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能失去县城，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我时常在文字里提及故乡，书写GDP、产业、工业化、消费降级之外的城市肌理，在冰冷的数据之外，寻找另一种含情脉脉看待商业的视角，毕竟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占据90%以上的国土面积、52%的人口规模，却只贡献了38%的经济比重，恰恰说明了县城不是发展经济的中心地带。

这就是县城，这个时代的基本盘。

但在作家眼里，文学不能没有县城，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青灰，朴讷，沉郁，残旧 ···“贾樟柯电影”般的县城文学，以一种不忍俯视又不敢平视的姿态，刮进了互联网的高质量生活。

昂首阔步，从新时代走进旧时代。

在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之间，县城文学来得猝不及防却又合情合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噬着四十年来主流叙事的目光和视野，让人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中选择自己的身份归属，逐渐忽略了横亘在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县城。

但在作家眼里，文学不能没有县城，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事实上，北上广深大概只占全国面积的0.33%，加上新一线城市，也只是占了全国面积的3%。剩下的97%的土地上，有着约300个地级市，3000个县城，40000个乡镇和66万个村庄，全国约84%的人在这里消费，生长。

我时常在文字里提及故乡，书写GDP、工业化、消费降级之外的城市肌理，在冰冷的数据之外，寻找另一种含情脉脉的看待商业的视角，毕竟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占据90%以上的国土面积、52%的人口规模，却只贡献了38%的经济比重，恰恰说明了县城不是发展经济的中心地带。

但这就是县城，这个时代的基本盘。

有的粗粝、有的温和，有的生机勃勃、有的日暮秋风，不均衡的排布在各个角落里，就像这个国家的毛细血管，由点到面，网络着社会众生相。

今天互联网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和传播者，大多来自县城或小城市，但大家总是没有勇气掀开自己“县城做题家”的底色，不敢在写字楼里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来自小县城，就像娶了一个丑媳妇那样扭捏作态，遮遮掩掩，将童年与成年的自卑一股脑塞进一线城市的小房子里，掩藏在精装修的社交媒体下，发霉，晾晒，再发霉，再晾晒，循环往复。

最终将其归纳为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逢人便说故乡的好。

当你去过很多地方之后，会逐渐摆脱家乡县城的烙印，但如果你去过的地方足够多，又会深刻的展示故乡的痕迹，食物、风景、河流···甚至空气的味道，一切异同都是类比项。

口音可以改变，户籍可以迁移，圈子可以腾挪，可种感性又玄妙的体验，是每个从小城市走出来的人一出生便被赋予的魔咒。

就像一个老款的孩子，永远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

他是留乡的你，你是远行的他。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一个诗情画意的县城老家被散文化的搬上荧屏，落落大方书写自己家乡的作家李娟向昏暗的县城文学刺来一剑，挑破盖在小布尔乔亚身上的聚酯纤维，以明亮的色泽描摹了另一幅县城镜像。

几年前读《我的阿勒泰》原著时，只在欣赏她的质朴和细腻，沉浸在李娟平缓舒和的生态美学里，类比自己的故乡。

彼时的我，正痴迷着温润的江南水乡与澎湃的沿海小城，厌倦尘土飞扬与黄沙漫天，打心眼里排斥贫瘠的故乡，对外界的认知大多来源于身边出过一两次远门的长辈，或者被老师和家长嫌弃的海量课外书，总是逸想着自己行走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又或者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走在沙滩上，全然不知“莫道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

我出生在西北一个四十万人口的小城市里，旺盛，茁壮，劲挺，峭拔···似乎一切与顽强生存相关的褒义词，都可以被活化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上。

盐池湾、寒江关、石包城、马鬃山、老虎沟···听起来净是苦寒之地，给人一种野兽频出、蚊虫萦绕的边关发配之感。

受够了它的艰涩与干涸，我选择了安逸巴适的成都，努力融入新一线的繁华与时尚。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我回了一趟酒泉老家，去了一个叫肃北的县级市。

驱车行走在酒泉通往肃北的高速上，几百公里看不见一辆行驶的汽车，那种将自己置身于天地之间的宏大与渺小，既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苍凉，又有“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郎爽壮阔。

这里会摆脱边界的束缚，没有写字楼里的衰飒颓唐、办公桌前的萎靡不振，地铁站里暮气沉沉，取而代之的，是驰骋、热烈、欢腾，以及烈烈风起。

粗粝是它的表皮，风沙是它的血液，高原冰川是它的骨架，民族融合是它的灵魂，有血有肉真性情，是它社交的人设。

如果这一生注定碌碌无为，那一定要来一趟肃北，感受偃旗息鼓前的最后一次热血难凉；如果此生还能有所小成，更要来一趟肃北，体会身处绝望时的不屈不挠，对生命力拥有更加辟透的理解，学着做一颗盐碱地长出来的巍巍青松。

