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了那么多年，其实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存在？

太长不看版

• “依恋加害者”确实存在，但不是一种“综合征”

•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滥用对受害者并不友好，甚至会造成二次伤害

•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作为一种直觉判断，可能使人远离真相

• “创伤性联结”是对类似现象更准确的表述

为绑匪落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1998年，年仅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坎普希（Natascha Kampusch）被36岁的沃夫冈·普里克洛普尔（Wolfgang Priklopil）绑架，在囚禁中度过了漫长的8年。

一开始，娜塔莎被关在仅有5平方米的地窖里，由沃夫冈提供一切生存必需品，娜塔莎初潮来临、进入青春期之后，沃夫冈开始允许她在房子里走动。与此同时，娜塔莎需要做家务，包括装修、做饭，以及让二层独栋洋房一尘不染。

对家务不满意，或者仅仅是心情不好时，沃夫冈会辱骂殴打娜塔莎。打骂完之后，沃夫冈往往会向她道歉，还给她冰淇淋和小熊糖。

8年间，娜塔莎并非没有机会逃脱。

沃夫冈的朋友事后回忆到，沃夫冈曾和娜塔莎一起向他借拖车，娜塔莎正常地跟他打招呼，他当时觉得娜塔莎看上去高兴而满足（happy and content）[1]。附近的邻居也提到，在娜塔莎逃脱前的几个月，能看见她坐在沃夫冈的汽车前座上，也能看见她独自在花园中散步[2]。

娜塔莎逃脱后，沃夫冈畏罪自杀。在听说这个消息时，娜塔莎放声大哭（burst into tears）[3]，还为绑架自己8年的罪犯点了一根蜡烛[4]。

读完这个故事，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离谱？怎么会有绑匪允许人质自由活动，怎么会有人质同情绑架自己的人，安心做家务，还在能逃的时候不逃、不求救？

你很可能会想，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

但在娜塔莎的自传《3096天》中，她对这个说法表示了明确的厌恶[5]：

“这是在对被害人进行二次迫害，因为他们是在剥夺被害人对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诠释的权利，并将其中最关键的经历变成引发综合征的毒瘤。”

这种声音并不止由她一个人发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个流行的概念。“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词诞生于1973年，在50年后的今天回头望，它带来的问题可能远比想象的多。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是综合征

首先，我们需要先确认一个问题：究竟存不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不久前，有人发微博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编出来的，这种现象并不存在——当初在斯德哥尔摩绑架案中，被绑架者理性判断与劫匪合作更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警方为了掩盖自己工作不力的事实编造了被绑架者“爱上劫匪”的谎言，是一种“造黄谣”。

微博上此条内容的转发已经超过4万

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从结论上来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确实不能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存在，但它描述的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编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内涵过于丰富，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先做一个狭义与广义的概念区分。

狭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指绑架情境下，被绑架者对绑匪抱有正面情感、做出有利行为的现象。

广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则指虐待、剥削、控制、专制教养等不对等情境下，弱势方即使受到严重的伤害与强烈的创伤，依然对强势方持有正面情感、产生依恋关系的情况。

在狭义上来说，无论是娜塔莎的故事，还是斯德哥尔摩绑架案中，一男三女共四位人质没有一人愿意出庭指控绑架者[6]，并且在其中一名绑匪的假释期间，人质克里斯汀·恩马克（Kristin Enmark）还与其发生了性关系[7]来看，都足以支持现象存在。

而从广义上来看，支持证据就更多了。与斯德哥尔摩有关的论文并不少，简单地在谷歌学术上用“Stockholm syndrome”作为搜索词，显示结果有35万条，所涉主题多种多样，包括家庭暴力、人口贩卖、性工作者、流行文化、儿童性虐待等。但可惜的是，其中几乎没有定量研究。

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测量工具相当少，唯一的心理学量表开发时间还是1995年[8]，并且使用频率不高，引用量只有136，且缺少多语种、多样本的施测数据，基本可以说没有推广开来。

由于缺乏操作性定义和测量工具，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病率”、“患病率”、风险因素、保护性因素之类的基础统计数据都不存在，并且相关的临床研究非常少，几乎都是个案报告[9]，所以严格来说，它并不能作为一种综合征存在。

那么，35万条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关系的文献都在研究什么呢？一部分是定性研究，例如该词的概念演变的回顾[10]、影视作品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11]等。

另一部分则很有趣，它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作为对研究内容的隐喻，例如美国文学研究将黑人奴隶对奴隶主的颂歌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写照”[12]，社会学研究提到美国医疗改革使得美国居民成了美国医疗体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受害者[13]，国际关系研究将激进伊斯兰教和欧洲回应间的关系比喻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14]。

