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通商航海条约》与英日关系：亚太国际格局，如何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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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访问英国，见证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的签署，并对其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战后英日两国关系将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后发布的联合公报中，英日两国也表达了“朝着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的方向努力”的意愿。

英日外长级定期协商制度的建立与英日关系的深化

战后英日关系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两国于1963年建立起的外长级定期协商机制。英日两国决定，以约六个月为周期，轮流在伦敦与东京举行外长级会谈。

会谈时间一般为两至三天，会谈内容宽泛，灵活，涵盖英日双边政治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经济、外交等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

会谈一般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官员级会谈，双方代表就事前拟定的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交流;二是部长级会谈，一般为两国外交大臣就本次协商的各个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如有必要，来访的外交大臣也将会晤其他部门的部长级官员，两国政府首脑也可出席会议。

据英国外交部官员的一份备忘录记载，日本希望与英国讨论“履行商约的实际步骤和最大限度从中获益的方式”，建议通过商人使团互访等形式展现两国政府切实履行通商条约的意愿。

1962年11月13日，正在英国访问的池田首相在与英国财政大臣、贸易大臣的会谈中就曾指出经贸使团互访的价值，希望能与英国建立起由内阁大臣、官员和商人组成的使团，磋商双边经济与财政问题。

但在英国，组建这种混合型商业使团并无先例。按照惯例,英国将召集各相关部门的官员组成经济委员会来评估某通商条约的执行情况。

英国外交部认为，可据此组建英日经济委员会与日方保持密切合作，监督通商条约的执行情况，有利于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贸易问题，降低动用保护条款的可能性。

同时，该委员会有望产生良好的政治效果，也会得到英国商人的普遍欢迎，其不便之处在于将会增加官员们的负担。权衡利弊之后，英国外交部主张在不打消日方积极性的前提下，向其建议成立英日联合经济委员会，代替日方互相派遣混合型商业使团的构想。

但财政部对此持异议,主张应由贸易部做出决定。英国外交大臣霍姆爵士将于3月28日-4月5日访问日本，与大平正芳外相举行会谈。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在为其起草的简报中提到，外交大臣可建议组建英日联合经济委员会，如果贸易部等部门对此表示反对，霍姆爵士则可对日方提出的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并可重申“英方准备通过官员会谈和地区外交使团的形式与日本进行密切的政治磋商”的意愿。

如此看来，直到简报起草完成的3月22日，英国政府尚未确定是否要组建英日经济委员会，但根据日本外交史料，霍姆外长在与大平外相的会谈中,提出英国愿与日本开展周期为六个月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定期协商。

可见，英日经济委员会构想被抛弃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英国外交部收到了贸易部和财政部的反对意见。令人大跌眼镜的是，4月11日，外交部官员麦克尔霍斯在一封致财政部的信函中表示，英国误解了日本的提议。

此前日本只是想表达“通过正常外交渠道沟通商约执行问题”，而非建议成立某种对话机制，更遑论期待英国的答复。所幸日本很快接受了霍姆爵士的建议，同年9月即与英国开展了第一次外长级定期协商。

从1963-1971年，英日双方共进行了九次定期会谈，主要议题包括英国与欧洲关系、欧洲防务、东西关系、东南亚局势，英日两国外交政策、英日双边关系、对外援助等问题。

英日定期协商制度所产生的直接作用，是为英日两国信息交换提供了一个更为稳定的平台,日本可以通过英国获悉欧洲方面的情报，英国也可以通过日本更全面地把握亚洲事态。

从某种意义上讲，英日定期协商制度为欧亚地区交流架起一座桥梁。该机制还具有一定的地缘战略意义。日本作为自由世界的重要成员，距欧洲地理位置遥远，沟通相对不便。通过与英国建立定期协商机制，日本与西欧的联系得以加强。

英国始终认为，将日本留在自由世界符合自身根本利益，英国也希望通过与之建立起稳定的协商制度，与日本增进理解，加深友谊,避免日本感觉被西方世界所孤立,从而倒向共产主义阵营。

英日经济实力的消长与外交政策调整

1960年代，英国开始调整其外交与防务政策。英国的外交政策重心逐渐从英联邦转向欧洲，并决定从“苏伊士以东地区”撤退，实行全面战略收缩，此举对战后英日关系及亚太地区国家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0年代末，以新加坡和马来亚为中心，英国在东南亚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军事存在。1957年，英国在东南亚部署了21000人的部队，10个皇家空军中队，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5艘护卫舰。

