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张：朱元璋穷凶极恶统治下，江南对张士诚仁政的无尽怀念｜文史宴

一

幼时，在外婆家午觉醒来，外婆总会打趣道：“从苏州回来咧。”这其实是一句令人费解的话——“睡觉”怎么会和“苏州”扯上关系？不过，外婆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在她小的时候，也是这么听来的。而在奶奶家，我总是听奶奶说出一个叫“gang zang”的词语（前字一声；后字四声），是聊天的意思。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这个词很“土”，因为这个词和普通话对应不上，以为是“深乡下”里流出来的词汇（官音对乡音方言之歧视，背后乃政治空间等级势差之故）。

随着年岁的增长，阅读积累，才了解到，这两句令我儿时颇为困惑的话，背后竟凝结着吴地百姓数百年来的血泪忆痕——元亡明兴之际，朱元璋和张士诚争霸江南，成王败寇之后，江南地区和苏北片区，就开始流传着了“梦赴苏州”和“讲张”这两个话语。

对于这个张士诚，已身为九五之尊，知人论世极为刻毒的朱元璋，曾如此评价：

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唯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朱元璋《大诰三编》）

这个张士诚究竟是何人物，让吴地百姓如此缅怀，让心胸狭隘的君王给予如此高的个人评价？

二

“元季之乱，江南诸郡多陷于盗。”（宋濂《朝京稿》）值元末乱世，张士诚一介布衣，以不辨顺逆，敢问天命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以操舟运盐为业......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士诚忿，即帅十八人杀义......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陷泰州。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是岁至正十三年也。（《明史》）

十六年二月陷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士诚自高邮来都之。二十三年九月，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明史》）

胜国之末，太尉张士诚据有吴浙，僭王自立，颇以仁厚有称于其下，开宾贤馆，以礼羁寓。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杨循吉《吴中故语》）

张士诚元至正十六年建都苏州，到至正二十七年苏州城沦陷，统治苏州共十二年。

作为问鼎斗争的失败者，有关张士诚的记载，必然受到据鼎权力的压抑和丑化。但从张士诚治时所留下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安置流民、减免田赋、整顿吏治、疏浚水利、通商外藩，礼贤下士等方面，均颇有建树：

张士诚起兵，招纳流移，安抚百姓，盐城流民大半归家。（陆仲达《陆氏再续世谱原序》）

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毕沅《续资治通鉴》；丁酉八月，张氏取嘉兴，元将杨完者拒之。张氏退还，然完者肆凶，纵兵屠害，掠财淫妇）

（田赋）悉免夙逋。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并赐高年粟、帛及贫民粥糜。（《弘治太仓州志·城志》）

蒙太尉不鄙夷小邦，且辱便蕃之惠，不胜幸至。（郑麟趾《高丽史》）

今车书如旧，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郑麟趾《高丽史》）

泰定间，周文英《奏记》谓：“水势所趋，宜专治白茆、娄江。”时莫之省也。张士诚阅故牍，得文英书，起兵、民夫十万，堑白茆为港，长亘九十里，广三十六丈，委左丞吕珍督之，民惮其劳。时人采民言歌之，功卒告成，民大便利。（《三吴水利集》）

渡江来吴，念吴民多艰，牧字者多非其才，悉选而更张之。（杨基《送张府判诗序》）

今太尉以武济时，以文经国，不爱玉帛舆马，招来贤俊，四方奇拔之士，闻风而至者相望也。（陈基《送周信夫序》）

太尉镇吴之七年，政化内洽，仁声旁流，不烦一兵，强远自格，天人咸和，岁用屡登，厥德懋矣。（高启《代送饶参政还省序》）

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阁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徇也，直言决不使相遗弃也，毁誉决不使乱真也。（《杨维祯复张吴王书》）

在群雄并起中，张士诚治下的江南颇有一番乐土气象，有高启《吴趋行》诗文为证：

仆本吴乡士，请歌《吴趋行》。

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

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

飞观被山起，游舰沸川横。

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

泰伯德让在，言游文学成。

长沙启伯基，异梦表休祯。

旧阀凡几家，奕代产才英。

遭时各建事，徇义或腾声。

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

兹邦信多美，粗举难备称。

愿君听此曲，此曲匪夸盈。

生逢乱世，而能独善其身，方有此自夸的咏乡之辞。饮水思源，对于张士诚保境安民，高启更是大发感慨：“今日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士大夫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豋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高启《高青丘集》）有此间乐土，士人“争趋附之，富贵赫然”。（元明之际，江东士众，所趋张士诚者，多风雅之士，附朱元璋之者，多经略之士）

