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寿：谭门艺语（梨园世家湖北武昌谭鑫培家族六代演戏生活）

谭门艺语

谭元寿

　　北京是京剧发祥地，在这里从事演戏生活的人很多。有的人家，从祖辈起，传宗接代，以演戏为业，被称为“梨园世家”。梅葆玖，他父亲梅兰芳先生，祖父梅竹芬先生，曾祖父梅巧玲先生，祖孙相传，四代全是唱青衣。又如茹元俊，他父亲茹富兰先生，祖父茹锡九先生，曾祖父茹莱卿先生，祖孙相传，四代全工武生。

　　在我们谭家，最早从我高祖父谭志道说起，依次下传到我曾祖父谭鑫培，祖父谭小培，父亲谭富英，加上我自己和我的儿子谭孝曾，已是六代相继从事演戏生活，除我高祖父谭志道以唱老旦为主(也会老生戏),后五代又全是唱同一工的文武老生。这在我国戏曲界里，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一、谭氏家族

　　高祖谭志道

　　根据家谱记载，我们祖宗的籍贯，是湖北武昌府江夏县大东门外谭家湾，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

　　我的高祖父谭志道，原是唱汉调(今称汉剧)老旦的。高祖父的上几辈我就说不清楚了，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清朝旧衙门当马快的，专负责捕拿盗贼歹徒，类似今天的刑警人员。他好喝酒，每天在衙门公干完毕，就去酒馆喝几杯。他的夫人以纺线帮助家中生计。老夫妇只有一个独生子谭志道，他生于1808年(嘉庆十三年),殁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终年80岁。

　　在我高祖父谭志道幼年时，湖北流行的地方戏是汉调。由于环境的熏陶影响，谭志道从小就喜欢唱这个调调，经常去听戏。随着年龄的渐长，越学兴趣越浓厚，终于以此为业，唱上老旦了。老太太很讨厌这种行当，常常很生气地责备老爷子：“你儿子唱上戏了，这都是你做缺德事的报应，你别再干这一行了。”

　　高祖父谭志道由于性之所好，对于汉调戏的钻研，日有成效。他是唱老旦角色的，嗓子窄而高，类似于一种名叫鹨的小鸟叫唤声音，这种鸟在湖北俗称“叫天子”。谭志道唱的腔调，正像这种小鸟的叫声，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叫天”,后来“叫天”就成了他的艺名。结婚以后，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生了一个男孩，也仅仅是这么一个独生子，他就是我曾祖父谭鑫培。

　　曾祖谭鑫培

　　我曾祖父谭鑫培，本名金福，鑫培是他的号。因他父亲的艺名叫“叫天”,按着父子关系，他就被称为“小叫天”。到他父亲去世后，他自己成了名，人们就不再提这个“小”字，改称他为“谭叫天”了。

　　就在我的曾祖父谭鑫培4岁的时候，也就是1851年(咸丰元年),以洪秀全为首领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广西金田。

　　太平军从广西出发，向北进军，经过湖南，进入湖北，我们的故乡江夏县变成了冲杀的战场。高祖父谭志道，舍弃家园，带领妻儿，向北方逃难。历经河南、直隶(今河北省)各府县，辗转到了天津，就暂时在那儿落脚。因此也可以说，天津是我祖爷爷的第二故乡。

　　我曾祖父随父母落脚天津以后，随着父亲学戏唱戏，曾一度参加过京东的一个名叫“金奎”的小科班，从9岁就登台演唱。在这期间，经人撮合，同一个唱武旦的侯幼云的姐姐订了婚事。后来离开天津，迁移到北京，定居在前门外百顺胡同。当他刚15岁时，就把这位侯氏接到北京结了婚。当时正赶上咸丰皇帝“宾天”,“断国孝”期间，一切喜庆宴会全要停止，也不准许动用响器，只是雇用了一顶很简单的蓝色轿子，静悄悄地把新娘子—我的曾祖母娶到了家。

　　我曾祖母共生育了八男二女。

　　八个男孩，全按“嘉”字排名，依次如下：嘉善、嘉瑞、嘉祥、嘉荣、嘉宾(即我祖父谭小培)、嘉乐、嘉瑚、嘉禄。

　　两个女儿：一适夏月润，夏工武生，长靠短打，均所擅长，并兼演红净戏；一适王又宸，谭派老生。

　　据清宫档案记载，我曾祖父从1890年7月11日(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充当供奉，当时他44岁，正是在京剧界显名的时候。先后被选为供奉的有孙菊仙、汪桂芬、时小福、杨月楼、王楞仙、陈德霖、罗百岁、余玉琴、田际云、王瑶卿、侯俊山等老前辈们。到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军兴起，国体变更，我曾祖父从此就不再入宫演戏了。

