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延津与南明隆武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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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津是福建延平的津渡口，在历史上为战略要道。延津并非仅为一个地名，在文学史领域，该词亦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它又名“剑津”，即出于《晋书·张华传》的“延津剑合”故事。后世诗人化用该典故，使该词随着时代的发展，寓意有所不同。总体来说，自延津一词诞生以来，诗人借以讽喻时政的色彩不断加强。明末清初，抗清活动风起云涌，延津为隆武帝行在，成为清兵南下，隆武帝出逃之要道，故延津及其所在的延平成为遗民诗人怀念隆武、歌颂故国的代称，极具隐喻意义。

关键词：延津；延平；隆武政权；遗民诗人；隐喻义

在阅读明末清初士人的文学作品时，笔者注意到，延津一词经常出现在参与过隆武抗清的遗民笔下。延津不仅代指福建延平的津渡口，该词还有一引申典故，即《晋书》中“延津剑合”之典。随着延津剑合典故的传播，经过历朝历代士人的发挥，延津一词的语义特征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本文从延津剑合的典义起源、延津在南明抗清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延津在遗民诗文中的意涵等三个方面，探讨延津一词在明末清初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延津剑合”其典之源与典义流变

延津，即延平津，渡口名，晋时属延平县，在今福建中部偏北、位于闽江上游的南平市。延津又名剑津、剑溪、剑潭，即得名于历史典故“延津剑合”，典出《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所记为西晋名臣张华得宝剑事。张华，字茂先，范阳郡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张华深得晋武帝信任，力主伐吴，尽忠西晋国事，辅佐王政，后死于司马伦叛乱。《晋书·张华传》记东吴的斗宿与牛宿星之间有紫气，人间传言不断，张华找到江西人雷焕请教其中奥秘，雷焕认为是宝剑的精气影响天文所致，两人遂于豫章丰城得龙泉、太阿两把宝剑。后张华被杀，宝剑佚失，雷焕之子持父剑过延平津，宝剑入水，化龙而去。两把宝剑从合到分，再由分而合，最后双双佚失的结局，佐证了张华“天生神物，终当合耳”之语。

延津剑合之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唐诗中有大量吟咏涉及该典，或写雷焕于豫章丰城得剑，如宋之问《送杜审言》：“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白居易《酬卢秘书二十韵》：“杜陵书积蠹，丰狱剑生苔。”入延津。”或写宝剑化龙后下落不明事，如权德舆《大行皇太后挽歌词三首》：“哀笳出长信，宝剑胡曾《咏史诗·延平津》：“延平津路水溶溶，峭壁巍危一万重。昨夜七星潭底见，分明神剑化为龙。”在这些篇什中，“诗人笔下的‘延平津’流水溶溶、波光闪闪，七星照耀下的秋潭平湖乃是‘神剑化龙’的地方所在”，延津成为见证宝剑化龙奇迹之地，而神物降临人世，复失其所在，不知所踪，唐代诗人多将“延津剑合”看作一则奇异传说，满足人们搜奇志异的兴趣。晚唐诗人韩偓有诗题《宝剑》云：“困极还应有甚通，难将粪壤掩神踪。斗间紫气分明后，擘地成川看化龙。”唐哀帝天佑三年（906），韩偓被贬，僻处福建，故该诗上联自叙困顿至极，憎恨朱全忠等乱臣贼子；下联托物言志，有“借咏宝剑而寄意之用心”，以宝剑之光彩照水喻贤才不会被埋没，对未来政局仍抱有希望。唐末局势瞬息万变，唐朝于韩偓作该诗之次年（907）灭亡，此时诗作中的延津宝剑被蒙上一层伤时悼乱的感伤意味。

北宋古文兴盛，理学气息浓厚，《全宋文》卷三五二收录北宋大臣夏竦之《延平津记》一篇，以延津剑合事赞颂“圣人之道”，其文云：

延平津，丰城剑没之所也。晋氏衰乱，帝将以神物授至人，赞英主，气紫牛斗，待其所知者。张、雷知之矣，而用之不能也。且焕启发之，淬砺之，知为神兵矣，而不知拨时难、定祸乱之可用也。华拂拭之，佩服之，知为利器矣，而不知翦奸后、戮强臣之可用也。