张士诚治下，虽值群雄争霸，安全成本上升之际，然苏州一地税收，相比于元仁宗八十万石，也只是增至百万石。而较于稍前元廷所据时的横征暴敛已大为宽减，汲取并不苛刻。（《新元史·食货》：“课税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十余倍”《新元史·食货》）彼时，张士诚“虽假元名爵，实不用其命”。（《明太祖实录》），“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元史》）若然，士诚以吴中民脂民膏，换取元廷王爵加身，则中原竟是谁人之天下，亦未可知。故顾祖禹道：“元之复亡，未始非士诚先据平江，竭彼资储之力也。”（《读史方舆纪要》）

三

破陈友谅后，朱元璋发布《平周榜》，进犯吴中。“江南亦有何罪？”只是“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张士诚怀璧乃其罪。

城困三载，民皆为王死守，无叛志。太祖使人徇于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糠秕犹足支数年，岂降汝乎？”（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

被困日久，城中食尽。一鼠售钱三百文，革履鞍䩞，亦煮而充饥，甚危急。士诚乃集吴民告曰：“事势如此，吾无策矣，将自缚诣军门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则城破无噍类矣。”民闻伏地长号，有死守志，不听遣。（黄暐《蓬窗类记》）

虽然吴松民众自发起兵，“传檄欲存吴”，奈何“孤城久抗”，势所难挡。城破之际，士诚宅心仁厚，“纵宫人于民间，开库藏，令其自取。”（《逐鹿记》）

士诚闻城破，其母作淮音语士诚曰：“我儿败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诚乃悉驱其骨肉登齐云楼，纵火焚之，而已独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缚，俘至都下。（杨循吉《吴中故语》）

嫔御悉自经于齐云楼下，竟钥户举火，须臾烟焰涨控，娇娃艳魄，荡为灰烬。乃诣军门降，吴民哭声数十里。（黄暐《蓬窗类记》）

二十七年九月，城破，士诚收余众战于万寿寺东街，众散走。仓皇归府第，拒户自缢。故部将赵世雄解之。大将军达数遣李伯升、潘元绍等谕意，士诚瞑目不答。舁出葑门，入舟，不复食。至金陵，竟自缢死，年四十七。（《明史》）

“城溃姑苏伯业终”，（贝琼《姑苏》）张吴政权完结。

关于张士诚之死，可靠史料，有三种说法，最具权力威慑性的官方记载：

至建康，竟自缢死。（《太祖实录》）

而朱元璋两位部将所留下的纪实笔记，却留下了另外两种说法：

上召见士诚，但瞑目不言、不食，赐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御士扛于竺桥，御杖四十而死。上命焚瘗于石头城。（俞本《纪事录》）

械张士诚到京，太祖命缢杀之。（刘辰《国初事迹》）

士诚拒不称臣，未能身免，官史书其自经，恐有美化重八之嫌。（《太祖实录》历经三修，作为《太祖实录》的初稿本，《明本纪》中关于张士诚的记载更为简略：“秋，城破，士诚自经于家，兵入尚未绝，解其缢，俘送京师，苏州平。”）

民国初年江苏省政府所树张士诚墓碑

苏州坊间亦有野传：

伪周主张士诚面缚见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帝叱之曰：“盍视我？”对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视尔何为哉？”帝以弓弦缢杀之。（徐祯卿《剪野胜闻》）

“吾（张士诚）不忍见此不义之人（朱元璋）”，卒投缳死。（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

士诚自起至亡，凡十四年。（《明史》）

“吴民知张王之爱斯土也，知王之魂魄，必不安于明祖之棺瘗也，故窃负而营葬焉。”（费树蔚《张吴王墓碑》）吴中故语：“吴民寻张王骨，归葬于苏之茶山，并立庙，岁时飨祭。”（费树蔚《张吴王墓碑》，中华书局《吴王张士诚载记》中所录费树蔚《张吴王墓碑》，疑点校有误，所谓“吴中故语”，意乃吴人坊间所云，而非杨循吉《吴中故语》，遍查《吴中故语》，并无此载）