　　曾祖父最初选入清宫时，有一次慈禧审阅演员名册，看到了谭鑫培这个“鑫”字，便说：“何必要这么多‘金’昵，有一个‘金’就够了。”慈禧的话，就是圣旨，所以我曾祖父的名字，又叫谭金培。

　　慈禧对我曾祖父的演出是非常欣赏的，有“无谭不欢”之感。在内廷演戏，每次演唱完了，必给赏赐。赏赐分为大赏、二赏，我曾祖父每次必受大赏。当时我曾祖父二儿子谭嘉瑞(我的二伯祖),也在内廷当差，承应拉胡琴，每次演奏完了，一样受赏。

　　给我曾祖父拉胡琴的，最早是梅雨田先生(梅兰芳先生的伯父),民国初年是孙佐臣先生(他是裘桂仙先生的叔丈人，是裘盛戎的外祖父，人称“孙老元”),民国三年以后直到逝世前是徐兰沅先生。关于琴师的变动，还有一段轶事。在我曾祖父晚年69岁时，有一次演《碰碑》，因为这出戏反调多，胡琴的活儿累一点儿，操琴的孙佐臣提出要给他开双份才行，并表示以后无论什么戏都要开双份，有点“拿糖”的意思。当时，我曾祖父的班名是同庆社，班主由我三伯祖父谭嘉祥担任，孙佐臣把这个要求向我三伯祖父提出来，他不敢答应，就和我曾祖父商量。曾祖父认为如果给他开双份，会影响戏班的其他人，不好应允，从此就与孙先生拆伙了。因为当时孙佐臣是一位胡琴能手，他跟我曾祖父合作，很得心应手，一般拉胡琴的都接不了这个活儿。这时我祖父忽然想到徐兰沅。那时徐兰沅先生还很年轻，每天到我们家给我祖父吊嗓子，双方处得很融洽，他当时给富连成科班操琴，每天只挣几十吊钱(10个大子算一吊),收入很少。我祖父就和我三伯祖父商量，找徐兰沅来为我曾祖父操琴。我祖父找到徐兰沅，徐先生不敢接，我祖父说：“你不用犹豫，我让你去拉你就去，你到时就上场。如果老爷子不满意，拉砸了，你把胡琴撅了，我养活你一辈子！”说到这，徐先生不好推辞，才敢接了这个活儿。头一天拉的戏是《碰碑》，由始至终，圆满地拉了下来。我曾祖父很满意，给了戏份五块大洋，这比在富连成每天挣几十吊钱强多了。徐先生受宠若惊，喜欢得了不得。从此，他就正式走马上任，接替了孙佐臣先生。

　　我曾祖父去世后，徐兰沅先生又给梅兰芳先生操琴，后来他曾自豪地对人谈：“我这一辈子总算没白拉胡琴，先后侍候过两位大王！”(因为我曾祖父和梅兰芳先生，都被誉为“剧界大王”。)

　　我曾祖父红了多半辈子，而他的结局是悲惨的。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特别盛行堂会戏。清朝王公贝勒之后，接着就是北洋军阀、官僚、政客们，他们遇有喜庆等事，或迎接官差，招待贵宾，都要举办堂会，争相邀集名演员演出，而每次又非有我曾祖父的戏不可，似乎有“非谭莫乐”之势，因此就不免苦了我曾祖父。这些举办堂会的人，全是有权有势的人，不敢得罪他们，只有勉为其难，尽力应付，我的曾祖父终于死于堂会戏的演出。

　　那是1917年的事，黎元洪继袁世凯之后任大总统，设宴欢迎广东军阀陆荣廷，演出堂会戏助兴。我曾祖父照例被邀，当时他年逾七旬，又在病中，一再推辞不获准允，主事者江朝宗最后竟派了四名巡警来“迎接”,我曾祖父迫不得已勉强扶病而去。到了堂会场所，看到安排的戏码是《洪羊洞》，他在郁郁苦闷的情况下，又吃了一惊，感到这出戏演的是杨六郎以死殉节，回想起当年他的师父程长庚大老板最后唱的就是这出戏，思前想后，感慨万分，精神极为衰颓。当时提出要求，不能演全，经商定从“探病”一场唱起。上场后他触景生情，悲愤交集，竟至声泪俱下，把一个杨六郎演活了。我曾祖父于剧终卸装后，因心神极度紧张，当即晕倒，经人扶持回家，病情天天加剧，一星期之后便与世长辞。