嗟夫！知其气而不知其意，知其神而不知其用，焕执节无位，且死矣，华居上无断，且诛矣，剑之灵何以试哉？天之意何以明哉？惜乎！人不我异，当自异之，故沉大津，化双龙，俾万世之后，知不徒然而出哉？吾谓其见而为气，非诬也，示可以动霄汉，表星土，以求知也。隐而为龙，非怪也，示可以霈甘泽，救凶岁，以自圣也。若夫天生仲尼，文以经天地，智以动邦国，求知也，天下知之矣。知之而不能用之，故沉道德之渊泉，化仁义之鳞甲，霈礼乐之雨泽，救淫乱之凶札，自圣也，而天下圣之矣。盖夫人不知则不可废也，道不圣则不可求也。求知足以发幽滞，自圣足以见名迹。千载之下，善谤者不敢以丘为东鲁鄙人也，善毁者不敢以剑为南昌缺刃也。

盖是剑也，非是津不足以化也，非是龙不足以异也。余观其波，色若锋锷，镡卫之韬映也；审其流，曲若麟角，爪足之窟宅也。犹阅其经籍，若圣人宴居讲习，以其奥也；观其礼乐，若圣人盛服鞠躬，而正其制也。长波滔滔，界于南国；阴云漫漫，蒙覆堤岸。知者谓之灵川也，胜境也；不知者谓之古渡也，荒津也。夫迹有可纪，事有可喻，秉笔者之不敢遗也。故以赞圣人之道，刊石津右，以示其未知者。

夏竦以天人感应之说诠释延津双剑的故事，认为上天视晋朝政治昏乱，因而有意使宝剑降世，传授与当世贤人，以拯救腐朽昏聩的局势。可惜的是张华、雷焕只知宝剑为神物，却不知宝剑真正的作用是“拨时难、定祸乱”，是平定乱世的有力武器。宝剑不得其用，故而沉于延平津，化双龙而逝去。夏竦对延津自然风光、地理形势予以描绘，写水深波长，湖水滔滔，并谓之胜境，赞美延津不愧为龙潜之地。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强调宝剑化龙有其寓意的文字，宝剑既然不得用，化龙而“沉道德之渊泉，化仁义之鳞甲，霈礼乐之雨泽，救淫乱之凶札”，有示天下后世以彰明儒家道德、振济百姓之意，即如《文心雕龙·原道》所言“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自然图景、神话异事的出现，目的在于昭示众人以道德教化、匡正时世。在这里，延津剑合之典被目为载道之神话，可谓儒家政教风化的一个注脚。

到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面对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士人路过延津，目睹溪水湍急，油然而生借此典故以寄托忽得奇物，以实现报国理想的愿望。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延津双剑的政治寓意更加浓厚。绍熙三年（1192）至绍熙五年（1194）前后，时值中年的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赴福建任职，写下不朽名篇《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辛弃疾所言“南剑”即今之延平。他另有一首《瑞鹤仙·南剑双溪楼》，亦为过延津时登上双溪楼有感而作。关于延平在宋之前的地域沿革，详见南宋祝穆的地理志《方舆胜览》卷十二《南剑州·建置沿革》：“三国以前，并同建安。吴孙休立建安郡，以南平县属焉。晋武平吴，易南平为延平县。宋明帝废延平县，五代王审知以为延平镇。审知子延翰改为永平镇，又改为龙津县。王延政僣位于建州，国号大殷，以将乐县为镛州，延平镇为镡州。南唐分延平、剑浦、富沙三县，置剑州。皇朝以利路，亦有剑州，乃加为南剑州。今领县五，治剑浦。”双溪楼为延平名胜古迹，《方舆胜览》卷十二《南剑州·形胜》云：“剑溪环其左。金良弼《双溪楼记》云樵川带其右。”双溪楼所云“双溪”，即指剑溪、樵川两条河流，双溪楼建于二水交汇处，水流湍急，故王象之《舆地纪胜·南剑州·风俗形胜》谓其地风景“冠绝于他郡”；《嘉靖延平府志·地理志·形胜》点出延津地理位置之险要：“延平府负山阻水，为七闽襟喉。”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上片“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之辞，即指上文所引“延津剑合”事，人们传说斗宿、牛宿星之间有紫气，故有后来寻找宝剑、双剑化龙的故事。词人登临远望，继而俯身寻找宝剑，唯见“风雷怒，鱼龙惨”，有学者认为宝剑指抗金力量，鱼龙指阻遏抗金的邪恶势力，阴森可怖的环境描写以暗示政治环境之险恶。辛弃疾将自己的家国情怀与苦闷愁绪写进词作，可谓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延津剑合”的隐喻意义：被深藏于地下的宝剑如同志在收复故土的英雄义士；多崇山峻岭、激流险湍的延津，其地理位置之险要、环境之凄冷，好比朝廷腐朽、小人当道、乱象丛生的政局，给这个本以奇幻著称的历史典故，赋予了政治抱负不得实现、满腔雄心壮志遭到挫败的鲜明的情感色彩。

