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有渠展之盐”,山东盐业三千年极简史

□文/图 许志杰

小清河羊口港将装船的盐

盐，历史久远，且有迹可寻，传说在距今5000年前的炎帝时代，就有东夷夙沙部落“煮海为盐”之说。到了夏朝大禹时，青州海盐被定为贡品，春秋时期齐国创造取盐法，留下“古代产盐莫胜于山东，盐法之兴亦莫先于山东”的断言。《管子·地数篇》记载：“楚国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渠展”是古代一个地名，在古济水入海处，与今日利津县域轮廓大致重叠，这无不证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山东，是中国最早的产盐区之一，历史至少在三千年以上。

齐国得鱼盐之利

在攻伐不断、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得以八百余年屹立不倒，不仅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证，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为求得发展，分别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发育成长，齐国不仅首先发明了制盐法，还以盐兴邦成为强国，是以规章制度管理盐业最早的地区。齐国实行民制为主、官制为辅、让利于民的开明盐政，盐业之盛造就了富强的齐国。各诸侯国的强弱穷富、胜败兴旺，固然有“人”的重要因素，但地理环境的优劣、地缘关系的远近，也是重要条件之一。

大致说来，齐国领土主要在今山东一带，管仲说过齐国疆域“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从战略上讲，“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如此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人、时、事、地、物俱全，齐国不仅经济蓬勃向上，同时造就了包容力极强的齐文化，居于百家争鸣的中心位置，还形成稷下学宫开放的学术氛围。

据传说，姜太公活了100多岁，此后历经九位齐国公，国力平平，王位传到齐桓公时，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是在鲍叔牙的推荐下，管仲被齐桓公招至麾下，有“管鲍之交”美誉的管仲、鲍叔牙成为齐桓公的左膀右臂，管仲效力齐国四十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举完成春秋霸业。

管仲，名夷吾，他并不是齐地之人，而是西周楚地慎邑(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投奔齐桓公之后，管仲从齐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想法。他认为首先是解决百姓温饱问题，无论国之粮仓，还是百姓家的粮缸，只要里面装满了粮食，国才能安定，百姓才能乐业安居，遵守法度礼节。其次就是“便渔盐之利”，管仲利用齐国的地理优势，提出发展海滩盐业，形成煮盐、冶铁、铸钱三大利好，这极大促进齐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富民强国，成就齐国诸侯霸业。

允许百姓与官办同时煮盐

渔盐，尤其是盐业，是齐国富庶强盛的根基所在。翻开《管子》一书，有关盐的比比皆是，比如《管子·地数篇》记载：“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

齐国有长达几百公里的海岸线，这里人们吃的是海盐，生产盐的方式是煮盐。《管子》说：“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为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时方作，令民母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大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天下，然则天下不灭矣。”

管仲把煮盐这件事看得很神圣，原因在于当时煮盐并非易事，大海潮起潮落，盐田受潮汐影响很大，弄不好一阵海风吹过，巨浪不仅毁坏盐田，甚至连煮盐的人也一起卷到大海里去。

如果现在到鲁北以及莱州湾的盐场去看，可以看见单元式成片的海水池敞开着，接受剧烈的阳光暴晒，然后水分被蒸发，白色的大盐粒子自然形成，这样的制盐工序被当地人称为“晒盐”。

那么如今的晒盐与管子所说的“煮盐”有什么异同？齐国实行的“煮盐”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呢？

山东的鲁北各县是中国海盐生产的主要区域，一直延续着齐国开创的产盐事业。根据考古挖掘，鲁北地区的很多地方发现了盔形陶器，考古人员推测，这是古代齐国大规模煮盐的工具。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孟子，曾经在齐国逗留了八年，他遍访各地名师，体察民间烟火，对于百姓日常生活也有细致入微的体味，包括在鲁国看不到的“煮盐”。

孟子敏锐地发现，在靠近齐国都城临淄南边，有“牛山濯濯”的景象，孟子认为这应该就是管子所说的“煮盐”。牛山上没有树木，光秃秃的，他判断树木可能是被砍伐，用来“煮盐”了。前有大型盔形陶器，后有人聚集在牛山，树木被砍，对应了“以柴煮盐”的猜测。

管子发展齐国的工商鱼盐之业，制定了“官山海”的管理措施。《管子·海王》记载：“唯官山海为可耳”，也就是说朝廷对所有盐资源实行垄断，允许百姓与官办同时煮盐，由朝廷专管专卖专销，官民分利。每年十月到正月，这四个月的时间只准官办煮盐，其他时间允许百姓煮盐。同时聚集百姓营造“工商之乡”，因此出现了专门制盐的家庭，甚至家族、村落，“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场面非常盛大，据此可知齐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盐业生产大国。