　　祖父谭小培

　　我祖父谭小培，是我曾祖父谭鑫培的第五子，他的谱名叫嘉宾，小培是他的字，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和亲友们都称他为五爷。他生于1883年(光绪八年)腊月三十日，殁于1953年农历八月三十日，终年71岁。我们家里人常谈，我祖父是大年三十夜晚12点“诸神下界”的时候落生的。我们家里向来讲究传统的旧礼节，我祖父在世的时候，我们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晚辈们，每逢到了旧年除夕这天，先向老人们磕辞岁头，然后再给祖父磕寿头，年年如此。

　　我家是汉族，但是家里行的是旗人的礼节，按照长幼辈数不同，有时是双腿跪地请安，有时是单腿跪地请安。我们是汉人为什么要行旗人礼节呢？这是由于当年的环境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曾祖父在大内充当供奉多年，与皇族、旗人们经常接触，习惯于旗人礼仪，不自觉地把这种习俗带到我们家里，相习成风；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我祖母的关系，我祖母是唱小生的德坩如先生的女儿，是旗人，她把旗人行礼的那一套完全带到我们谭氏门中，更助长了我们谭家行旗人礼节的风俗。我们家在亲属称呼上也与汉人不同，如对奶奶(祖母)叫“阿莫”,对姑奶奶叫“爷爷”,对姑姑叫“爸爸”等等。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改变这种称呼。

　　我祖母生育一子二女：子名裕升，就是我父亲谭富英；长女谭静英，嫁给武生杨盛春，他是我祖父的师父杨隆寿的孙子；次女谭秀英，嫁给老生叶世长，即叶盛长，他是富连成社科班创办人叶春善先生的五儿子。

　　我祖父幼年坐科小荣椿社科班，班主是唱武生的杨隆寿老先生。与我祖父同科的有武生杨小楼，花脸许德义、钱金福，

　　小生程继仙，老生蔡荣贵等老前辈。蔡老先生后来任富连成社科班教师，是马连良先生和我父亲的启蒙老师。

　　我祖父唱老生，常演的戏有《碰碑》、《闹府》、《卖马》、《戏凤》、《失街亭》、《战蒲关》、《黄鹤楼》、《胭脂虎》、《八大锤》、《武家坡》、《乌龙院》、《捉放曹》、《黄金台》、《天雷报》等等。唱腔做派，完全遵守我曾祖父所创的谭派风格。

　　我祖父不曾独自组班，长期给名角挎刀，是一位很得力的二牌老生。他曾傍过尚小云和程砚秋两先生。当年程先生久在北京粮食店中和戏院演唱，我祖父搭程先生的班子达10年左右。

　　我曾祖父谭鑫培成了名，内行演员和外行票友，学他的人很多。在他逝世后，谁能做谭派老生的继承者，这是当年广大戏剧爱好者所最瞩目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那时我祖父已是35岁，虽能演我曾祖父常演的各种戏，但名气不够响亮，我父亲才12岁，刚入富连成社科班学戏。这时，我祖父一面搭班演唱，一面抓紧培养我父亲。此时，学习我曾祖父的人，如言菊朋先生、余叔岩先生，全打出了“谭派正宗”的旗号，争当谭派的继承人。我祖父是曾祖父的亲儿子，在这样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放弃了个人的演出，专心致志地培养我父亲，把自己的满腔心血，全用在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出科后，对于演出的事务，完全由我祖父操办，我父亲只管唱戏，其它什么事也不过问。在生活方面，尤其是接触人，处处受到我祖父的管教，我父亲一心钻研艺术，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当然，这与我父亲的天赋条件是分不开的。

　　记得在本世纪30年代初，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北平一家报纸上登了一幅很有幽默意味的漫画。画面上画着老中青三个人，由右而左，上首是我曾祖父谭鑫培，当中是我祖父谭小培，下首是我父亲谭富英。谭小培表现出左顾右盼的神态，对着谭富英说：“你父不如我父”,对着谭鑫培说：“我子胜于你子”,说明他是夹在两代当中，上不如父，下不如子。当我祖父看到这幅蓄意挖苦他的讽刺画时，不但毫不介意，反而笑了起来。论到我祖父在剧坛上的声望，确是上不如我曾祖，下不如我父亲，可是他能够把谭门剧艺的规范继承下来，并把我父亲培养成才，应该说，这是谭门一位了不起的大功臣。

　　父亲谭富英

　　我父亲谭富英，谱名裕升，生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殁于1977年农历三月初二日，终年72岁。

　　我父亲生在上三辈全是演戏的家庭，当然是从小就受着环境的熏陶。1917年他12岁，进入富连成社科班，学文武老生戏。他有一条天赋的好本钱，像我曾祖父一样的“云遮月”嗓子，极得其神髓，武功也是有基础的。直到他晚年，演《定军山》、《战太平》一类戏，还是应付裕如，《定军山》黄忠的刀花，《战太平》花云的虎跳，俱见功夫。

