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黄河北徙：深远改变了山东

□冬华

黄河的突出特点，是“淤”“决”“徙”。在黄河变迁史上，1855年黄河北徙无疑是一次重大事件。这次黄河改道山东、夺大清河入海，无论是给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还是给山东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都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剧烈、最深远的变化，并影响至今。

夺大清河入海

历史上，黄河的决口、泛滥和改道，对下游平原地区的地理面貌和经济社会生活影响巨大。

黄河下游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长期的泥沙淤积，使黄河河道高于两岸地面，加之河道不畅，决溢现象经常发生。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突然改道，之后河水北徙，分几股大溜斜穿过山东腹地。当时清政府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运动，无力堵塞豁口，于是造成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的局面。

铜瓦厢决口改道，结束了长达七百多年的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开始了现行河道的发育过程。决口后的二十余年里，黄河在铜瓦厢和张秋之间南北迁徙摆动，后来清廷从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筑堤，至光绪十年(1884年)两岸大堤建成，大体形成了现在的黄河河道。此后由于频繁决口，堵口、修堤时有变迁，河床不断抬高，黄河逐渐演变成“地上河”。

1855年黄河北徙，对大清河是一场灭顶之灾。此前，大清河海河连通，是山东的一条交通和经济命脉。利津铁门关码头是海河交汇点，大清河上游来的农副产品在利津换船驶往沿海各口岸，入口货物也在利津换载溯河而上，运往山东腹地。受黄河泥沙影响，1880年后，利津河口淤积，船舶入海已相当困难，利津码头就此衰落。

1907年6月7日，长清与齐河交界的黄河边。

1891年，小清河经疏浚，成为连接省城济南至沿海口岸的通道，而寿光羊角沟成为山东海河转运新的中转港。此后，山东内陆与海洋的沟通，主要由烟台出海，经蓬莱天桥口、黄县龙口、掖县虎头崖抵达羊角沟，在此换载小船取道小清河上驶，经过岔河石村，直抵济南东关外的黄台桥。从此，小清河“船艇往来如织，昼夜不息，商甚赖焉，且济属盐务与南运盐务皆由此搬运，视昔尤便，则有裨于盐政者更巨”。

1855年黄河北徙不仅影响水运，而且改变了省城济南与鲁西地区之间的陆路驿递交通。

受益者是肥城县城西北七十里潘庄附近的义和桥。该桥“下临深涧，北接通衢”“自黄水东趋，北路不通，西南诸府县驿递皆由此桥焉”。受害者齐东县由于遭黄河洪水冲击，县城被迫迁至位于县境东南部的九扈镇，陆上驿递交通随之调整。对此，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称：“惟(齐东)县城已迁徙，驿站必须改道。缘齐东、青城、蒲台、利津等县一切公文、饷鞘、人贩、差使，向由济阳县往来递送，济阳距齐东旧城七十里，今距九扈镇新城一百二十里，且中隔大、小清河两道，若仍由济阳转递，道路绵长，贻误堪虞。不若改由章丘县递送较为便捷。”

陆上驿递交通线路的选择，一般以轻便直达、省时省力为基本原则。对于鲁西南、鲁西北各府县来说，若到省城济南，其距离最短的线路都需要跨越大清河。黄河北徙后，河道成为东达济南的巨大屏障，鲁西南各府县不得不绕道肥城义和桥而至济南。

大清桥成障碍

驿站可以随时调整，横架于河道之上的桥梁就没那么幸运了。

1881年，英国人伊莎贝拉·韦廉臣随丈夫从烟台出发，开始了前往北京的长途旅行。当她路过黄河时，就看到黄河水冲毁桥梁的景象：“在不远处，有一座桥梁就已被河水完全彻底地冲毁了，只能看到些许的残存，也就是在河流的中心，还能看到几根桥墩。从这些残存的桥墩可以看出，曾经架设在这里的这座桥梁，还是相当结实和坚固的。河水在桥面以下流过的时候，不会对大桥产生冲击，但是随着河床的不断抬升，黄河水面越来越高，直至河水漫过了桥面，汇聚的水流形成了巨大的能量，大桥自然就被冲毁了。”

其实，在黄河北徙之前，大清河的泛滥或淤积，就曾给跨越其上的桥梁及沿岸津渡经常带来破坏。在蒲台，“大清河旧有广济桥、通济桥、朝宗桥、大义桥，今俱废”。随着河道淤积，商船难以抵达蒲台境，导致商业物流凋零，“蒲人生计惟恃耕织，富室无田连阡陌者，多不及十余顷，次则顷余或数十亩及数亩而已”。

大清桥位于齐河县城南，是齐河、长清二县分界，西半边属齐河，东半边属长清，有着“九省通衢”之称，曾是大清河上的咽喉。自黄河铜瓦厢决口后，大清桥连续遭受惨重破坏。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郑州决口，因黄河水势很大，大清桥中“三大空遂相冲陷，继仅存桥墙，来往船只避之不及，恒遭不测。水盛涨时，则与惊涛骇浪中竖望桿以示警。桥西首石尽冲，活水浅则船不能行，水大船行其上，误触乱石，为害尤烈。”昔日声名显赫、通达四方的大清桥，居然成了水运交通的障碍，令人唏嘘不已。