甚至微生物学论文也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作为隐喻：有研究者在研究生物淤积过程时，对会造成船只港口损耗、给人类造成麻烦，却又精妙高效的微生物生命形式产生了深深的欣赏与迷恋，他在论文中将自己比喻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15]。

这种使用方式，和写一篇带有斯德哥尔摩情节的小说、拍一部带有斯德哥尔摩情节的电影，其实别无二致。

确实也有非常多的斯德哥尔摩小说：截止2024年，在同人网站AO3使用Stockholm syndrome作为搜索关键词，检索出文章数量高达16805篇

这种广泛使用恰恰是问题所在。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一带有病理意味词汇的过度泛化，使人们只看见了一个标签，而忽视了标签背后复杂的人性。

当聚光灯打向受害者，世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个筐，用一个词把表现异常的受害人审判为“有病”，事实上在不同的绑架案例中，受害人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和心理机制。

对娜塔莎而言，她认为自己的处境跟遭受家庭暴力的人别无二致，沃夫冈既是虐待她、体罚和控制她的人，也是她从童年至青春期唯一的陪伴者和养育者。

在自传中，她这样写道[5]：

“在我刚被囚禁的时候，我也是个孩子。绑匪把我与我的世界割裂，硬塞进他的世界里。这个绑架了我、夺走了我的家人和我的身份的人，变成了我的家人。除了接受，除了期待他的照顾和排除一切负面因素，我别无选择，就像每一个生长在有功能障碍家庭中的孩子一样。”

“刚逃出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作为被害人的我尚且能够容忍那细微的色差，而我所到达的这个社会，却容不得一丝灰色地带。在我被囚禁的这八年半中，绑匪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个人，而他们却不允许我去想他。甚至不允许我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渴望，希望有一个能够好好整理此事、且被原谅的机会。”

而对斯德哥尔摩绑架案的人质来说呢？在他们的视角中，警察做出了种种攻击行为，谈判时语气强硬，释放毒气和麻醉气体。而绑匪虽然威胁杀害人质，却没有做出直接伤害人质的行为。

其中一名人质克里斯汀还认为，是警察的“解救行为”将其置于危险的境地。绑匪比警察更关心人质的安全，相比较之下，人质倒向了绑匪一边，但外界却将他们理性思考得出的生存策略定性为“洗脑”，争相热议。

这种人质认为正常、外界认为异常的错位，使得绑架案发生后，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除了人质自己。[7]

在我国，也有类似的案件。

被拐卖至乡村，被迫与当地村民结婚的郜艳敏，因为是村中唯一文化水平达到初中文化的人，因此担任村小唯一代课教师。有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还要为这个村子奉献，觉得她一定是“病了”，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被拐一年后，她和“丈夫”一起回老家，父母却没有接纳她[16]：

“父母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无论你走哪条路，我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希望你首先考虑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不回去，他们就人财两空了。我说，我们可以还他的钱。父母说，不是钱的问题，他们也是农民，不容易，买你的钱，都是向别人借的。另外，在咱们这个地方，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就难了……”

而无处可去、多次自杀未遂的她，却能从教学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只想跟孩子们在一起”。

将这种种的表现归结为一种综合征，只是迎合了旁观者的想象，认为加害者就是嗜血的猛兽，受害者就是无助的羔羊，受害者就应该憎恶并害怕加害者，而不应该存在其他的表现。

但是，种种外界看似离谱、无法理解的行为，在亲历者的视角下，都是适应性的生存策略。这些案件，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底色，甚至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背后每名受害者都有着相同的韧性、尊严与勇气。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命名，无疑断绝了这些品质的可能，正如戴锦华在其《后革命的幽灵》一文中所言[17]：

“类似命名的意义，以科学，即普世性的名义，向上阻断了去追问个案背后的真切具体的历史成因，向下阻断了探寻其他选择的现实可能性。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例中，命名先在地否定，至少是搁置了对绑架者动机及目的的探究，因此悬置了人质对其产生认同的任何合法性理由”

这种悬置无疑是一种对受害者的冷漠与毫不关心，不仅是对真相的远离，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但“斯德哥尔摩”并非不存在

回到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作为一种发明出来的病症，是为了用于掩盖当时警察的无能。这确实是一种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它在社交媒体上逐渐演变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存在的论断。

还有相当多的朋友被误导，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存在

这是完完全全的误读。起源的故事有问题，不代表它对应的现象不存在。

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存在、是“造黄谣”，看似是为受害者说好话，实际上是将他人苦难标签化、抽象化以顺应自身的认知 ，而不在意亲历者的感受。

当亲历者的声音被无视，就很容易使得他们的故事被其他人随意揉捏，在公众场合中被塑造成别的样子。郜艳敏的人生经历被改编成了《嫁给大山的女人》，本人还被评为感动人物，就是不去正视受害者经历的后果。