　　1923年春夏之交，我父亲18岁出科了。我父亲出科后，为求深造，紧接着拜余叔岩先生为师。余先生正式收过四个徒弟，除了我父亲，还有杨宝忠、孟小冬和李少春三位先生。我们谭家和余家，老一辈全是湖北老乡。余先生的祖父余三胜老前辈，是湖北罗田人，精于湖广音韵，是与程长庚大老板同时代的老生人物。我曾祖父拜余三胜为师，得其传授，后来余叔岩先生又拜在我曾祖父门下，最后我父亲又师事余先生。我们谭、余两家的师徒关系，如此循环往复。当我父亲给余先生磕头时，余先生很有感触地说：“咱们两家往来的关系，是极不寻常的。当初你爷爷拜我爷爷，得了些东西；后来我又从你爷爷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义不容辞的是，我要把我从你爷爷那里学到的东西再还给你。我从你爷爷学的头一出戏是文武老生戏《太平桥》，当时我正在倒仓，你爷爷逗趣地说我是哑巴《太平桥》。现在我也首先教你这出戏，我要一招一式地还给你。”在我懂事的时候，我父亲同我谈话时，有一次提到这件事，他说他始终没把这出《太平桥》学过来，认为是他终身遗憾的事。现在这出老戏失传了，只有李洪春先生还能说这出戏。李先生是跟我曾祖父的二徒弟刘春喜先生(余先生的师兄弟)学的。

　　我父亲出科以后，搭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雪艳琴、胡碧兰等人的班子，从1935年开始自己组班，班名用我曾祖父的班名——同庆社。我父亲头一次到外地演出，是到上海。为了取其一战成功的意思，头次在上海的打炮戏是《定军山》，果然唱响了。

　　我父亲好看旧小说，特别是熟读《列国》、《三国》。他常告诫我们弟兄：“你们要多看《三国》、《列国》一类的旧小说，能够从这里了解到很多历史人物形象，对表现人物性格很有帮助。”

　　在旧社会盛行吸鸦片烟，很多从事戏曲的艺人，染上了这种不良嗜好，我们家也不例外，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全染有此癖。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国民党政府贴出了告示，命令人们忌大烟，对不忌者要罚办。当时，我祖父和我父亲一商量，下决心忌烟。他们爷俩同到大栅栏煤市街西医李伯良大夫诊所，经过打针、吃药，整整八个月没有演戏，终于忌了大烟。

　　元寿和子孙

　　我父亲生有四个儿子，全按“寿”字排名。我生于1927年，居长，原名寿颐，因入富连成社“元”字辈学戏(富连成社，原名喜连成社，分为喜、连、富、盛、世、元、韵七辈),取艺名元寿。二弟寿丰，入富连成社“韵”字辈，艺名为韵寿，习小花脸，现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三弟谭喜寿(寿永),幼入北京荣春社科班，习武生，现在宁夏京剧团。四弟谭寿昌，现在北京评剧院乐队工作。

　　我从小耳濡目染，自幼爱好京剧。到了6岁，开始在家里学戏，启蒙老师是我的亲娘舅宋继亭，他姐姐是我母亲。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大三岁，不幸她逝世太早。我7岁丧母，继母是姜妙香先生的女儿。我舅父宋继亭学的是谭派老生戏，他戏路很宽，能演能教，多年参加我父亲的班子，辅佐我父亲演出。他给我说的第一出戏是《汾河湾》。我7岁时，祖父带着我在东城金鱼胡同那家花园首次演出了这个戏。那次扮演柳迎春的是王幼卿先生，我饰薛丁山，居然圆满地唱下来了，祖父非常高兴。

　　我第二次登台练习，是同父亲在开明戏院，戏码仍是《汾河湾》，旦角也是王幼卿先生。这天父亲演双出，大轴是他的《洪羊洞》。

　　我第三次登台练习，是随着父亲去天津，在中国大戏院参加湖北水灾赈济义务戏，戏码还是《汾河湾》。演出后该院孟少臣经理特赠我一辆新自行车，作为纪念。当时天津新闻界老前辈们还在报纸上捧了我一段，说谭百岁(我的乳名)登台助演，夸奖了一番。

　　到了1938年，我11岁，正式入富连成社科班，叫作“带艺投师”。负责教我的是刘盛通先生，学了一出《鱼藏剑》。接着又经张连福先生教《取帅印》，雷喜福先生教《群英会、借东风》，王喜秀先生教《定军山》、《战太平》。同时还经茹富兰、沈富贵、王连平等先生教武生戏，如《英雄义》、《长坂坡》、《连环套》、《战宛城》、《四平山》、《水帘洞》和《挑帘裁衣》等，我就是这样文的、武的，兼学老生和武生戏，边学边演，直到1945年18岁毕业出科。

