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如何受到弗洛伊德影响？张艺谋可谓首当其冲

文：葛维屏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在敞开国门后各种思潮涌入的巨大冲击下，呈现出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态势。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思潮也破空而入，对中国的文学与影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近读到华人学者孙隆基对美国文化的一本解析的书，书名叫《杀母的文化》。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对美国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中提到奥尼尔的话剧《榆树下的欲望》，认为这个话剧的情节，直接影响了张艺谋的《菊豆》，开始的时候，孙隆基认为《菊豆》几乎就是《榆树下的欲望》的中国版。但是他读了刘恒的小说原著后，发现并不是。张艺谋把刘恒的小说原著已经修改得面目全非，可以说，张艺谋按照他的需要，在刘恒的小说原著上增添了许多他需要表达的内容，而这其中，或隐或显地合拍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某些要素，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性观念。

那么，什么是弗洛伊德的性观念或者叫性成长观呢？

弗洛伊德的性成长观可以归结为“杀父娶母”，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中有一个“性”的维度，所以“杀父娶母”指的是个人的性成长。它的理论是如何推演的，我们不妨看看：“男孩在萌芽期的性欲是导向最亲近的女人——母亲的，受到爸爸压抑后，才有待成年后把它导向家外的对象身上。这是一道个人从生物性本能冲动到文明化的程序。”（见《杀母的文化》165页）。

按照这个理论，父亲无疑是男子汉成长的第一个对手，如果这个男孩在今后的人生之途中，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战胜父亲，这构成了“杀父”的理论基础。

而“娶母”是什么意思？这一点，中国人确实难以理解，但是张艺谋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一点。

按照弗洛伊德的上述理论，一个男人冲破父亲的障碍，也就是杀掉父亲之后，他会在社会空间里寻找“异性”，母亲是一个男子汉最先爱恋的女性（恋母情结），那么，男子汉在外面寻找的女性，都是母亲的翻版，一句话，男子汉寻找的异性，都是按照母亲这个原型打造的。

这样，一个男性要在今后的人生里，正常与女性接触，就必须战胜父亲，克服母亲。

这一理论，在《榆树下的欲望》的故事里得到很鲜明的体现。剧本里描写农庄庄主娶了一个后母，但儿子却爱上了后母，与后母有了一个私生子。

这个情节，被张艺谋在《菊豆》中进行了又一次的演绎。

而在这之前，张艺谋就在《红高粱》里演绎了“杀父娶母”的套路。里面的“我爷爷”，杀掉了老板，然后娶走了老板的女人。

看起来，这不是典型的“杀父娶母”，但“杀父娶母”可以说是其母题，正是在“杀父娶母”这一母题之下，派生出了“父、母、子”这一“永恒三角”的冲突模式。

这一模式，在《杀母的文化》里由作者作了引述：

“在这类故事里总有一个三角关系：一个中年人当权派（夜总会老板、黑社会老大），他的年轻貌美的情妇以及一位年轻的男主角；年轻人开始时是老大的手下，跟老大学本领，替老大办事，但到最后总是把老大淘汰掉（在决斗中把他杀掉），把他的女人与事业都夺过来，而老大的女人也倒向年轻人那一边。‘绝少例外，儿子型的角色最后总得胜。’”

其实这个模式，在张艺谋的早期作品中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

《红高粱》首当其冲，描写年轻的男主角，杀掉了当权派，娶了老板的女人。

《菊豆》里，长工觊觎老板的女人，与该女人私通生下一子，后来杀了老板。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老爷控制着他的妻妾，但实际上张艺谋扮演了那个杀死老爷的角色，直接把老爷的脸给灭掉了，算是给了影片里的悲惨命运的女人出了一口气。但是电影里的“子”都不成器，都有觊觎女人的打算，但都没有付诸行动。

《摇啊摇啊，摇到外婆桥》里，黑社会老大的女人，与青年后生（“子”）暗生情愫，但终敌不过老大的强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张艺谋从《红高粱》里的乐观开始越来越悲观，老板、老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日益认识到“当权派”是无力撼动的。

而这种胶着状态，到《英雄》里处于一种激烈的思想交锋的对峙阶段。这部影片里，表现了“杀父”是否正当的问题。刺客欲刺杀“父亲”的“象征”——帝王，但是最后，却认为父亲有掌控局面的重大作用，所以刺客放弃了刺杀目的。

而到了《长城》里，影片里已经不见了任何的“杀父”主题，女性成为了组织城市反抗的主导者，张艺谋的心理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弯，他已经站到了城里的守城者的角度，也就是过去的他反对过的“老爷”的角度。妻妾是他的保护对象了。

实际上，这种弗洛伊德心理学在影视中的映射，在八十年代颇为红火一阵，后来日益在文学作品与影视中淡薄了下来。

你看最近的《江湖儿女》，完全没有什么“杀父娶母”的主题，而只是一个女人被弃绝，其身份的飘零丧失，最后不得不由女人挑起男人完不成的主持大业的大梁。女人被赋予了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象征。

因此，回顾中国文学40年来的变迁，我们必须看到弗洛伊德理论带来的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显然已经被中国化了，迎合了文艺创作者内心里的动机，弗洛伊德并不一定能够被中国人全盘地接收，但他在某些心理定位方面的理论，还是能够契合一个巨变时代的中国文化潜隐的心理，从而有意无意地走入到中国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