“张士诚墓在斜塘”（沈藻采《唯亭志》），于金鸡湖东、斜塘河以北高墩上。墓在墩东部，作西南向，封土特高。墓西侧原有一庙，俗称张王庙。

四

苏州城坚守十月而破，张士诚兵败身死。对于苏州百姓来说，此绝非王师“伐罪救民”之举，而是祸不单行的开始。（虽然在正史记载中，朱元璋军队军纪严明，但是黄暐《蓬窗类记》中却留下了常遇春部队大开杀戒的记载：“城破日，开平常忠武王入齐门，所过屠戮殆尽；中山徐武宁王入阊门，不杀一人。至卧佛寺两王相遇，武宁始戒忠武勿杀。”）

朱元璋在《平周榜》中言之已预：“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

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张士诚政权的高官们：“凡获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送建康。”（《太祖实录》）

紧随其后，就对苏州城中的富民下手：“（九月）克平江，执张士诚。十月乙己，迁苏州富民实行、濠州。”（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方国珍政权被攻克后，“徙方（国珍）氏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居濠州”《明太祖实录》）

最后，则是不分贫富，大规模往濠州进行人口强徙：

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以（李）善长同列侯吴良、周德兴督之。（《明史》）当然，其中的移民人口总数并不仅限于苏州，而是张士诚治下的百姓，谈迁《国榷》载：“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徙苏、松、杭、嘉、湖富人四千余户佃临濠。”

由于是强制性的迁徙，暴力手段自不可避免：“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谴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吴季可墓志铭》）沿途，或死或伤或哭或号，不难想见。

洪武赶散图

关于苏州人口大规模强徙濠州之事，正史可见，而更大规模的强徙苏北，则未见官史记载，只能通过一些晚出的族谱、县志中寻蛛丝马迹：

灶户以吴人居多。相传张士诚久与王师对抗，明太祖怒其顽固，恶其民而迁之，摒弃于滨海，服以世世劳役，藉以侮辱之。（《康熙两淮盐法志》）

境内氏族，土著而外，迁自姑苏者多。（民国《阜宁县志》）

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凌氏谱》）

据曹树基估计（《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洪武年间，苏北共接收移民81.4万，主要来自于张士诚所治旧域百姓，而最大的一支则是来自苏州地区，后世称之“洪武赶散”。

离开繁华的姑苏城，迁居荒芜的江淮，故地从此成梦乡，这些流散苏州故民饱含血泪心酸，只有冀望于梦中回到故土，故有“梦里赴苏”的地方俗语。今苏州阊门立有“寻根碑”。

出生贫苦的朱元璋，对于苏州城中的富户豪民，更有着切齿之恨。借助各种政治案件，枉抄，洗劫江南财富：

当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没于京师，举族谪戍边徼，宅第荡然。（《东村记》）

明祖之籍富民，岂独路氏，就松属若曹、瞿、吕、陶、金、倪诸家非有叛逆反乱谋也，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覆宗湛族，三世不宥。（杨复吉《梦阑锁事》）

作为天下财富渊薮的苏州无疑首当其冲：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马皇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明史》）

虽然各种笔记方志中的沈万三身世讹传难辨，但是沈氏家族遭到籍没流放却是千真万确。类似沈万三家族的案例，还有顾瑛家族。

洗劫豪民，人口大规模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朱元璋死后三五十年后，苏州城依然是一片萧瑟：

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吴宽《匏翁家藏集》）

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刬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吴宽《匏翁家藏集》）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 籍亦属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王锜《寓圃杂记》）

三年身不到姑苏，见说城边柳半枯。纵有萧萧几株在，也应啼杀城头乌。（《遇史克敬询故园》；此诗作者杨基原为“吴中四杰”之一，曾入幕张士诚，明季入仕之后被弹劾，后亡于役。张吴政权亡，不仅仅是政治事件，亦是文学史事件，明初文学创作不复元季之明媚，而呈肃瑟之气）

“故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刘基《诚意伯文集》）朱元璋对于苏州百姓的报复可远不止于此，“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对于苏州（并松江）施以重赋，使得“吴民世受其患”（陆容《菽园杂记》）：

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明史》）

苏松赋重，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十之六。或谓沈万三时，简得其庄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赋；或又谓张（士诚）王不降（明）之故，（明太祖）欲屠其民，后因加赋而止，皆不可晓。（王士性《广志绎》）