　　出科后倒仓，由18岁到19岁，整整经过一年没演戏，练了一年功夫，每天顶着星星到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喊嗓子。当时跟我同去的有朱世友，我们在大外廊营住对门，他是学小生的，现在台湾，我们多年没见了，我很想念这位青年时代的伙伴。每天同在太庙用功的，还有王世荣，他是拉胡琴的，现在北京戏校教学。下午我在家里院内练武功，并由徐少琦先生拉弦吊嗓。在这期间，使我受益最大的是，我的舅父宋继亭按照谭派戏路，重新给我整理学过的文武老生戏，行话叫“下挂”。我这位亲娘舅，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身上，对我维护备至。

　　到19岁下半年，我的嗓子慢慢恢复了，从1947年重新登台演唱。最初同杜近芳合演，当时我20岁，她16岁，头一天的戏码是《红鬃烈马》。后来搭荀慧生先生的留香社，我给他挎刀。

　　1949年解放初期，我第一次去天津正式演出，先后在南市庆云、群英两戏院演唱，旦角是郭韵荣。在南市庆云戏院演出时，有一天梅兰芳先生特派梅剧团管事的李春林先生由北京来天津找我，让我立即回北京与梅葆玖合作演出。我情不可却，只好返回北京，同葆玖合作。头天在长安戏院演《红鬃烈马》，接着又合演《二进宫》、《探母回令》等，共演唱了二十几场，梅先生感到很满意，对我多方鼓励。我们谭家与梅家有几代的交情。梅兰芳先生的祖父梅巧玲先生，很重义气，在我曾祖父困难时曾帮过一把，两人的关系非常融洽。梅兰芳先生的伯父梅雨田老先生，曾给我曾祖父操琴多年，相处很好。1914年(民国三年),梅兰芳先生20岁刚开始红起来的时候，同我曾祖父合作演出。我祖父和梅兰芳先生的父亲梅竹芬老先生，我父亲和梅兰芳先生，都是很要好的。我父亲曾给梅先生傍过角，向来不谈公事，梅先生送过来多少戏份，就收下多少。轮到我和葆玖这一辈的关系，仍未失去老样板，彼此和睦相处。所以梅兰芳先生让和我葆玖合作，我是不能不照办的。

　　1950年春节，我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同来的有青衣新艳秋，武生王金璐，花脸王泉奎和景荣庆。当时我老生戏和武生戏全演，如《打金砖》这出唱做并重的戏，就是那次在天津首次演出的。有一次演《失、空、斩》，还加上一出《三岔口》，是仿李少春先生文武不挡的路子。1951年，我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唱，青衣花衫为李砚秀和张曼君，武生张鸣禄，连续演出了两年，仍是学习李少春先生的戏路，演《野猪林》、《金钱豹》等剧目。后来李砚秀和张曼君退出，旦角改为赵晓岚，最后又改为李丽芳。

　　1952年年底，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参加总政京剧团，一同加入的还有李丽芳、童葆苓、班世超、杨宝忠等。1953年赴朝鲜演出。1954年，参加北京京剧院二团，是由我父亲和裘盛戎先生领导的。1955年，北京京剧院二团与马连良、张君秋两先生的剧团合在一起，改名为北京京剧团。

　　1956年，我随父亲和裘盛戎先生去香港演出。我始终演武生戏，老生戏让给我父亲演唱。

　　1958年开始，我尝试演出反映现代生活的京剧，先后在《党的女儿》、《草原烽火》、《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红岩》(又名《山城旭日》)、《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节振国》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1962年开始，我父亲的心脏病日趋严重，不常演出，所有我们的谭派戏，由我代替父亲演出了，同时也仍演武戏。

　　1963年，我二次去香港演出，在那里连续演了两个月之久。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传统的优秀京剧剧目，被说成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坏东西，完全停止了演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恢复传统剧目的演唱。

　　在前面我曾谈到谭、梅两家的关系，在这里我再谈谈谭、马两家的关系。我们谭家和马连良先生家，也是有几辈的深厚感情。我祖父谭小培和马先生的父亲，是很要好的老朋友。我父亲谭富英和马先生，先后出身于喜(富)连成科班，是总角之交，几十年的好兄弟。1955年北京各戏班合团以后，马先生和我父亲共同研究《十道本》这出戏，马先生饰褚遂良，我父亲饰王子。当时马先生55岁，我父亲整50岁，这老哥俩，决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同行是冤家”,而是精诚团结在一起，共同切蹉琢磨。老哥哥一字一板地教，老弟弟一字一板地学，那种亲密无间的精神，为我们后一代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到现在我和马先生的儿子马崇仁同志，也是很要好的。他既能唱老生，又拜过侯喜瑞老先生学花脸，多才多艺，且善于管理。现在在我们北京京剧院一团里担任导演和剧务管理工作。我演《打金砖》时他扮马武，我演《失、空、斩》他扮马谡，他这“二马”,为我的演出生色不少。

