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文是世界语言的压缩包？

最近，日剧《四重奏》里的一句台词“人生，易如反掌”火了，这句中文翻译也得到热议。剧里角色摊开手掌炫耀钻戒，说着“人生、チョロかった”（直译为“人生超简单的”），字幕组却用“易如反掌”一词巧妙照应了剧情动作，达到完美的意译效果，让许多观众对这一幕剧情产生共鸣。

例如日剧《追忆潸然》，你能想象到它有一个“每次想起这段恋爱我就会哭泣”这样直白的原名吗？以及日漫《未闻花名》的直译名则是“我们仍未知道那天看到的花的名字”，既绕口难记又少了中文翻译的诗意。

还有不少英文名句，你能试着用最简短的中文翻译出来吗？

The deepest truths are the simplest and the most common.（大道至简）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身在井隅，心向璀璨）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heart.（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find someone who’s iridescent, and when you do, nothing will ever compare.（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优秀的翻译能给外国语言第二次生命。措辞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正是中文的文化底蕴之美所在。

可长亦可短，中文为啥这么有“弹性”？

在小学语文课上大家都做过“修枝剪叶”的句子缩写题目，无论使用了多么复杂形容修辞的“枝稠叶茂”的长句，都能被缩短为只留“主干”的短句。汉语语法学纷繁多歧，因为中文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以简易质朴的单位为基点，可以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做灵活多变的运作与发挥。

而中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也赋予了汉语更为高效的表达效率，用最少的字眼，能表达最多的含义。

在英文里，词性相同的字眼常用and来连接，例如man and wife/you and I/back and forth。但在中文里，类似的场合往往不用连接词，只要说“夫妻”“你我”“前后”就够了。同样地，一长串同类词在中文里，也任其并列，无须连接，“东南西北”“金木水火土”“柴米油盐酱醋茶”皆是如此。

英文在形式上重逻辑，喜欢交代事物的因果关系。中文则不尽然。“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中当然有转折和先后承接关系，但是中文两句上下文无需连词，即可表达出任芳菲消遣而淡然处之的不言之喻。从事文学翻译的大家许渊冲在翻译王维这句诗词时，也不免加上了两个承接词，才能译出原意：

Though fragrant spring may pass away

Still here's the place for you to stay

（许渊冲译）

而在大部分中文的语境里，即使删掉“因为所以”“虽然但是”，不但无损文意，反而可使文章干净。

（即使）行到水穷处，（但是）坐看云起时。

（因为）清风徐来，（所以）水波不兴。

除了连词以外，纷繁复杂的动词更是西方语言文法的是非之地。实际上，英文时态的变化，比起其他欧洲语言来已经单纯得多。若是西班牙语，一个动词就会变出“条件式现在时”虚拟式未完成/完成时”等十余种时态。而中文的名词不分单复与阴阳，动词也不变时态，不知省了多少麻烦。比如：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就《阿房宫赋》里的这么一个“哀”字，若用西文来说，真不知要杀死多少老外的脑细胞。

还有《论语》里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唐诗“已凉天气未寒时”……这些句子里面的时态就已经够清楚了。苏轼的七绝：“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里面的时序，有已逝、有将逝，更有正在发生，短短二十余字却区别得准确而精细。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中文的“扩展”又十分自由，如“荒（乎其）唐”“慷（他人之）慨”“滑（天下之大）稽”。

中文里的宝藏词汇浩如烟海，能够精准表达各种情感和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向来喜欢简短精悍，言简意赅，这一特点深植于汉语文化之中，使得我们说起话来简练有力，杜绝一切冗长啰嗦。当然中国人要是故意啰嗦起来，各种绕口令自然也层出不穷了。

“意合”的语言：丰富语素的组合游戏

想象一下，如果中文母语者之间使用英文交流，可能会产生不少中式的语法表达。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华人居民占据多数。这里中文和英文语言文化交融，形成了特殊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

中文：我知道她搞砸了，不过你看在我的份儿上就算了。

英文：I know she screwed up this time but could you let her off just this once, for my sake？