从诠释学角度看，随着历史变迁，在政治相对清明的太平之世，人们使用同一词语的着眼点随之发生变化。或者说，一则情节完整、蕴涵丰富的历史典故，士人选取阐释或运用这个典故的角度时，必然各有侧重，融入主观感情色彩与个人偏好。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士人使用“延津剑合”其典的语义侧重不同：西晋时借此典赞扬张华博学多识、料事如神；盛唐时赞赏双剑化龙的奇观异景；唐末、南宋时注重宝剑的政治隐喻含义；北宋时期关系政教；而到明末凌濛初编撰《二刻拍案惊奇》，又有了新的变化。该书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之首有词云：“世间奇物缘多巧，不怕风波颠倒。遮莫一时开了，到底还完好。丰城剑气冲天表，雷焕、张华分宝。他日偶然齐到，津底双龙袅。”作者解释道：“至今人说因缘凑巧，多用‘延津剑合’故事。所以这词中说的正是这话。而今说一段因缘，隔着万千里路，也只为一件物事凑合成了，深为奇巧。”凌濛初用此典，意在说明因缘凑巧，并讲述了一段上天成就一对男女好姻缘的故事。在这里，“延津剑合”不再用于称许西晋名臣“才综万代，博识无伦”之卓越才德，而是借用其事有巧合、事出偶然的词义，讲述普通士人的婚恋生活，世俗气息浓厚。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阳明心学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思想解放，市民阶层兴起，涌现了一大批以书写市井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便是其中代表。凌濛初诠释“延津剑合”之典时，将典故概括为人或事物因为偶然原因再次相逢、重新相聚的现象，与前朝作家尤其是辛弃疾词中的政治寓意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时代政局的变化，哲学思潮的不同，新兴文体的发展，诸多要素共同促使“延津剑合”之典在不同朝代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

二、延津与隆武、郑成功抗清

甲申之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江山土崩瓦解。在这危急时刻，史可法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建立弘光朝廷，这是南明历史的开始。弘光元年（1645），清兵下南京，五月，弘光帝被捕，仅仅存在八个月的弘光朝廷宣告覆灭。是年（1645）闰六月，黄道周与郑芝龙等人迎唐王朱聿键入福州，次日称监国，此即隆武朝廷。

明清时期，延津所在的延平府，是隆武帝与郑成功发起抗清活动之地。延平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乃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民国南平县志·山川志》中对延平地理形势与周边地域的关系有宏观分析：“凡三莲花列峙北方，背倚大帐，而面瞰三溪，开延平之大局，所以控制上游，屏蔽省会，信十闽之要区也。······考其形势，崇山峻岭为郛郭，惊涛湍流为沟池。附于郡治，接壤邵武，有将、顺为捍御；接壤汀、漳，有尤、永为藩篱。······惟密迩古田、闽清、瓯宁无悍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福建三·延平府》载：“府带两溪之秀（两溪，建溪、樵川也），控群山之雄，噤喉水陆，为七闽要会。······盖郡治山椒，屹然险固，而沿江东下，实为会城上游。元末，陈友定保据于此。岂非以地当全闽之中，不特可以自固，而纵横应援，犹有可图之会哉？谚曰：‘铜延平，铁邵武。’言其险要可守也。”延平此地，既有群山列峙，闽江流经此地，又多水路（建溪、樵川），向北可达建州、邵武，向南至福州，向西通汀州、漳州，有“踞溪山之雄，当水陆之会，扼八闽之咽喉”之谓，故为战略要地、交通要道。