　　我的爱人王振荣，她娘家不是梨园行，但是全家爱好京剧，因此我们做了亲。我们结婚后，生有四男二女。现在唯有我的长子谭孝曾从事戏剧工作。

　　谭孝曾是我们谭门第六代演员，生于1949年。他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很自然地对京剧发生了浓厚兴趣。1960年他12岁时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学文武老生，老师是王少楼和杨菊芬，因为他有较好的天赋条件，接受能力强，在两位老师教育下，仅仅学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敢于在北京长安戏院登台，首演剧目是《二进宫》，他扮演的兵部侍郎杨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进入“文化大革命”,他的学业进度受到了很大挫折。1968年19岁在戏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只能参加唱几段“样板戏”,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得以摆脱羁绊，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1979年下半年，随中国京剧团出国，赴朝鲜、日本、加拿大等国访问演出。他的爱人阎桂祥，也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习青衣花衫，是赵燕侠的徒弟，1969年分配到北京京剧团，曾随剧团赴美国演出，主演《拾玉镯》等。

　　孝曾有一个男孩，取名正岩，今年已是3岁了。他将是我培养的对象，要使他成为谭派的接班人。

二、谭派的形成与发展

　　京剧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行当，生行占各行的首位，而在这生行当中，又以老生这一行为主。第一代最着名的老生角色，是道光咸丰年间的程长庚、余三胜和张二奎等前辈，其中以程长庚为最着名，他是京剧老生的奠基人，被称为“大老板”。

　　程长庚是“一教传三派”,在他之后，又形成孙菊仙、汪桂芬和我曾祖父谭鑫培鼎足的局面，这是京剧老生的第二代有名角色。后来，孙与汪两派趋于衰落，独我曾祖父在继承程长庚、余三胜和王九龄等前辈剧艺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昆曲、梆子等剧种的养分，广收博采，自创一格，他成名于100年前的光绪八九年间，宗之者称他为谭派的鼻祖。

　　我曾祖父所创的谭派剧艺，早在清末民初，就已风行一时。据老人们说，当时在北京，到处可以听到戏迷们情不自禁地哼着“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和“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的谭派唱腔，因此有人说“满城争说叫天儿”。还流传着“有匾皆书培，无腔不学谭”的对子。(上句是指当年北京城内外很多商店的牌匾，全是一位名书家王塘写的。)

　　有关我曾祖父的剧艺，在他生前和死后，论述者很多，我所要说的是，他一生的剧艺是怎样学来的？他所以能创出谭派风格，又是在取得了哪些成就之后才形成的？

　　我曾祖父从小跟着他父亲学戏，受着严厉的督促，时遭呵斥和打骂，不能不勤奋自勉，常是闻鸡起舞，刻苦钻研。他参加过草台班“跑帘外”的艰苦生活。他先后拜师程长庚、余三胜，求教王九龄，并参加三庆班演出。他接触的前辈多，学到的东西也多。他不但学文戏，而且擅武戏，昆乱杂学，非常渊博，除文武老生，还演过《金钱豹》中的猴，《三岔口》中的刘利华。演唱而外，还兼会场面，会吹打拉弹，可以说是六场通透。在多年实践中，他不拘一格，敢于改革，敢于创新。

　　我曾祖父的戏路很广，不但能演安工、衰派戏，靠把、袍带、箭衣、褶子各戏，也无不擅长，文武昆乱不挡，发展得很全面。因为他在多年演出实践中，具有丰富的经验，能把原是不为人所重视的冷门戏，改成为人所喜爱的热门戏。还有的把

　　剧中人反宾为主，把剧中居于次要地位的角色，改变成为主角。同时在化装、扮相等方面，也做了不少的改革，使之流传到现在。因此，人们称之为京剧革新家。以下举例说明：

　　《战太平》这出戏，原来是比较冷门的开锣戏，经我曾祖父改革演出，才一跃而为大轴戏。老生华云，连文带武，虎跳干净利落，成为谭派代表作之一。

　　《定军山》的黄忠，扮相原是戴扎巾盔，戴白满髯口；经他改革，戴扎巾，挂白三，大刀也做了一番革新。他扮演的《定军山》的黄忠，手舞着大刀，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在紧张的战斗中，显示出久战沙场的老将风度，学到这种地步是不容易的。