我们需要不带美化地承认受害者会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加害者。这不是一种异常行为，而是人类生活中灰暗的一部分。如此承认后，才能应对虐待等一系列事件给受害者带来的创伤。

承认现象存在，不代表要用“综合征”一类的意象去将这种现象病理化。

为此，已经有心理学工作建议使用创伤性联结（Traumatic bonding）这个更加中性的术语，替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18]

这个词指的是受害者对施虐者形成的不健康的依恋，这种依恋尤其容易在虐待 — 示好/道歉 — 再次虐待的虐待循环中产生。施虐者在关系中处于强权地位，且在施虐的同时又会表达爱意，就像沃夫冈给娜塔莎的小熊软糖一样，这给受害者带来了强烈的迷惑，认为施虐者不完全是一个坏人，对其产生依赖[19]。

基于行为主义的强化（reinforcement）概念[20]，即虐待与无法预测的关怀交替发生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受害者的依恋情绪，研究者对这种“斯德哥尔摩式”的现象做出了更普适的解释，这种解释能有效减少受害者内心的冲突与羞耻。

创伤性联结一词也更关注亲密关系虐待中的问题，而非绑架等极端犯罪场景，这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普适性。总得来说，由于它明确的定义、合理的内涵、中性的立场，在学术研究与心理治疗中是比戏剧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更合适的用语。

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视为女性独有的的、带有浪漫色彩的故事，它不是桃色花边，受害者也不会对加害者产生超越性的爱。

另外，也不要将这种现象病理化，不要将其视为一种异常、去高高在上地隔空鉴病。不要忽视受害者的声音和视角，不要用自己在和平、安稳环境下形成的观念，去评判他人在危机环境下为了竭力生存而做出的行为。

这只会让受害者在绑匪的监牢中逃出来后，再次陷入社会对他们的不理解的监牢。

只有越多的人明白，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不是疾病，只是一种人人都可能遇上的微妙、复杂而幽暗的心理现象，受害者才越有可能从他人地狱中解脱出来，得到真正的接纳与自由。

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1]https://www.nytimes.com/2006/08/30/world/europe/30iht-austria.2644501.html

[2]https://www.nbcnews.com/id/wbna14555654

[3]https://www.nbcnews.com/id/wbna14497151

[4]http://news.bbc.co.uk/2/hi/europe/5327772.stm

[5]Kampusch, N. (2010, September 16). 3,096 Days. Penguin UK.

[6]Adorjan, M., Christensen, T., Kelly, B., & Pawluch, D. (2012). Stockholm syndrome as vernacular resourc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3(3), 454-474.

[7]https://www.aftonbladet.se/nyheter/a/KvaX8M/radslan-for-polisens-agerande-enade-oss

[8]Graham, D. L., Rawlings, E. I., Ihms, K., Latimer, D., Foliano, J., Thompson, A., ... & Hacker, R. (1995). A scale for identifying “Stockholm syndrome” reactions in young dating women: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Violence and victims, 10(1), 3-22.

[9]Namnyak, M., Tufton, N., Szekely, R., Toal, M., Worboys, S., & Sampson, E. L. (2008).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17(1), 4-11.

[10]McKenzie, I. K. (2004). The Stockholm syndrome revisited: Hostages, relationships, prediction,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of Police Crisis Negotiations, 4(1), 5-21.

[11]DURUR, E. K. Stockholm Syndrome as Acceptable Viol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with Stockholm Syndrome in Movies. Atatürk Üniversitesi Kadın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4(2), 45-48.

[12]Adeniyi, E. (2018). The portraiture of Stockholm syndrome: Cultural dislocation in Phillis Wheatley’s poetry collection and selected African American texts. English studies at NBU, 4(1), 41-60.

[13]Gottschalk, M. (2010). US health reform and the Stockholm syndrome. Socialist Register, 46.

[14]Schulman, A. (2009). Stockholm syndrome: Radical Islam and the European response. Human rights review, 10(4), 469-492.

[15]Flemming, H. C. (2020). Biofouling and me: My Stockholm syndrome with biofilms. Water research, 173, 115576.

[16]https://news.sohu.com/20061211/n246955415.shtml

[17]https://www.sohu.com/a/234093630_268920

[18]https://www.forbes.com/health/mind/stockholm-syndrome/

[19]https://www.verywellmind.com/trauma-bonding-5207136

[20]Dutton, D. G., & Painter, S. (1993). Emotional attachments in abusive relationships: A test of traumatic bonding theory. Violence and victims, 8(2), 105.

作者：苏七年

编辑：翻翻

封面图来源：Massey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