期以來租稅制度遭到嚴重扭曲，例如遺產稅率的調降、財產稅率之偏低、證所稅的停徵、富人稅的擱置等，讓富人的家庭更加容易累積財富，並未扭轉不斷傾斜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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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正在威脅台灣地區社會正常發展

在此同時，從近年以來台灣地區受僱員工薪資呈現鈍化的事實，以及未來對台灣地區社會正常發展之影響，不厭其煩加以陳述解讀，其背後其實顯示台灣地區社會經濟所呈現：“整體富裕與個體貧窮”、 “GDP榮景與所得分配惡化”的奇特現像。換句話說，如果此一現像不斷暈染，不但將會重創社會凝聚的力量，而且可能波及經濟成長之動能。這些已橫亙在前的挑戰，如果台灣當局再三迴避，屆時恐讓台灣地區上演鄰國日本“失落30年”故事，其後續效應不容小覷。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戴肇洋 台湾省商业会顾问 国政基金会财经组顾问

编辑：芦梦婷

审读：刘妍伶

监制：舒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