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棍”

文|赵德发

过去在乡间，检验一个人有无学问，主要看他识字多少。

不识字，他就是“睁眼瞎”；能识字，就是有学问。

夸奖某人学问特别大，一般这样说：“人家没有不认得的字！”

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上学之后，就把认识所有的字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然而在学校学了一年，读课外书时还有好多“拦路虎”，让我无法沿着字行前行，只好拿着书去请教老师。

老师看看那些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说我给你查字典。

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摸出半块砖头一样的厚书本，封面上有我认识的四个大字“新华字典”。

他翻一翻，告诉我此字读啥，然后拉着长腔道：“字典，是读书人的拐棍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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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拐棍”，在我眼里成了神奇的魔杖，心想，我要是有一本字典就好了。

放学回家就向父亲提出这一要求。

但父亲不同意，说哪有闲钱买字典，你只管跟着老师学就是了，老师教多少你识多少。

我不甘心，因为老师教的生字太少，一篇课文只有那么几个。

我想起，姥姥家有姥爷和三姨当年读过的书，就去翻检。

翻遍两个破篓，果然找到了两本，线装的，黄旧颜色，而且被书虫咬得残缺不全。

它没有封面，书页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字和小字，边沿上有“康熙字典”四字。

那个“熙”字，当时我并不认识，便将字典拿给老师看。

老师说了它的读音，又告诉我，这字典是几百年前康熙皇帝编的，你用不了，因为它不用拼音标注，用反切法。

我问什么是反切法，他翻开一页教我。

我虽然会“切”了，但有些用于“切”的繁体字我不认识，只能干瞪眼。

老师又说，这种线装本的《康熙字典》大概是四本，你只有两本，而且缺了有总目的第一本，没法查。

我听了很沮丧，把它送回姥姥家，再没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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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典的渴求依然存在，我做梦都想拥有一本，然而直到十四岁时辍学，始终没有。

十五岁那年，我当了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心想这一回肯定能用上字典了。

到那里看看，几个老师都没有。

有一位老教师有一本，却因为是旧版的，上面有“封资修”内容，不敢拿到学校用。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看到报纸上发布消息，《新华字典》出了修订版，我急忙跑到县城书店买了一本，花了七毛三分钱。

这个版本，有好多在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内容，但我当时对它爱不释手，经常翻看。

我不是遇到“拦路虎”时才用，而是想借助它认识更多更多的字。

两年后，《汉语成语小词典》修订本出版，我也立即买来。

这本小词典又小又薄，带着深蓝色塑料封皮，从此成为我的“口袋书”。

因为成语词典里有故事，比字典好看，我翻来覆去看得入迷。

有的同事拿它考我，选一个成语让我解释，或说出词义问我是什么成语，很少有难住我的时候。

此后，在我们公社的教师同行中就有了一个传说：赵德发能把词典背下来。

我听了之后羞愧不安，因为这个说法过于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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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我被公社党委临时抽调，去通讯组帮忙，与另一位专职通讯员一道，采写新闻报道，向县广播站投稿。

后来有了野心，想让稿子变成铅字，就将一篇两千来字的人物通讯寄给了《农村大众》。

时间不长，稿子见报，我收到四块钱稿费，到书店花两块二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四角号码词典》。

因为它检索容易，我用一张厚厚的塑料纸做封皮，用了多年，现在还在。

这年秋天，山东省招考公办教师，我报考中学语文教师。

当时我在一所联办初中教历史、地理、音乐等几门辅课，从没教过中学语文。

在备考的那几天里，我不知道从何下手，恰巧学校用公款买了一本刚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内容丰富，又厚又重，我想，就读它吧。

我一字一词地读，一页一页地读，读到考试前夕只完成三分之一。

好在我平时看书多，竟然考上了，从此成为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公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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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秋天，我被调到公社党委工作。

有一天去县城开会，逛书店时发现了一套新出版的三卷本《辞海》。

我让那个“海”字深深震撼，遂让售货员拿过来看。

读罢前言，得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对此书修订有过指示，费了好多周折，才在1979年9月出版，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再看看正文，收录的词条多之又多，真是海量。

我突然明白，以前我用过的词典，多是收录语文词汇，而这套《辞海》，百科内容居多。我在那一刻认为，全世界的知识都在这《辞海》里了。

我非常想买，但看看定价，是我月工资的两倍，而且我身上没带多少钱，只好恋恋不舍离开书店。

回去还念念不忘，想攒钱去买。

这天在报上突然看到消息：《辞海》缩印本出版，定价22.20元，可以向出版社邮购。

我欣喜不已，立即跑到邮局汇走书款。

半月后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又厚又重的一部《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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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万字印成一本书，字号很小，但我能看得清。