新加坡式英语：Give me face can？（哥老官，给个面子嘛）

这样的新加坡式英语可谓全无语法逻辑，英文语素就像中文词汇一样可以“自由碰撞”，凭“意合”而发生奇妙的组合，它的存在反映出，中文表达的简写习惯会给予外语多么大的改变。

中国古代语文学家很早就发现，一个个汉字就好像一个个发散性的粒子，蕴藉着无穷组合的可能性，句子的组织好似积木，可以随心所欲地组成不同的语句，这为中国的语言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在各种各样的语素意合中，“对偶”可能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语言艺术。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The sounds of the wind, of the rain, and of reading aloud all fall upon my ears; The affairs of the family,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world are all my concerns.

（辛星、杨南方译）

《红楼梦》大观园沁芳亭的对联，意在以周围景色映衬沁芳亭的美景，为古代园林景致平添一份灵动，但若是英译出来，只能成为客观的景色描述：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Three pole-thrust lengths of bankside willows green, one fragrant breath of bankside flowers sweet.

（霍克斯译）

由于尚简，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我们会发现，西方的言语表达总是一口气念去，须一句讲完才作停顿。

而汉语的言语表达则从容不迫，断续相间，并不重在一口气说完全句，而让一个个发散性的词组自然拼接，推宕语气，组成言语传达的全息景观。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看似“随意”的堆迭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

中文有让万物皆可浪漫的魔力

自古以来，中文表达都追求着一种温柔敦厚、和谐平易之美，这种“辞达而已矣”的美学旨趣自先秦时代就已形成。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曾提出“译事三难”，即信、达、雅。“雅”是翻译的理想境界，而中文翻译对雅的要求并不止步于文采斐然这一层面，更追求翻译的意境与内涵之美。

日本动画电影《玲芽之旅》的台词：

命がかりそめだとは知っています 死は常に隣にあると分かっています。それでも私たちは願ってしまう。いま一年、いま一日、いまもう一時だけでも、私たちは永らえたい！（直译：我知道生命垂危，死亡总是在我们身边。但我还是希望，再过一年，再过一天，再过一点，得以永生！）

中文翻译是：

我深知命如蜉蝣，深知死亡总是如影随形，但此时哪怕再多一年再多一日再多一时也好，我辈仍愿人生得续。

相比原版日文表达，中文引入苏轼在《赤壁赋》中对蜉蝣的隐喻，多了一丝文雅与岁月的沉淀，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和感激，为动画剧情增添了色彩。

无论是外国地名、人名，还是商业品牌名、电影译名，中文都趋向于采取更美的表达称呼，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

就拿地名来说，中文翻译出来的优美的外国地名可太多了。法国的商业街香榭丽舍（Champs - Elysées），从法语词根来说，Champs意为田园，Elysées指希腊神话中的众神聚集之地，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我们中文里的“天宫”或者“凌霄宝殿”，但若这么叫，周杰伦歌里那片来自香榭的落叶就没那么浪漫了。诗人徐志摩根据发音将其译为“香榭丽舍”，从字面上就仿佛能看到一幅衣香鬓影、往来如织的街景。同样雅致的还有朱自清翻译的法国泉水景点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意大利的佛罗伦萨（Firenze）也曾被徐志摩称为“翡冷翠”。

外国诗句的翻译，更能为其增添中文文化的精妙。我们所熟知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实际上是余光中翻译的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句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郑振铎翻译印度诗人泰戈尔诗集《飞鸟集》中的那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也让“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句诗名扬中国。钱锺书翻译托马斯·格雷的《墓地挽歌》，一句平平无奇的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却能译为“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闲适之外透露出大气，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文之所以被公认为简练高效的语言，因为它的语法简单易懂，发音直接明了，字词搭配固定，词汇更是丰富多样，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支撑。成语、俗语和谚语，这些固定的表达方式更使语言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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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卢红梅：《汉语语言文化及其汉英翻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