高反是肃北送给游客的第一份见面礼，它让你的眼、耳、鼻、舌、身都能强烈感受到迁徙与易址的信号。

尽管，是以一种并不舒适的方式。

破裂的毛细血管、酸软的四肢、发热的身躯、昏花的双目、嗡嗡作响的耳朵···都在具象化着你对陌生环境的期待与恐惧。

人安逸久了，偶尔是需要被“不适应”刺激一下灵魂和肉体的，在大自然禁区的边缘试探，以此来印证一个具象生命的鲜活，一个不仅仅只能吃外卖、喝软饮、打顺风局的生命体。

野性难驯、豪宕旷达，却又能粗梳细篦，是这片土地上一切生物的性格。

沿途可以清晰地看到岩羊、马鹿、牦牛、斑头雁，以及牧民家的羊群和藏獒，穿过草甸、河流、湿地，在处于原始状态的生境里繁衍生息。

再往冰川深处，还有雪豹、野驴、棕熊、赤狐、豺狼、马彪等动物，在祁连山麓余脉拓荒生存。

湿地尽头处，藏獒抖动着松散的毛发，追在汽车扬起的尘土后，沿着河水冲击形成的低洼路面急速奔跑，后视镜里，宛如这片土地的守护神正在向陌生的入侵者发起冲锋，感觉下一秒就要撕扯车尾的铁皮。

嗯，那个词叫作风硬朗。

停下车试探着走近藏獒时，它又变得如同邻居家的宠物般乖巧，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一边咀嚼着你给的零食，一边陪你走向大山脚下，像守护自己的主人一样守护着你，不受猛兽的侵害。

这个词叫安常处顺。

沿途斑驳的矿产洞穴和牧民迁徙的旧址，以久居深山的老者姿态，端详着进山的游客，用沙尘暴和极端温差讲述着这里的恶劣与坚韧。

他们在海拔两三千米的空旷岩地上，生产、生活、生存过得痕迹，就像凯尔特的生命之树，昭告着众生相通、生命轮回、成长、更新、转变，又像尼罗河的生命之匙，代表着超越死亡的永恒生命。

中国人喜欢用“祖祖辈辈”来形容一个地方的生命延续，喜欢刻意寻找存在过的痕迹，以佐证和赞美生生不息，即便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愿意歌颂伟大、歌颂艰苦。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土地会辜负勤恳的人，但也会适当的给到一些正反馈，盐池湾的羊肉滋补了这里的荒芜，喝着雪山冰川水长大的滩羊懂得适时反哺肃北人酸苦的胃，清水慢炖就能释放它的本真，煎烤爆炒更是直戳肃北人的味蕾神经。

小刀划过盆里的手抓羊肉时，再强壮的汉子都是柔软的，那阵思乡之情，燎发摧枯却又柔情似水，那一刻，只有杯中的烈酒，可以灼烧或软化被架空的故乡。

无论离家多久，羊肉飘香的时候，总会想起故乡的热辣滚烫。

或许美食，亦是一丝割裂不了的乡愁。

我无法将这里称为故乡，外界不能理解一个距离自己出生地五百公里外的地方还是同一个地级市，但我愿称之「肃北是酒泉的“瓦尔登湖”、而酒泉是我的阿勒泰」，这里可以让自己像梭罗那样思考、记录、书写，循环往复。

像农夫播种那样与泥土接洽，像牧民放羊那样与草原交融，学着做一颗盐碱地长出来的巍巍青松。

贾樟柯说“离开了故乡，才能拥有故乡。”

离家十年，我已毫不吝啬对它的夸奖。

走过上百个抽象的城市，只有酒泉是真实，具体，且亲密的，是无关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的，只与个人的朴素情感息息相关。

贫瘠的土地钝化了艰辛的劳作，十分的努力换不来三分的收获，沙尘暴是父母教育孩子好好读书离开西北最趁手的家伙什。

时至今日，我依然厌恶那里漫天的黄土和飘忽不定的温差，依然乐于探索更遥远的远方，但亦无法舍弃那里的坚韧和顽强，以及其他镌刻在生命基因里的本能。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自己出生的老房子门口端详许久，与三十年前的自己短暂相处。透过残破的房屋，看见呱呱落地的婴儿一步一步爬到屋门口，小跑着在院子里撒欢，门口摔了一跤，起身就变成背着书包的学童，迈着踉跄的步伐走进校门，再一出来，已是拖着行李箱远行的少年······

对峙，是电影叙事中最漫长的时间。

我与老屋对视的短短几分钟，就叠化了自己漏洞百出的前半生。

故乡的神奇之处在于，将它的水土、空气融入你的风格、性格，无论走了多远，始终无法改变，你反抗着，也享受着，直到下一次回去。

酒泉如是，阿勒泰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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