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正的史学大师，却被同时代的我们低估埋没

事情总是这样的：沽名钓誉的假学者、假专家总是能大行其道；而真正埋头做学问的人，却总是籍籍无名而被忽视。

王学泰正是这样，他一生都在开拓着中国社会史、文学史、文化史的领域，且有重大贡献，但只因这些研究更“属于他的后世”而不被同时代的我们所关注，从而让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他的时代”。

他生于1942年，从小嗜爱读书，甚至达到了“阅读饥渴症”的地步，“没书读与没饭吃的痛苦相去无几”，但是在那个年代，书籍是很匮乏的，他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残缺的《三侠剑》。

1964年，大学刚毕业的他，只因直抒己见，而被划为“落后分子”“反动学生”。不久就被发配劳改：“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

1973年，他无意间得到了奇书《推背图》，而在将这本书借给一位书友时，他忍不住借书议论时事，从而埋下了被捕入狱的隐患。两年后，借书之人被逮捕，王学泰受到牵连，被拘留。

他先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待了一年，随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直到1978年，王学泰才被平反释放，总共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然而，他却让这段由时代所造成的荒谬经历，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源泉。

王学泰眼中的监狱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不仅有“极差的人”，也少不了“极好的人”，都是社会上不常见而却又是典型代表的那种人。在狱中的艰苦条件下，他坚持读完了马恩全集20卷。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段狱中经历，而是在多年后，以此为素材，写就了一部《监狱琐记》，不仅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囚犯，还再现了那个年代真实的狱中生活，成为了解那段特殊时期的重要史料。

最重要的是，在狱中见识到的大量底层人士，直接成为了他研究“游民”的动因。他曾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

历史学者雷颐也认为：“王学泰的社会阅历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的洞察力，一般的学者在这方面的体会没有他深。正是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深入了解最底层和边缘的人群，为他以后的游民研究打下基础。”

出狱后，因读书而获罪的王学泰，又因读书而投考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学校认为他“履历复杂”，不予录取，然而，幸好，文学所的领导陈荒煤先生，在了解他的情况后，说到：“这个考生只是个1949年后的大学毕业生，经历很简单，履历有什么复杂的？是我们把他搞复杂了。”

正是在社科院，王学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对“游民文化”的研究，被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评价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著名学者张宏杰也赞誉他的研究是“1949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旧墙上开新窗式的学术成就”，并且，还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之一。

叔本华说：“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就越不被他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仅是他的时代，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王学泰正是这样，在他之前，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精英文化的舞台，在他之后，底层社会流行的“游民文化”才开始有了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可能。

他发现，“游民”、“游民文化”和“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与意识几乎仍然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这一发现，不仅会让我们重审中国历史，更会让我们重塑自我意识。

“游民文化”，听起来似乎很冷门，和我们没太大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我们严重忽略了、低估了。而其实，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高的价值，可能几百年后，它的价值也只会越来越被重视。

正如著名学者张宏杰所言：“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也没有得到我们这个社会充分的认识。他的力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也并不广为人知。”他是最不应该被低估、被埋没的学者，然而却严重被低估、被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