我想起，庄户人家置办了重要的农具，能代代传承下去，会称之为“祖业家什”，我觉得这部《辞海》就是我的“祖业家什”，用上一辈子，后代还可以继续用。

想到这里我再看它，神情与目光都带着庄严。

我从文件橱里翻捡，找到一面废弃的红绸子旗，将《辞海》小心翼翼地包起，放进抽屉，每次用它都要先把手洗净。

我用它查资料的时候不多，更多的是当书来读。

一个个词条读下来，会增长许多见识。

我曾打算，将这部《辞海》从头读到尾，但因为忙，业余时间有限，终于没能完成。

《辞海》问世后三年，又出版了增补本，收录了1979版上没有的词条，我也买了。

《辞海》还有分册问世，将一个学科的词条汇编成书。

我因为爱上了文学创作，特意买了一本文学分册，将全书读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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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想把20本分册全买来的，但发现有一本《〈辞海〉百科目录分类索引》，正好满足我分科阅读的需求，就买来当作了“工具书的工具书”。

1982年，我报考了电大中文专业，用三年业余时间完成学业。

第一学年结束，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山东广播电视大学莒南县工作站奖给我一本《康熙字典》，精装，定价7.40元。

这本字典，我童年时在姥娘家见过残本，现在终于拥有了全书。

但它用反切法注音，用文言释义，让我觉得很费脑筋。

我虽然知道，这本字典收录汉字四万七千多个，是字典中最多的，但此时已经明白，学问大小，不在于识字多少，而且我已经有志于文学创作，对古文字没有多少兴趣。

所以我很少阅读使用《康熙字典》，辜负了电大老师的一片苦心。

1986年夏天，我又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共11本。

我早就知道，这套百科全书享誉全球，遂决定购买。

这书不是一次性出齐，而是出一本发行一本，每本价格15.6元。

我向出版社邮购部汇一次钱，就收到一本，前后半年时间，才把11本买齐。

我把它们摆上书架，看到那些书脊上的深棕底色、烫金书名，十分敬畏，心想，这才是知识的海洋呢！

我经常查阅、翻看，让自己的视野不断拓宽，看待人间万物的视角也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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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这套书从1978年就开始编纂，有关方面先后组织两万多名专家学者，历时十五载才完成，是我国“八五”期间重点出版工程。

我曾去县城书店瞻仰过，共74卷，汇成一大片紫红，让我目迷神醉。

我买不起，只买了一本“宗教卷”，一本“戏曲、曲艺卷”。

好在又过了两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问世，共12卷，定价1380元，我马上买来一套。

这套书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比，最显眼的一个区别就是插图全用彩照，印刷精美。

后来，74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了光盘，一盒四碟，总容量13866兆，定价50元，我也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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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已经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到日照从事文学创作。

因为安居乐业，藏书与日俱增，其中有一些是辞书。

除了上述两套大型百科全书，我还买了各类辞书，如《辞源》《说文解字》《唐诗鉴赏词典》《古代散文鉴赏词典》《古书典故词典》《文心雕龙词典》《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简明哲学辞典》《伦理学辞典》《简明美学辞典》《中国近代官制词典》《中国民俗词典》《切口大词典》《宗教词典》《佛学常用词汇》《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简明美术词典》《书法字典》《地理百科》《简明生物学辞典》《新技术革命小词典》《海洋开发技术词典》等等，共几十种。

这些辞书，都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行走时的“拐棍”，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加持之力。

我还有过一套三卷本的《英汉词典》，一本袖珍版的《英汉汉英双用辞典》。

我女儿1999年出国念书，她刚走，我就心血来潮，决定和妻子一起学习英语，以便出国时与外国人交流。

我买了许国璋英语教材，买了相关的光碟，煞有介事学了起来。

一天学上一会儿，好不容易学了几个单词，第二天醒来后大多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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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在外地开会，与烟台作家陈占敏兄说起这事，他说，德发你不要学了，我学了二十年，现在还是“哑巴英语”，口语交流不大行。

我听他这样说，便打消了念头，将那套《英汉词典》送人，再也不学。

后来，只会“哑巴英语”的占敏兄都出版了多部英译汉小说了，我却偶尔看着书架上那本《英汉汉英双用辞典》哑然失笑。

女儿出国后的第三年，我和妻子去新西兰看望她，在那里住了一个月。

因为学习英语失败，看不懂外文出版物，闲暇时百无聊赖，忽然想起女儿出国那会儿带了《现代汉语词典》，就让她找了出来。

这是我在1978年考公办教师之后，时隔二十三年又把它当书去读。

我一字一词地读，一页一页地读，那种对母语的亲切感，入骨彻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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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我年近古稀，虽说拥有的辞书不少，却很少再用。

为何？

第一，我改用“百度”。

虽然“度娘”不那么可靠，但她在电脑上、手机上随叫随到，非常方便。

第二，淡漠了对辞书的崇拜。

我此时明白，光靠掌握概念与知识，并不能培养出强大的创新力与创造力。

第三，我自惭愚钝。

看看文化界的一些同龄人能够一言九鼎，给世界的万事万物下定义；“后浪”们经常创造出网络新词，成为大众流行语，我觉得要是还对辞书过分依赖，大概是“巨婴症”的一种表现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那些辞书的编写者与出版者，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拐棍”，让我几十年来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懈前行，一步步接近了梦想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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