据有关史料统计，齐国年产盐的总量达到36000钟(钟为当时齐国计量单位，1钟合今制348公斤)，年收成金达1.1万余斤(每斤合现制半斤)。此外，齐国还是海盐的出口大国，盐业贸易非常繁盛。

《管子》是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经学家刘向根据所见散本整理成书的，唐初名相、齐州(今济南)人房玄龄加以注解，明代刘绩又对此进行了补注，传承有序，应该值得采信。

齐国以降三千年山东盐业日渐昌盛

齐国因盐而民富国安，自此打开绵延不断的山东盐业三千年发展史。

齐桓公谢世后，齐景公执政，他废除管仲倡导的“民制为主”的制盐政策，实行全面官制，与民争利，因此海盐卖价昂贵，民多怨愤。秦统一六国后，对原本发达的齐地盐业进行开放，盐的产销放开，使齐地一度萧条的盐业得到恢复。

汉武帝时期，全国设有37处盐官，今山东境内就有11处。到了唐代，官府对青州、莱州、无棣盐区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直接专买制”，凡是制盐者必须得到朝廷许可，专立户籍，盐民被叫做“亭户”，其他人制盐皆属“盗盐”，严惩不贷。“亭户”产盐，必须官收，私自运盐同样要被严惩。后来“亭户”改为“灶户”，以区别于农户。唐代贞观时期，东莱郡掖县发现两处盐井，这也是山东盐区利用地下卤水制盐的开始。

唐代有一位著名盐政专家，他就是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刘晏(公元715—780年)，可与管仲齐名。

刘晏在唐代中叶管理朝廷财政数十年，在多地担任盐铁使，管理盐业等。他针对当时官府实行的盐业官营、直接专买的众多弊端，首先精简设置重叠、臃肿的盐务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再者改变官收、官运、官销为商收、商运、商销，即在产盐区设官府盐官，负责向盐户收盐，加税后卖给商人，盐商所过各州县不得再行加税。刘晏还要求提升制盐技术水平，改进制盐工具，帮助盐户提高劳动效率，增产增收。

在刘晏担任盐铁使期间，官府盐利从40万缗(指用绳穿成串的钱)剧增到600万缗，1缗为1000文，汉代开始作为计税单位，后泛指税金，同时盐户负担没有加重，收入得到提高。到唐代宗大历末年，一年的征赋收入达到1200万贯，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唐德宗继位后，刘晏遭人陷害致死，终年65岁。

到了北宋，苏轼任职登州太守时，连续向朝廷奏请罢榷盐(民制、官收)制，建议改为民制、商销、官收盐税制，被朝廷采纳。当时登州、莱州两府百姓还专门立石镌刻《罢榷盐状》，以此颂扬苏轼之举。

明代洪武元年，山东设都转盐运使司，并有胶莱、滨泺两个分司和泺口批验所，管辖盐场十九处。为了便于运盐，朝廷开始整修小清河。当时山东制盐的方式有两种，煎盐和晒盐，但煮盐基本被淘汰。

清承明制，山东设盐运使司，山东共有盐场19处，灶户13571家，灶丁45116人。灶地每50亩为1丁，每丁额定产盐2引14斤8两(每引重400斤)。清康熙年间，寿光盐由煎盐改为晒盐。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于利津入海，黄水漫滩，重创山东地区制盐，到1912年仅剩盐场7处。

同在1912年，山东盐业还发生了两件影响重大的事件，一个是日本商人葛城助之助，从青岛购盐8万担运往朝鲜销售，开启山东盐出口先河；其二是山西汇兑庄(银号)徐济川，投资兴建寿光羊角沟到刘家呈子村运盐轻轨铁路，总长40里，开兴修铁路运盐之先河。1913年，山东全省销盐2556636担(一担100市斤)，收税款4193136元，占全国税收总数1900万的22%。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沿海大盐田全部收归国有，1955年全省盐业机构实行“产销合一”，山东盐价一等粗盐每担8.17元，洗(精)盐每担8.42元。1988年，全省生产原盐361.4万吨，实现生产总值47320.7万元，销售总收入达到33016.2万元，出口创汇1810万美元，各项指标连续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自2016年起，我国取消食盐专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涉盐企业实现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至此，始于2600多年前齐国管仲创造的盐业专卖“官山海”成为历史，具有3000年历史的山东盐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