为使其政策执行，还特意派遣酷吏陈宁府苏州，“其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明史》）

虽然朱元璋铁腕治理苏州百姓也曾有过动摇，但是旋即反悔，面对劝阻的臣下，更是找了一个借口，将其处死：

太祖尝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复税之。右正言周衡进曰：“陛下有诏已蠲秋税，天下幸甚，今复征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几，衡告归省假。衡，无锡人，去金陵甚近，与上刻六日后复朝参，衡七日失期。上怒曰：“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矣。”遂命弃市。（徐祯卿《翦胜野闻》）

或经此事，有所提防，朱元璋意识到后代可能会放弃重赋苏州的政策，于是颁布了一道禁令，让子孙后继，永为恪守：

高皇帝制：直隶苏、松二郡人不得官户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

嗣因张士诚负固坚守，苏松久攻不下，怒民附寇，遂没豪家，征租私簿，准作税额，一时增加，有一亩征粮至七斗以上者。于是苏州府共计二百八十余万石，松江府共计一百三十余万石，并著令苏松人不得官户部。（郑若曾《郑开阳杂著》）

这道禁令除了在建文时期短暂废除外，在朱棣篡位后，便一直恪守两百多年，直到崇祯十六年，才由绍兴人倪元璐打破了这道禁令......不过，彼时风雨飘摇，遑顾皇明祖训，凤阳的皇明祖坟亦为闯军刨开多年。

五

苏州郡衙，自来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称国，遂以为宫，颇为壮丽。（杨循吉《吴中故语》）

（魏观）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而徙之，正当伪宫之基......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圻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杨循吉《吴中故语》）

或谮（魏）观兴既灭之基。帝使御史张度廉其事，遂被诛。（《明史》）

洪武七年，苏州知府魏观，因迁治所张士诚王府旧基而遭诛，受之牵连的还有江南文坛领袖高启。究其事，的确触动了朱元璋的敏感神经，以其性情，实难赦过宥罪。

苏州作为张士诚“蛟盘之地”，朱元璋加之重赋强徙，自忖不得人心，任何唤醒张士诚统治记忆的举动，于风水而言是聚气谋逆，于皇权而言是启衅招尤。作为统治者，自然对此非常警觉。事实上，这样的警觉也并非无的放矢，有关苏州的私家记载中，的确可以发现一股在野记忆和统治记忆相对抗的形态：

（张士诚）乃诣军门降，吴民哭声数十里。（黄暐《蓬窗类记》）

士诚闻城破，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缚，俘至都下。（杨循吉《吴中故语》）

这两则有关苏州城破时刻的民间记忆，前一则笔记明确了张士诚为全苏州城百姓性命，而放弃抵抗。后一则笔记，虽是提及苏州城破，但是又说张士诚为免犯师迁怒百姓，自甘受辱被擒。此二节，多背于史实。不过，记忆和事实并不能混同，记忆也并不是简单的生理能力，而是一种话语，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背后是民心所向。既然朱元璋不得人心，那么张士诚放弃抵抗的传说，自然广为流传。（这则故事传到民初苏人叙述时，已经完全舍身成仁化了，周宏燧《张吴王传》：“王集城民喻之曰：‘今势急策竭，城破，若曹必无噍类 ，吾将自缚诣军门，以救若曹。’民皆伏地长号，宁固守与王俱死。会司徒李某开城降，王乃驱家人、姬妾悉自经于齐云楼，举火焚之。己亦阖户缢，曰‘吾以谢吴民。’故将赵世雄解之，以一盾荷送明军。吴民咸号哭送，声闻数十里。”）在此过程中，群体性的创作，又衍生出后传情节，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其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高皇（朱元璋）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而苏州人徐祯卿在其笔记《翦胜野闻》中又更新了故事版本：

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指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时太傅他出，夫人震骇，恐有他虞，稽首再拜曰：“得非妾夫徐达负罪于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为念。”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

这则笔记的事发地点，所指虽是南京，但是考虑到作者是苏州人，可能是在创作过程中有所嫁接拼凑。

而这则故事的流变，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明末，晋江人何乔远在前说的基础上，又创作再发明了一个“正能量”版：