左右市镇兴衰

黄河北徙影响的不仅仅是大清河沿线，由于此后黄河时常北决或南浸，相距不远的小清河、徒骇河等河流的水运与商贸盛衰，亦受到严重影响。

此前，徒骇河的径流总量很小，且季节变化很大，不利于通航。黄河北徙之初，由于没有堤坝束缚，下游地区处于漫流散乱的状态。作为经常受黄河水巨流入侵的河道之一，窄浅的徒骇河难以容纳如此洪大的溢流，形成泽国之患。不过，经过一段时期的黄河水冲刷之后，徒骇河河道变得深宽，水运交通逐渐发达，一度呈现“帆船如梭，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徒骇河这样的“幸运儿”只是少数，而且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河在利津薄家庄决口，“洪水横流，遂将徒骇河下游自孔家庄至海口一段，被水淤澱”。经此变故，“洚河之繁荣顿入萧条之状态”。后来，武定府太守桂芬虽然“复在徒骇河下口，邵家庄东向北，挑一新河，衔接巴沟子入海”，但“时涸时流，旋即淤塞”，盛景始终没能再恢复。

商贸经济的发展，直接左右着沿岸市镇的兴衰。位于济南府西黄河沿岸的泺口镇，曾是一处繁华之地。刘鹗小说《老残游记》称：“当初黄河未并大清河的时候，凡城里的七十二泉泉水，皆从此地入河，本是个极繁盛的所在。自从黄河并了，虽仍有货船来往，究竟不过十分之一二，差得远了。”刘鹗曾在河南和山东投效河工，治理黄河，故而其对泺口的记述较为真实。

后世为治黄而修筑堤埝，也给沿岸市镇带来不小影响。在明代，蒲台“于济属三十中号小邑，然济水环之，秦堤拱之，地渐迤东北而近海矣。户有盐利，人习渔农”。李化龙在蒲台旧志中记述：“其地近海，其土产盐，其民织啬而力农，其士劲特而勇于义，有泱泱大风之遗焉。”

光绪十年(1884年)修筑黄河大堤以后，蒲台“水患频仍，堤内会集停止殆尽，三岔镇集移于堤外”。随着生活越发困苦，蒲境民人“被服不尚华丽，虽饶裕不过布素，有炫耀者，众共揶揄之”。

在齐东，由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被黄河水灌入，县治不得不搬迁至县境东南部地势较高的九扈镇。境内的长福镇，“因城迁移，附近商民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接堤筑台以立，市厘商贾群萃，贸易隆盛，遂成邑之巨镇”。

经济重心东移

黄河北徙，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对于居住在黄河滩区的人来说，洪水给他们造就了肥沃的田地，使他们获得丰收，因此他们期盼洪水；洪水又常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与洪水周旋。在东明，“至滨临黄河内滩人家多架木为屋，四围墙壁每以秫杆为之，一遇水涨即拔宅他徙，家无定居；沿堤一带直以堤为街衢，其住屋多搭盖蓬茅芦席等类，皆柴门篳窦云”。可见，当时东明黄河滩区的百姓为了方便耕作，虽说面对黄河泛滥“家无定居”，但仍愿意选择距离黄河较近，且地势较高的河堤一带安家。

黄河北徙对漕运的影响尤为明显，并彻底改变了山东的经济格局。

大运河在元明清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古代南北物资交流、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清代每年北上南下的槽船约六七千艘，最多时一万余艘，平均每年运输漕粮四百万石左右，以供京师驻军和皇室百官食用。

滨州蒲湖即原蒲台县城所在。

临清、济宁等城市因运河和漕运而兴，所以任何对运河或漕运的冲击，都会对它们产生不利影响。黄河北徙直接造成山东运河阻滞，粮道梗塞，运河漕运日益走向衰落。清代咸丰之后，由于“运道浅阻，日甚一日，至(道光)二十七年，河运遂停”。此后，这段运河河身日渐浅涸，仅东昌、临清之间有小舟来往，商业大受影响。同样，济宁也由于“八省大漕已不行，视前人所谓市杂荆吴客者，已觉其寥落”。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布“停漕令”。至此，从隋代开始的利用运河大规模南北转运漕粮，历经将近1300年后，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官方的海运活动和频繁的民间海上贸易，促使山东沿海地区一批口岸城市相继兴起；胶济铁路的开通，更拓展了山东沿海口岸城市的市场腹地，导致山东社会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即从运河两岸转向山东沿海地区的城市。这些对外开放的城市不仅建立了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而且作为联结内地与海外市场的枢纽，扩大了与国内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往来。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烟台开埠设立东海关，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为山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20世纪初期，随着新式工业的兴起，最终确立了山东沿海口岸城市作为区域社会经济重心的地位。

（作者为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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