　　《卖马》原是老生与小丑并重戏，《连营寨》原是老生与武生并重戏，都是经我曾祖父改为老生的正工戏。《搜孤救孤》原是公孙杵臼的重头戏，经他把程婴改为主角。

　　《探母回令》原来没有这出戏。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京剧旗装戏很流行，四喜班排演了传统剧目《雁门关》，也叫《南北和》，是写宋辽交兵的故事，以旦角梅巧玲饰演辽邦萧太后为主角。当时为了与梅巧玲斗智，经卢胜奎改编为《四郎探母》，以老生杨延辉(四郎)为主，其次为旦角公主，把萧太后降为三号人物，也仅仅是演到“见娘”为止，没有“回令”。后来又经我曾祖父把这出戏引入到“回令”,成为有头有尾的《探母回令》，不仅是突出老生四郎，并成为老生、青衣、老旦、小生唱做并重的一出群戏。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卢胜奎老前辈，他是安徽人，又名卢台子，最初是京剧业余爱好者，后来参加大老板程长庚的三庆班，长于扮演诸葛亮。他不仅能演唱，而且善于编写剧本，当时三庆班连台演出的轴子戏《三国志》，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失、空、斩》原是卢胜奎擅长的戏，我曾祖父是向卢先生学来的，可是他有所改进。早年在大内演唱这出戏时，有一次慈禧看到他扮演的诸葛亮，穿的八卦衣很简单，一时心血来潮，随手把她胸前挂的那串朝珠摘了下来，派太监送到戏台上，让我曾祖父挂在胸前，顿时增加了诸葛亮的气派，慈禧从心眼里满意。按帝王将相挂朝珠，是清朝的制度，诸葛亮是蜀汉时大丞相，胸前没有挂朝珠的道理，只是当时慈禧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能不服从。我曾祖在那次戏演完，把慈禧的朝珠送回，自己置办了一串朝珠，每逢再演此戏，就在八卦衣胸前挂上一挂朝珠，从此沿袭下来，直到现在，已成定例。这就是诸葛亮胸前挂朝珠的由来。

　　《珠帘寨》原是花脸戏，李克用由净角扮演，经我曾祖父改为由老生扮演。改革这出戏，据传说有过这么一段小过场：在民国初年，我曾祖父常在北京大栅栏同乐茶园演唱，当时刘鸿声，绰号“小刀子刘”,正在唱红的时候，叫座力很强。我曾祖父为了压倒刘鸿声的声势，改编《珠帘寨》，包括解宝收威，前文后武，适合他文武不挡的特长，贴演之后，观众叫好，威声大振。

　　我曾祖父在唱腔方面，发音凝炼，口齿犀利，讲究气口，是很受人欢迎的。在他多年的舞台生活中，从实践中改革和增添了不少新腔。为了迎合听众的心理，他吸收了很多青衣腔、花脸腔、老旦腔，还有梆子腔和大鼓腔的种种唱法，经过加工提炼，也运用到老生的唱腔方面来，使老生的行腔使调多样化了，不但在唱散板上可以更加曲折变化，就是在原板和慢板上，也可以施展更多的新花腔。还值得提到的是，过去唱老生的腔调，都以嗓音响亮、高唱入云为贵；而我曾祖父在运腔使调上，着重有放有收，讲究韵味醇厚，使听者感到津津有味，如食橄榄，余味无穷。再加上他善于表情，出神入化，刻画剧中人的内心表演，有声有色，使人陶醉。

　　我曾祖父对戏剧人物的性格，体会得很深，能从唱腔中表达出剧中人的思想感情，给听众深刻的精神感染。这是他在表演技巧上取得的成就。我可以举出一个小故事来说明：在清朝光绪年间，英国人组织了一个艺术访问团来到北京。他们到中国来，是专为考察了解我国民族戏曲艺术的，当时慈禧特下了一道懿旨，叫我曾祖父参加会见他们。来访的英国戏剧家们了解我曾祖父在京剧界享有名望，当场要求他表演一段。我曾祖父清唱了一段《乌盆记》的反二黄。唱完之后，英国客人说：“这段唱腔，听着好像是一个幽灵的哭泣和哀叹的声音。”我曾祖父对这个反应非常惊讶，他自己想，这些英国客人没有听过我国的京剧，在他歌唱这段反二黄时，并没有说明唱词的内容，而来访的客人们居然能听出“像一个幽灵的哭泣和哀叹”来，当即对客人们说：“你们所领会的很对，这正是表演一个幽灵在哭诉着自己被害的经过。”由这说明我曾祖父在刻画一个剧中人的内心表演，细腻入微，有声有色，所以他能使听众有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

