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发现一种文字，比甲骨文早近4000年：中国有7000多年文字史？

1985年，在安徽蚌埠淮上区双墩村，考古发现了一座距今7300多年的上古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陶器、石器、蚌器、骨器等文物，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一批刻符，数量高达630个之多，史学界称之为“双墩刻符”。

按照西方学者对文明标准的定义，文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然而，一直以来西方学者不承认包括双墩刻符在内的上古刻符属于文字，认为中国文字始于商代盘庚迁殷之后的甲骨文，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余年。那么，双墩刻符是不是一种文字，在中国文字演化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考古发现的上古遗址中，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符数量最多，其他贾湖遗址、半坡遗址、庄桥坟遗址、青墩遗址等只有少量刻符。更重要的是，与其他遗址的刻符相比，双墩刻符的刻画位置明显不同。

双墩刻符的载体主要是陶碗、钵、杯等，但大多没有刻画在显眼的位置，而往往是相对隐蔽的位置，比如内外底部等。

如果刻在显眼的位置，那么可以说是装饰；但刻在隐蔽的位置，只能说明它不是用来装饰的，而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与用途。

安徽滁州定远县，距离双墩遗址大约80公里，考古发现“侯家寨遗址”，与双墩遗址大致同期。该遗址面积不大，只有3万平方米，出土了一些陶器等，但让人意外的是发现了一些双墩遗址的刻符。

蚌埠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徐大立指出：“双墩刻划符号在定远侯家寨遗址也有发现，同一符号在不同遗址内出现，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已有固定形态的符号得到认同并使用，具备文字社会性的特点。”

除了侯家寨遗址之外，在安徽宣城绩溪县石子山遗址、江苏镇江句容丁沙地遗址等里面，也发现了部分双墩刻符。因此，只能说明双墩刻符是一定地域范围氏族群落之间表达特定含义的记录符号。

能够“连字成句”，则反映出其背后应该有一套文字系统。双墩刻符中，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能够“连字成句”了。

双墩刻符可以分为表意、戳记、计数三大类，主要用以记录双墩先民的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活动，因此双墩刻符犹如一座史前“档案馆”。其中，表意的符合涉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写实类，狩猎、捕鱼、网鸟、种植等生产类。

这些刻画符号简洁、生动、形象，已经具有了文字书写的基本特点。更重要的是，有的刻符是单个，有的是两个，有的是多个组合，同一个符号常被多次使用，构成形式多样，以此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义，且构成越复杂，表达的意义越丰富。

蚌埠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徐大立指出：“刻划符号出现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符号组合，并有主纹与地纹的区别，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显现出语段文字特点。”

双墩刻符与甲骨文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墩刻符对甲骨文、对中国文字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部分刻符与甲骨文可能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见上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指出：“双墩刻符对甲骨文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对汉字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从造字方法上来说，双墩刻符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三大造字方法，占了汉字“六书”的一半。比双墩遗址晚了3500多年的甲骨文，具备了“六书”造字法。因此从时间上看，甲骨文极有可能受到双墩刻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不只是体现在文字继承上，而是还有造字方法的继承上。

关于造字法在汉字发展中的重要性，笔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甲骨文中只有4000多个文字，但三国时《广雅》收字18150个，北宋《类编》收录的汉字达到33190个，从商代到三国相距1500余年，与宋代相距2500余年，文字数量却增加了近5—10倍。后来文字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就在于甲骨文已经健全了造字方法，后人只需要按照前人的方法造字而已。

如今，对于双墩刻符，公认的论断是“处于文字起源发展的语段文字阶段，已经具备了原始文字的性质”。也就是说，双墩刻符比甲骨文早了将近4000年，将中国文字史前推到了7300年前，比苏美尔、古埃及文字出现得要更早。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如此证据放在眼前，西方学者却并不承认，始终认为中国只有3300余年的文字史。究其原因，固然存在一些客观原因，比如汉字与字母文字演化道路的不同，用字母文字的标准来判断汉字起源自然难免存在误判，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偏见，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承认双墩刻符是文字，那么岂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出现在中国，岂不可能是中国文字影响了苏美尔、古埃及等文字的产生，乃至影响了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