隆武元年（1645）十二月，隆武帝自福州御驾亲征。主要记录南明隆武帝史事的《思文大纪》卷三云：“十二月初六日，御驾亲征。上自戎服登舟，百官鳞集，号令严明，泊芋江对面沙洲者五晨夕，宫眷咸在。······南平县小民张安礼、林中桂、张孝直，数百里恭进米豆酒浆，远迎王师，上嘉纳之。”隆武帝离开福州，留驻建宁，等待接应，进一步北上抗清。《明史》卷一十八《唐定王桱》记载：“十二月发福州。······明年二月驻延平。”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一云：“（隆武二年二月）王出师次于延津······命朱成功出永定关。”谢国桢《南明史略》第六章《长江中游的义师与闽中建立的隆武王朝》之三《黄道周出师北伐与郑芝龙叛变卖国》云：“一六四六年二月，隆武帝曾出师延津，进驻建宁。”诸多史料表明，隆武帝于隆武二年（1646）二月移驻延平，投入抗清战争第一线。在这期间，由深受隆武帝器重而赐姓朱氏的郑成功率领军队，多次出入闽赣地区与清兵激战。

郑成功在福建西北地域从事抗清战事，据邓孔昭先生的研究，主要时间为隆武二年（1646）正月至八月，其抗清足迹基本遍布闽北，并主要集中于崇安、邵武、浦城一带。而隆武帝在抗清战事上给郑成功以重要支持：“首先，让他带领前锋部队‘先发’，准备向赣东北地区（铅山）发展。后来，在赣州（古称虔州）方面前来迎接隆武帝的南明军队迟迟未到的情况下，隆武帝又下令调郑成功‘护驾前行’（后中止）。此外，他还先后负有‘巡关’‘招致郑彩逃兵’‘节制新抚的万余名山寇头目’‘到漳、泉精募兵将’等重要任务。在此期间，隆武帝还封郑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由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无意抗清，又做了错误部署，部队因缺粮而溃散，清兵轻松攻下闽北。隆武二年（1646）八月，清兵下浦城：“八月二十二日，清骑入仙霞关。上在延津，知事势已去，遂由汀郡出关。”隆武帝由延津趋汀州后，郑成功才离开延平，并“登城周视，叹息而回”。郑芝龙有意胁迫郑成功等人归降清朝，郑成功拒绝投降，而是回到沿海地区，率领父亲旧部，继续从事长达十多年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在延平等闽西北之地的抗清之战，使郑成功得到充分历练，为其后继续参与抗清提供思想基础与实践经验。隆武二年（1646）二月，隆武帝移驻延平，三月郑成功即在延平向隆武帝上疏《四条军事纲领》（后人称之为《延平条陈》）：“赐姓成功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隆武叹曰：‘骍角也！’封忠孝伯，赐上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十几年后，郑成功东征台湾，击退荷兰殖民者，有学者认为其收复台湾的计划早诞生于延平抗清时期：“郑成功驱荷复台，保持祖国领土统一、完整的光辉事业，早从1646年延平条陈就已开始，没有君臣二人当时胸怀大志、心意相通的思虑谋划，也就没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发台湾创世伟业的胜利完成。”由此可见，延平与郑成功乃至南明抗清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关系：“足见郑成功受封忠孝伯、招讨将军的地点是在延平。他所上的这个条陈，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卓越的天才，基本上奠定了他日后抗清、驱荷诸斗争的精神。”

隆武朝廷覆灭后，丁魁楚、瞿式耜、吕大器等人在广东肇庆推举朱由榔为监国，是为永历政权。永历十一年（1657），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根据《台湾外记》卷十的记载，永历帝“以延平一府封之”，即以延平这一地名为郑成功封爵，而非将延平府之地封与郑成功。永历帝为什么取用延平府府名，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延平是郑成功初出茅庐、开始抗清事业之地，永历帝为激励与纪念郑成功的抗清事业，以延平敕封郑成功。而有学者亦指出“延平 王”的称号与郑成功在延平的抗清事业虽有一定关系，但采用“延平王”的封号，主要还是因为“延平”二字有延续、平安之意，“这对于当时正在作垂死抵抗的南明永历政权来说，无疑是最吉祥的。”无论永历帝出于何种考虑，给明清之际东南沿海中抗清势力最盛者赐以“延平”之号，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其一，由于封爵名号与地方的建制级别有关，“延平王”取之府名，高于州名、县名或一般的美名，可见南明朝廷对郑成功的重视；其二，延平是郑成功跟随隆武居留时间最长之地，用延平府府名赐名郑成功，极具褒奖意义。