太祖既有天下，怒苏久不下，故困以重赋。久之，微行过一妪坐，妪榻移时，泛问曰，妪何自曰自苏来，僦廛曰张士诚何如，妪曰，张王乎，轻财好施是德苏。太祖及喜苏人易恩耳，久之赋悉减。（何乔远《名山藏》）

朱元璋居然感动于苏州人对于张士诚的故主情义，而渐免苏州重赋，且不论这有违史实，就何乔远而言，作为著书等身，精通明季朝野掌故的史学家，是当真不知贵太祖那点肺活量吗？但话说回来，虽然这则笔记美化了朱元璋，但还是如实反映了苏州城中的民心所向。

以上被提及的几条笔记，存在关联性，其源头是苏州城内暗流涌动的“讲张”传统。明末钱谦益就记载了苏州城中深厚的张士诚记忆：“余尝过张士诚故宫，废墟残堞，鞠为茂草，有足悲者。及询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概。”（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

所谓的“讲张”，在今天吴语方言片区中，是“聊天”的意思。为什么“讲张”意同“聊天”，并没有著述记录原委。做一个合理的推测：朱元璋在降伏苏州后，“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下令禁止张士诚治下百姓公开言及张士诚，之后在城中巡查的有司，看到街头上有人在交头接耳的场景后，总会神经兮兮呵斥：“不许讲张”。百姓纵然再怎么感怀张王，也不可能时时挂在嘴边，正常的交流被监视，自然令人反感。日久松弛后，吴中百姓出于逆反心理，遍开始习惯用“讲张”指代聊天。（吴江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吴江方言俚语集成》中，亦持有相同解释）

朱明据鼎之时，人们只能通过窃窃私语的方式“讲张”，但是明清鼎革之后，就不必藏着掖着了，对张士诚讲法，则将其神格化：

吴人爱之，有肖其象而祀之者。（张符骧《吴王张士诚传》）

张王庙在娄门外塘南，祀士诚，又有（张）士信庙在后。（顾震涛《吴门表微》）

原驸马庙

配张士诚女，称隆安公主，城破自刭于薪桥，吴人怜之，祀为社神。（顾震涛《吴门表微》）

吴中又有驸马庙，殿宇宏敞，岁时赛祭甚盛。（夏荃《退庵笔记》）

以上四条为清季见闻实录，以下三条为民元臆附发明之说。

王没后，江浙民立祠祀王，事为明太祖所知，民乃以金饰王容，托称金容大帝；或赭王容，称朱天大帝。后更称都天，托之于唐将张巡；或称周王，托之晋孝侯周处；亦或称行灾大帝。（周宏燧《琅峰遗稿》）

苏人祀王尤虔，家各立庙，范王兄弟暨太夫人像祀之，岁时水旱，祭祷维谨，而讳之曰五圣，即今所谓五通神也。（周宏燧《琅峰遗稿》）

坟广二十亩，西南向，高冢矗然，无碑碣、翁仲之属，其右有庙祀城隍神。土人谓神即张王，岁以清明日，大合乐飨神。庙中亦无石刻纪其原始，试以质土人，张王何名何代人，佥以张九四对知。（费树蔚《张吴王墓碑》）

时至今日，苏州民间依然热衷于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大街小巷里就会有星星点点的香烛插在地上，俗称“烧久思香”，这里的“久思”就是张士诚“九四”的谐音，“吴俗七月晦日，民间以棒香遍植庭阶，其名称甚俚，实为张王作生日也。”（费树蔚《题甕城碑寄止叟》）

可谓“金容永袭都天号，翻比朱明国祚长。”（周宏燧《张吴纪事诗》）

六

事实上，苏州城中，还有一股类似于“讲张”的政治话语。就是“建文故事”：

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庚辰（指建文二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洁地，直不取也。（祝允明《野纪》）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建文帝上台之后，任用大量吴越籍贯的官员，改弦更张了朱元璋对于吴越之地的特殊性歧视政策：

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明史》）

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

而在明中后期，建文史实的发明运动中，吴中文人群体便为其重镇。（类似还有为方孝孺等建文逊臣正名的话语运动，不过这些话语角力，是朱氏内部矛盾场，而非朱张的敌我矛盾场，更缓和，也更公开）

苏州城中之所以接二连三会出现和明廷离心离德的思想暗流，其实涉及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国家地缘异质张力矛盾。

