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增长，谁来为人口买单？

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年轻人将直面老龄人口增多的压力，社会养老负担沉重，会均匀地分摊到每个劳动者上。

从计生到催生，看似是两个天平的端口，我们却走了几十年。

未来五十乃至一百年，我们将直面人口危机。

202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与2021年相比减少666万人，与十年前劳动年龄人口最高峰值相比，已经减少了6500多万人。

经济蓝皮书认为，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力的基础人口绝对减少，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升高，人口红利就正式开始消失，这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对年轻人来说，养老可能是比买房还要大的压力。

针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焦虑，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毕竟今天人们感受最多也最深的，不是劳动人口太少，反而是劳动人口太多，以至于各行业都在内卷，竞争饱和甚至到了溢出的地步。

但扪心自问，今天的内卷化，真的又是劳动人口太多导致的吗？

什么样的市场，就会有什么样的竞争；提到人口，我们当然是人口大国，看起来如此庞大的人口造成了竞争的耗散，但如此大的人口，是否也支撑了相应的市场？

我们的智能手机市场全球第一，14亿的人口尽管很多，但相应的我们也享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但今天我们之所以感受到普遍性的内卷压力，答案不是人口太多，而是我们的消费太低，更直白来说，是人们的收入太低。

过去我们之所以没有感受到内卷，那是因为一切都在涨，宏观经济每年高速增长，房价每年也在高速增长，人们的财富不断扩大增值，这也导致我们的收入过去哪怕是低一点，但增长的时代创造的就业岗位是非常多的。

更多的就业，无形之中抵消了收入低的事实，因此没有造成竞争内卷。

但随着增长的放缓，以及房地产行业不可逆转的下行，当人们的收入依然停滞不前的时候，人口总量却维持不变，这个时候内卷就会开始显现出来，但造成今天内卷的原因不是出自人口，而是出自人们的收入固化。

何谓收入固化？

其实就是增长开始分化了。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尽管我们的宏观经济依然在高质量增长，但增长由于分化，大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来自增长的红利。

例如，由于我们的消费降级，大多数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不仅没能感受到收入增长，反而由于企业价格战等因素，变得更卷了。

生意不好做，大概率也是因为消费者对支出更理性，更敏感，这都客观上导致了我们感受到的内卷，竞争加剧。

因此，当劳动人口下降，老龄化加剧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受到内卷变少，相反，由于劳动人口的下降，消费将进一步放缓，这个时候由于市场更小了，消费更低了，哪怕是劳动人口也在下降，我们依然还会肉眼可见感受到内卷的进一步加剧。

因此，尽管我们有着14亿人口的大市场，但这14亿人口由于收入机制的分化以及消费能力的掣肘，最终导致了这8亿劳动人口去争夺有限的可能只有3亿消费人口的市场，怎么可能不内卷？

根据2019年北师大的研究，我国月薪5000以上的人口不过7000万人，月薪5000在大城市算有消费能力吗？除去房租和必要的一日三餐，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所以，别看我们人多，但我们收入低，这样导致了大家都想谋求高薪工作，但由于消费能力不足，大家又最终只能互相内卷，竞争耗散。

本质问题不是人太多，而是收入不足撑不起14亿大市场。

这个时候，就业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

目前正值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之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而地方扶持的又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但很多低学历尤其是流水线工人，因为技能局限，无法在新的产业中找到相应的工作。

因此，就业市场尤其是制造业目前还没有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但的确面临劳动人口类型和制造业“货不对板”。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社会抚养系数，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其实就是一代人抚养一代人。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减少，在一个经济稳定可预期性强的社会里，确实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这意味着代际之间的养老压力，会放大数倍。

啃老族这个称呼，在差不多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到今天这个称谓变成了全职儿女，而在隔壁的日本社会，年轻人啃老的现象也是一种常态。

这种现象的产生，就源自我国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导致。

经济结构变动，其实从近年来我国大增的灵活就业群体就可以窥见一二，灵活就业群体听起来很好听，但更多的，这就是打零工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该群体甚至没有劳务合同的保障，至于劳工权益和抗风险能力则更弱，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都让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变得空前严峻。

哪怕是对大学生来说，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他们也在努力适应。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放不下长衫的孔乙己，还是放下里子捡起面子的祥子，这些身边预期的转变，都值得我们关注。

大学，是现代商业社会里一个很重要的培育人才摇篮。

美国将高等教育称之为“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而我们则通俗转化为“知识改变命运”，某种意义上两者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到1999年将高等教育产业化这20年里，考入大学尤其是好大学，是寒门子弟跃龙门的最佳途径。

但随着社会的固化，我们看到通往“中产”群体的大巴车上，座位开始渐渐满了。

首先就是第一产业中职业农民在增加。2022年末我国总就业人数达7.334亿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高达24%，约1.77亿人，而2023年和2022年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增长了0.2%，约合353万人，这是近20年来的首次增长。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增长，这一方面说明了以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增长不及预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回到传统的第一产业，固化加剧。

除此之外，外卖骑手也堪称改变大学毕业身份预期的典型。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而这些骑手当中有1%拥有硕士学历。

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学历过剩的现象。

老龄化意味着老人的消费能力减弱，同时开始失去劳动可能，随着年轻人的内卷预期进一步加强，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年轻人将直面就业和养老的压力。

最终，人口的结构性失衡可能还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而更可怕的是，人口结构它是不可逆的，从高速增长时代一举迈入高质量增长，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压力可能还会更大。

而这个时候，当庞大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老龄化，人口从对经济的正面效益变成负效应，我们的成本，也才刚刚开始。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