三、“延津”在遗民文学中的隐喻意义与遗民身份认同

“延津剑合”影响深远，其典亦可见于明遗民之诗文中，多用于乱世之中亲友四散、骨肉别离题材。复社成员、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其《同人集》卷九有诗题《答和曹秋岳先生相遇海陵寓馆，别后寄赠十首原韵》其八云：“桂树难交荫，延津双铁飞。几家人尽失，万死力全微。浦口绝无路，芦中赖有矶。至今望秦海，鬼妾不曾归。”诗末小字注：“乙酉春，余全家避乱盐官，依陈则梁兄也。大兵至，张罗浮留之大白居。秋冬转徙至马鞍山，遇害，幸得一叶舟，藉罗浮生全。俯仰余家，杀掠男妇二十口。”诗以桂树、延津剑起兴，写隆武元年（1645）其家为避乱逃至浙江盐官险些遭到灭门的惨状。是时扬州失守，冒襄在如皋城抗清失败后投奔好友陈则梁，不想陈则梁已先行出走，冒襄只好偕家人留在盐官城。随后清兵入城，冒襄辗转山林逃窜，不幸的是家中奴仆二十口均死于刀下，诗人心中满是绝望与愤懑。冒襄入清后终身不仕，即使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清朝江山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面对清廷的征召，他依然严词拒绝，可见其气节。冒襄在上引诗歌中用延津剑合典故，取延津双剑分离之意，写乱世中自己与友人、家人天涯沦落、生死暌隔。

经历明清易代的散文大家张岱也有作品提及延津。张岱，又名维城，字石公，号陶庵，晚号六休居士，浙江绍兴人。张岱《花石纲遗石》一文记述了一则奇石的故事。吴门徐清之有一块石头，某日石盘沉太湖底，遍觅不得，后其石归乌程董氏。董氏载石过太湖时，石复入水不得见，董氏耗巨资请人入水取石，“先得其盘，诧异之，又溺水取石，石亦旋起。”“时人比之延津剑焉。”该石历经沧桑，数次入水，后复归于吴门徐氏。张岱以石头比之延津双剑，有两个原因：一为剑与石都是入水后复出水，渲染灵物出入天地的奇异色彩；一是着眼于宝剑与石头物归原主、失而复得义，且“剑与石都曾沉于水，然而都为‘徐氏’有”，更显其事之灵异玄幻。

另外，张岱有一首七言古诗《延津剑》：

干将入土原不死，斗间望气芙蓉紫。丰城狱底不及泉，如何直接天河水。司空既败三能折，二剑一去雌雄合。汆入深潭见睡龙，颔下腥臊吐涎沫。大禹治水淮之淝，获得水怪支无祈。至今一睡不能醒，试听鼻息如轰雷。吾思龙性不易驯，鳞爪一动波涛惊。有时目开如闪电，黄河倒注昆仑崩。是剑是龙无二物，出匣仍是干将形。

据《晋书·张华传》文字，延津双剑龙泉、太阿或即干将、镆铘双剑，或由干将、镆铘铸就。张岱云“干将入土原不死”，即认为张华所得宝剑为干将剑。此诗上阕化用延津剑合典故，下阕重在写水底睡龙慵懒之态，不怒而威。作者以龙喻剑，一出即地动山摇、威震四方，比拟宝剑之威力。有学者将这首诗与张岱其他描写兵器的诗歌如《画中剑客》一并考察，认为张岱这些谈兵器之作，投射出他的政治经历、时代感悟：“如果我们了解到张岱丰富曲折的经历，自然会把这些写‘兵’的诗作与其退出鲁王小朝廷、眼看南明一天天败落下去的心境联系起来，而不单纯看作是咏物的作品。”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张岱之诗与“频频使用诸如‘剑’之类的军事意象”的辛弃疾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作家书写与歌咏的，不仅是具体的、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宝剑，更是寄托政治寓意、抒发复国志向的意象与符号。张岱与辛弃疾均经历了家国变迁，他们凭借自身经历与志向抱负，以沉痛的笔调写下诗词作品，渴望再次出现帮助他们收复山河、所向披靡的延津宝剑，因而赋予“延津剑合”这个符号以多重文化内涵。