自从安史之乱后，关中王气黯然，大量流民迁徙江南一带，江南人口、经济飞速提升，这改变了上古以来东西对峙的主流脉络，自宋以后，变成了南北向的紧张关系。

在著名的宋太祖誓碑传说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善待柴氏子孙和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之说外，还有一说：“南人不得坐吾此堂。”（潘永因《宋稗类钞》）虽然此说未必可靠，但是在宋仁宗之前，朝堂之上确实排挤南方人：

天圣（仁宗）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宋金割据

随着徽钦二宗北狩以来，原本还只存在地域性矛盾的中原汉地，就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分裂建制时代，南北差异进一步拉大，史学界有“第二个南北朝时期”之说。进入元季，虽然疆域混一，但元季实行的是南北二元制。北方因为蒙古人先占缘故，大肆分封贵族，所制保留大量草原遗风，而因元世祖“嗜利”，江南则幸运的保留了南宋以来的旧制，尤其是海外通商政策被延续。汉地并没有因此整合性统一。南北异质，日久而深。当时就有识者指出，南北不宜以混一而治：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然则何时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则法自立矣。以南从北，则不可。以北从南，则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则法繁。北方事简，事简则法简。以繁从简，则不能为治。以简从繁，则人厌苦之。设或南北相关者，各从其重者定。（胡祗通《紫山大全集》）

明朝虽然混一天下，然两百年分裂之痕，并不会因为政治统一自动弥缝，朱元璋曾直言对江南富庶之地的观感：“吾诸将皆生长濠、泗、汝、颖、寿春、定远，习勤苦，不知奢侈，非若江南耽逸乐者比。”（谈迁《国榷》）“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许元溥《吴乘窃笔》）

江南原本“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海洋贸易更是风生水起，巨富更是遍布江南各镇：“因下番买卖致巨富”，“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而朱元璋据鼎之后认为：“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则人皆惑于利”，“故尝禁其往来”。（《太祖实录》）

“予本淮右布衣”。淮右在宋金之际，地处南北交接，渐染北俗，元季又隶属河南江北行省，近于北制，与江南各有法度。朱元璋，其具身知识必然迥异于富饶的江南。然则，明季肇立，所用之术，偏于北俗的社会内敛均衡，悖于江南所延的外向均衡。故以同质、均质化而混一，则必然出现“适淮履，削吴（越）足”的悲剧。（关于中国地缘异质张力的讨论，详见《》）

濠州地处宋金、宋蒙边界，元末划归划归河南行省

元朝江浙行省

地有南北，其材各异，因宜而循，明季政事议论，大抵以此偏好而各执一端。故士诚之思、建文故事，皆依南北矛盾之构，皮相而论。

张符骧尝慨：“与太祖争天下，小大数百战，皆在昆陵、长兴之壤，为我故有地，未尝先发一兵侵暴邻邑”（《吴王张士诚传》，此说并不尽实，士诚实有犯境之举），实乃吴中地方主体意识之突显，自主之思自为之念暗流也。

七

“吴自唐以来，号称繁雄，至于元，极矣。”（吴宽《匏翁家藏集》）。身处繁雄极矣的江南，张士诚的统治策略，可能得益于两套知识源头，一方面是萧规曹随元季“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的旧制。另一方面，张士诚虽然未尝饱学，但作为成长和活动于江南海滨一带的商人，自有其具身的效率知识，萧规曹随宋元二季以来江南政商关系的宽弛传统（黄省曾《吴风录》：“张士诚时，走卒厮养皆授官职，至今称呼椎油作面庸夫为博士，剃工为侍诏，家人奴仆为郎中，吏人为相公。”作者此说虽含贬义，但亦可见彼时，宽弛的社会环境，消解了暴力维持的身份等级的森严性。照之今日，唤保姆为“阿姨”、搬运工为“师傅”、理发师为“老板”，基层公务员为“领导”，皆商业交换发达之社会，乃类耳）。在无朝廷牵扯压制的条件下，更能以地方性的具身知识提升地方生计效率。（“自有吴以来，盖不知几浚矣。予闻父老云：元末伪吴张士诚尝发卒数万事此，而功竟成。吴宽《书邵通判决防诗后》）即所谓“政化内洽，天人咸和”。