　　学习谭派的人，有的是直接向我曾祖父学，有的是间接学，还有的是间接又间接学来的。因为各人的条件不同，发展变化的情况也不同，形成了多种流派。

　　学习谭派剧艺的，按年代先后，可以分成以下三部分：

　　一、与我祖父谭小培同一时代的，除了我曾祖父正式收的四位徒弟贾洪林、刘春喜、贵俊卿、余叔岩外，还有言菊朋、王又宸、马连良、贯大元和专以研究谭派剧艺有名的红豆馆主、陈彦衡、夏山楼主(韩慎先)、王君直、王庚生等。

　　二、与我父亲谭富英同一时代的，有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奚啸伯、王少楼、杨宝森、王琴生、陈少霖、王文源、郭少衡、贾少棠、陈大薄、刘盛通、徐东明、张文娟和研究谭派剧艺的陈鸿谋大夫(原天津宝隆医院院长)等。

　　三、现在与我同一时代的，有孙岳、殷宝忠、马长礼等。

　　我曾祖父的门徒，唯贾洪林先生追随的时间最长，直到我曾祖父去世那年最后演出《洪羊洞》，还是由贾先生配演的八贤王。论成名较着的是余叔岩先生，由他创造出“新谭派”,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余派”。

　　红豆馆主，即清朝皇族溥侗，又名溥西园，当年人们全称呼他“侗五爷”。生于同治末年，解放后1952年才故去，终年82岁。他精于词章、音律，研究谭派剧艺年代极早，是我曾祖父生前敬佩的一人。他不但能演京剧谭派文武老生戏《定军山》、《连营寨》、《天雷报》、《打棍出箱》……还能扮演《金山寺》的旦角白娘子，《群英会》的老生鲁肃、小生周瑜、文丑蒋干，《奇双会》中的赵宠、李桂枝和李奇等生旦三个角色。戏路之广，称得起是文武昆乱不挡的人物。像这样的多才多艺，在内行里也属少有，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陈彦衡先生，对京剧音乐造诣很深，是研究我曾祖父剧艺极有名望的一位。他与梅雨田先生经常在一起研究我曾祖父的唱腔，并把我曾祖父的《空城计》、《武家坡》、《李陵碑》、《清风亭》、《汾河湾》、《宝莲灯》、《群英会》、《桑园寄子》、《击鼓骂曹》等戏的一些精彩的唱段，写成工尺谱，作为人们研究的依据。这些戏谱经过整理，已印成《谭鑫培唱腔集》，其中包括《戏选》、《说谭》和《燕台菊萃》三大部分，把我曾祖父在每个剧里的唱做表情，全做了介绍。在1917年我曾祖父逝世以后，一般学谭派老生戏的，多向他请教，如言菊朋先生和余叔岩先生。他对于发展谭派艺术，并使之普遍流传下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在民国初年，我曾祖父67岁的时候，被我大姑爷爷夏月润接到上海去闲住，当时上海各界知音，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要求他唱几场。我曾祖父为了满足各方面的愿望，应允唱一出《空城计》，由《失街亭》到《斩马谡》止。因为行头和场面人们全没有带去，临时借用别人的八卦衣，试了几件，全不合用。最后经夏月润在箱子底下找出一件旧八卦衣来，我曾祖父试穿很合体。他一向是“宁穿破，不穿错”的，就穿着这件旧八卦衣上了场。因为没有带场面，当时正赶上陈彦衡先生在沪，就临时请陈先生代拉，托衬严丝合缝，可见陈先生对我曾祖父的唱腔是研究有素的。

　　言菊朋先生，在清末玩票时代，喜爱谭派唱腔，曾参加北京的春阳友会票房，常向红豆馆主、陈彦衡和老剧人钱金福、王长林等请教，极力学习，很得我曾祖父的神髓。《汾河湾》、《战太平》、《定军山》、《桑园寄子》、《法场换子》、《让徐州》、《卧龙吊孝〉等，是他常演的得意剧目。他精通音律，讲究字眼，晚年限于个人嗓音，自创新腔，独辟蹊径，婉转跌宕，细腻精巧，不失谭派规范，以“旧谭派”号召。他学我曾祖父是入迷的，不但学其艺，且摹仿其生活作风。我曾祖父好闻鼻烟，鼻孔内常积有鼻烟末，每逢演出扮装前，先由跟包人打盆清水，洗洗鼻孔，为的是发音清亮。言先生本不闻烟，也效法我曾祖父这样的生活习惯，一时传为佳话。

　　谭派老生戏，不仅为国内京剧爱好者所宗，在国际上也有不少追随者，流传很广，已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璀璨明珠。我是谭门之后，要树雄心、立壮志，在继承先辈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传宗接代，不断把京剧艺术推向新高峰。

　　1982年5月刘炎臣整理

　　(选自《京剧谈往录续编》，1988年出版)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梨园往事》，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