若说上引冒襄、张岱诗文中提到延津，均借延津剑合的典故，侧重于张扬神物宝剑之威力，将宝剑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武器，这是诗人天真无邪的幻想，那么作为南明隆武帝行在的延津或者延平，并非是文学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延津对忠于明朝的士人来说有深刻意义，它已成为一个带有象征与隐喻意义的地域符号。尤其是对于参与过隆武抗清的遗民，若干年后，他们以诗文的形式回顾在南明隆武朝廷抗清的这段经历，抒发追思之情。或者说，隆武朝的抗清史事进一步为延津这个词语增添家国变迁等民族情绪，更显厚重、沉痛。

在崇祯朝担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傅冠，字元父，号寄庵，江西进贤人。他入仕隆武朝廷后，督师闽北。无奈郑芝龙早生异心，一心归降清朝，故傅冠失去支援，单枪匹马，兵败闽北。傅冠暂寓友人汪亨龙家时，惨遭出卖，汪氏将傅冠送与清兵，劝他投降。在傅冠被押送至汀州的路上，路过新坟，得知这原来是忠诚伯周之藩墓。周之藩假称自己是隆武帝，代其赴死，此义举真可谓“只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傅冠悲痛欲绝，为作《周忠诚伯之藩传》云：“闻道延津簇羽旗，翠岚飞越五云迷。汀州草色空迎辇，谁是周郎裹革尸。”隆武御驾亲征，延平百姓夹道迎接，谁能想到这盛景仅是昙花一现，与后于汀州匆忙逃窜、被俘而死的悲剧产生鲜明对比。这首诗回顾抗清一时盛况，歌咏如周之藩等甘愿战死沙场，一腔热血只为报国的忠义之臣。就如学者所说，“此诗悲壮，山河为之呜咽，元父吟诗吊忠魂，也是吊自己。”傅冠被捕后从容赴死，这位南明忠烈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此诗所赞颂的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

张养重，字斗瞻，号虞山，江苏淮安人。张养重为清初淮安地域“望社”领袖。张养重在甲申之变后自号“虞山逸民”，选择栖隐，他的诗文常“表达故国沉沦的悲痛，以暗淡凄凉之景咏叹黍黎之感”，如《自囦溪历延平抵建宁杂咏》其一云：“风吹博望槎，白浪滚江沙。缆走悬崖险，舟穿乱石斜。龙钟垂涧竹，踯躅映山花。野泊无人境，前林起暮鸦。”其二云：“不寐数严更，危崖戍火明。闻鹃春泪滴，防虎夜心惊。枕落高滩响，篷悬密雨声。山川凄绝处，魂断剑州城。”这是诗人过延平时，见景物萧瑟、境况孤寂寒冷，表明其心境的“惨暗伤魂”“缠离凄恻”。隆武帝最后出逃并于汀州被俘，对此，诗人也有咏怀之作《汀州道中》：“左顾潮阳右赣州，新罗高据万山头。番猺接地蟠关隘，烽火连天起戍楼。日夜乡心皆北向，古今汀水独南流。可怜满眼崎岖路，惟有青猿伴客愁。”诗人悲叹曾经烽火连天、战乱不息的汀州，凭吊隆武之逝，这些苍凉凄楚之痛，是广大明遗民们之共感，流露出他们有关人生与家国的思绪。

说到明遗民之典型代表，也在清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有不朽之名的，当属亭林先生顾炎武。顾氏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先后投奔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隆武即位，顾炎武难掩激动，即作《闻诏》一首，热情回应隆武的征召：“闻道今天子，中兴自福州。二京皆望幸，四海愿同仇。灭虏须名将，尊王仗列侯。支方传尺一，不觉泪频流。”经文渊阁大学士路振飞之荐，隆武帝授顾炎武以兵部职方司主事。隆武帝驻跸延平时，顾炎武家人带回隆武帝的御札，顾炎武喜不自胜、诚惶诚恐，作《延平使至》：“春风一夕动三山，使者持旌出汉关。万里干戈传御札，十行书字识天颜。身留绝塞援袍伍，梦在行朝执戟班。一听纶言同感激，收京遥待翠华还。”在这一时期，隆武帝的到来鼓舞着每一位大明臣子的心，他们斗志昂扬，图谋恢复，心态乐观。