仁以待民，虽未为雄主，却也造福一方。

邢少兰《六国码头通商图》苏州浏河镇

顾仲英，名德辉，读书好士，富家江左，居正义马鞍山。偶入昆邑署，见大汉荷校，询之，答曰：“吾盐枭张士诚也。”顾壮其貌，劝其改过，张首肯，顾保释回。士诚居顾家半年，忽谓顾曰：“欲借银一万贸易”。顾与之。未几游西湖，见士诚以扇遮面，如乞人状。顾呼与之坐，问其故，则曰：“资本不充，一时费尽，羞见故人之面。倘再贩私，累及保人，甘为乞人而不辞也。”顾诘其必得若干而后可，士诚曰：“需十万。”顾慨然如数与之。讵知士诚召集亡命，据平江，自称吴王云。（顾公燮《消夏闲记》）

士诚起家之时，或具雄材，然所籍之地，却匮于雄质。

士诚施仁政而不当于理，将士奢侈而惜其生，及牧将士，无异于富家养娇子。（俞本《纪事录》）

昆山郭翼上书士诚曰：“明公仗马棰，下吴、越数十城，望风请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贪残，不恤其下也。今诚能反其政，休劳之，乘时进取，则霸业可成。若遽自宴安湛乐，四方豪杰并起，明公欲闭城自守，其终能乎？”（《明史纪事本末》）

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既据有吴中，吴承平久，户口殷盛，士诚渐奢纵，怠于政事。士信、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娱。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踘，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明史》）

张氏生有东南富饶之地，军食奉足，兵多骄脆。诸暨老谢叛归之，其势足以得浙东；婺州苗军叛归之，其势可以得婺州。皆迟而不取。台兵十三万攻之，不战而溃。（《九朝谈纂》）

世人论及士诚之败，多言其适逸苟安，所用非主国命师之道。看似持正，实是庸常之见。盖江南自有风俗，通食货之便，致使上下逸豫，难以雄图。苏东坡尝言吴越民风：“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东坡《表忠观碑》）魏源亦道：“选精兵于杭嘉苏，无异于求鱼于山求鹿于原。”反之，“选精兵于江北，则求柴胡、桔梗于沮泽也，不可以胜收也。”（魏源《海国图志》）士诚纵有问鼎之志，亦无问鼎之兵。岂可无米妄炊？反观红巾诸路皆籍白莲教起事，“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甿从逆，凡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窭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黄镇成撰碑》），而士诚“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隆平纪事》），两者泾渭迥殊。

士诚籍于江南以成，亦赖江南而败。士诚之败，亦是江南之败。天赐江南饶，而断乎勇。

八

随着年龄的增长，辈差话语的自然迭代，日渐寡闻“梦赴苏州”和“讲张”这两句话了，我想，它俩也不会再传承下去了。

遭逢现代政治权力的剧变，在“国家—资本”权力强势主导下，“地方”在政治集权趋势中逐渐丧失主体性，不再是一个具有自主自为性生存逻辑的权力场，人被强大的一元权力场高度规质化。原本的“故乡”也就退却于我们，成为遥远于现代政治场的“他乡”。那么地方记忆，地方话语，也就逐渐变成了地方故老口中的掌故之学。

关于张士诚的史料记载（不含后世传说），见于《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辍耕录》、《草木子》、《平吴录》、《俞本纪事录》、《庚申外史》、《月山丛谈》、《秘阁元黾政要》、《农田余话》、《杨维祯味史乐府》、《送张府判诗序》、《国初事迹》、《东郊私语》、《天潢玉膜》、《徐达神道碑》、《皇明本纪》、《梧溪集》、《赵德胜神道碑》、《潘公射吴江佛寺浮图诗序》、《卢熊志》、《陈基送周信夫序》、《虎丘志》、《杨维祯上张太尉诗》、《王逢集诗》、《陈基撰张士德祭文》、《永安事略》、《叶圮挽杨左丞诗序》、《谭镇抚传》、《杨铁崖传》、《张氏事迹》、《陈基精忠庙碑》、《陈基传》、《九朝野记》、《陈基西湖书院自叙》、《汪左丞传》、《三吴水利集》、《古虞文录》、《合葬志》、《杨慎跋》、《铁崖乐府》、《七姬权厝志》和《九谈纂》以及《翟祐归田诗话》、《东游集》等四五十篇约二三十万字的正、野史和有关碑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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