英国在苏伊士以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新加坡。1960年代以来，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是维持新加坡军事基地的安定，因为“如果没有新加坡，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就会和法国一样衰落”。

英国的军事存在除保证其在该地区的殖民利益，帮助马来亚抵御外来侵略之外，英国在东南亚驻军具有不言而喻的战略意义。英国决定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直接原因是英国政府缺乏维持海外驻军所需的经济与财政资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在国际收支方面几乎一直处在慢性赤字状态，即使出现黑字，额度也不大且十分不稳定。1961年夏末，英国国际收支出现2万5千8百万镑的赤字:1964年夏，贸易赤字达到了惊人的8亿英镑。

为弥补巨额贸易逆差，1964年10月末，英国开始对进口商品加征15%的进口附加税。11月11日，英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特别预算案，准备实行削加紧缩的通货政策。该预算案引发了观察家们的忧虑，他们担心工党政府的首要关切并非保持英镑坚挺。

如此一来，压力立即转移到英镑之上，威尔逊时代第一次英镑危机随之而来。新预算案公布之后的两天里，欧洲和北美都出现了抛售英镑的风潮。

一周后，抛售英镑的浪潮更是达到了高峰，1965年，英国的国际贸易收支赤字仍然高达2.76亿英镑，并再次出现抛售英镑的风潮。1967年11月，英国政府决定实行英镑贬值，但国际收支状况却并没有出现任何真正好转的迹象。

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政府的海外开支处在急剧增长的状态，而这笔开支中的三分之二都用于防务目的。麦克米伦政府曾试图发展独立的战略核力量来减少防务开支，但终于也以失败告终，使英国军队不得不继续驻留海外。

这笔军费日渐成为英国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非殖民化浪潮也在逐步削弱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二战结束后，英国放弃了对广大亚洲殖民帝国的管控。并无帝国需要防御的现状，使英国继续保持在苏伊士以东的军事存在越来越缺乏正当性。

不幸的是，1963年开始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军事冲突把英国军队牵制在远东,英国政府削减军费开支的愿望更加难以实现。与其主要贸易对手相比，英国的经济实力逐年衰退。

1960年代末期，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约1090亿美元，远远落后于日本的1760亿美元，而日本只将其中1%的资金用于国防，英国的防务开支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7%。

1960年代中后期，在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以及国内要求削减海外驻军的强大声浪中,英国政治家们不得不承认“英帝国”的终结。1965年年中,威尔逊政府开始着手制定一项通过减少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的驻军来削减防务开支的计划。

1968年1月，英国威尔逊首相在下院发表演说，表示从苏伊士以东地区的撤军活动将于1971年末开始，从此英国将不再于欧洲与地中海以外地区保有军事基地。

1960年代，英国做出的另一项重大政策转向即是决心放弃以英联邦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将外交政策重心转向西欧。1961年8月，英国麦克米伦政府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加盟申请,可谓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最重要的转变。

当然，此时英国谋求加入欧共体并不意味着英国接受了“欧洲主义”理念，而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自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英帝国各殖民地独立运动迅速推进，英联邦诸国间的传统纽带大幅动摇。

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帝国暴露了其国际影响力与国际地位的衰落,英美关系也因美国公开反对英国试图通过武力解决纷争的做法而受到损害，加之两国在核导弹问题上的分歧,英美特殊关系受到影响。

这一时期。曾经不被英国看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起来并蓬勃发展。政治上，联合起来的西欧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对英国形成了压力。英国决策者担心一向重视西欧联合的美国可能从此更看重与欧共体的关系，从而轻视英美特殊关系。

经济上,为欧共体相抗衡,英国主导组建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欧洲自由世界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分裂对峙的局面.这种经济上的分裂不仅不利于英国对欧洲贸易的扩展,还有可能导致英美特殊关系的彻底终结。

在这种情势下，英国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英帝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实情况是，英国为确保自身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需要他国的合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的一大动机即是使英国成为西欧与北美之间的桥梁,维持并强化英美特殊关系，从而使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政治影响力，维持其大国地位。

除战略利益考量外,经济与贸易原因也是英国向西欧靠拢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首先，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英联邦内部的经济联系逐渐减弱，英镑区美元金池制度以及帝国特惠制对英联邦各国经贸发展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其次，英国需要与欧共体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挽回英国经济发展颓势。实际上，英国对西欧贸易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标志着英国与西欧地区的经贸联系日趋紧密。英国在经贸层面“疏远英联邦，接近欧共体”的趋势，是促使英国从根本上调整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