被称为“江南三大遗民之一”的钱澄之，和顾炎武相类，在北都灭亡后，多次参与抗清活动。钱澄之，字饮光、幼光，号田间老人，安徽桐城人。在隆武朝廷刚刚建立时，他“崎岖两月，始抵闽关”（《拟上行在书》），迅速奔赴福州，随即被任命为延平司理。隆武二年（1646）十月后，隆武帝被杀，瞿式耜等人拥立桂王称帝，永历帝封瞿式耜为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钱澄之作《寄呈留守瞿相公（四首）》致书瞿氏，其四云：“辛苦延津事已非，生还辇下愿多违。苏卿有节谁人验，王粲无家何处归？喜听蛮方歌赤舄，争传词客满黄扉。袖中双笔犹堪用，拟向公门马上挥。”钱澄之表示隆武起事虽然失败、事与愿违，他仍渴望得到推荐，到永历朝廷继续为南明抗清斗争效力。

二十年后的康熙三年（1664）甲辰秋，钱澄之入闽故地重游，历时三年之久。钱氏入闽首先停留之地，即为延平。在这里他书写了不少与延平、闽地相关的诗作，如《到延平暮雨投宿陈昌箕寓斋》《延平送紫屏南去，予上建宁》《过昭武谢张闻自明府买舟下延平》《重过延平访叶慕庐司李》《百角楼怀古》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延平感怀》组诗。《延平感怀》共十首，其一云：“廿载延平泪，兹来始一挥。登楼遗眺在，过市昔人稀。风物凄残照，云山敛旧晖。虚怀询父老，往事可全非。”参与隆武抗清的经历二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无法令人忘怀。诗人登楼远眺，曾为隆武帝行在的延平行人稀少，繁华不再，只有自然风光一片静谧祥和。而诗人向长者“往事可全非”的询问，更是一种扪心自问，故去经历仿佛过眼云烟、如梦如幻，诗人不免心生迷惘。组诗其三更是描绘今日延平之惨象：“故家多易主，委巷半栖兵。屐怯穿街过，车危下岭行。降丁安插处，今已是荒城。”故家易主，如今的延平已成荒城，钱澄之心怀悲怆写下这首诗，字里行间满是对昔年景色的怀念。若说通过延平的今昔对比，表达感时伤逝之感为《延平感怀》前五首的基调，那么“《延平感怀》后五首的主题开始转化为成嗟叹老穷。”其十云：“客况从来惯，穷愁亦自安。独伤头已白，又见岁将残。歌管宵深近，山城雨住寒。世情吾不怪，时事属艰难。”诗人长年客居在外，深晓世事艰难，虽安于贫穷，也不免感叹自己年老发白。除此之外，再如《寄开少（时按蜀未返）》，致书同样参与过隆武抗清的明遗民同道钱邦芑：“间道延津出，生还意惘然。雁行寻万里，虎穴足三年。公道朝端少，威名蜀吏传。惠连经岁至，芒屩竟空穿。”诗人经过延津，遭遇险境后得以生还，心存侥幸且有些惘然失措，明写此时亲身经历，暗写过去任官隆武朝事。诗歌后半段写在隆武覆灭后，钱邦芑到永历朝出任四川巡按，平定朱容藩叛乱，而后剃发为僧的经历。

延津、延平，牵动着每一位在北都覆亡后投身复明事业，渴望在“雄才大略”的隆武帝麾下一展宏图、有所作为的大明臣子的心，承载了过往那两年虽然短暂却轰轰烈烈的抗清记忆。诗人们经过此地，或借古讽今，或感时伤逝，或歌以咏志，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们将这些夹杂着踌躇满志与辛酸血泪的回忆挥洒于文字之间，无不为后人昭示着他们彼时为一心复国而不惜一切的遗民精神。

结语

自《晋书·张华传》出延津剑合之典以降，经历代士人的阐发，“延津”一词附着的现实指向意义日益明晰。至时局动荡、民族关系紧张的明末清初，延津成为隆武帝、郑成功等抗清人士举起义旗的战略要地，该词与现实的关联愈发紧密，士人多借双剑化龙之说，抒发抗击异族、收复失地的宏伟抱负。而在抗清斗争屡屡失败，复明事业渺茫，清朝政局渐趋平稳后，士人在诗文中提及延津，多是对过去浴血奋战的斗争生涯的回顾，流露出对故国的深刻怀恋。综而论之，延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纷乱局势下士人的心灵脉动，隐含着士人对自己身份的强烈认同，在明清文学史以及文化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潘浩正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杨 琪

审订：汪鸿琴

责编：王玉凤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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