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还差四个月不满十八岁，那年我成了光荣的兵团战士

难忘的记忆：这天我走上知青路

我作为六九届初中生分配时，上山下乡形势已是“一片红”，六九届毕业生没有参军，这就意味着不管家里什么情况，必须到外地农村去，上海一个不留。

1970年6月17日，就在这天，上海到云南去的知青专列停靠在虬江路火车站北区，没有红旗，也没有锣鼓，只有上海市“文攻武卫“队员神情严肃地头戴藤帽，手持长矛，排立在车站周围。当车门沉重地关闭，列车缓缓脱离了10号站台，顷刻间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成为没人指挥的悲恸乐章震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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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闸北七中80多位同学，激动地坐在51型车厢的硬条凳上，争先恐后地把头探出狭小的窗外，最后一次向来送别的亲朋好友们挥手告别，这一刻我们和上海分离了，这一天我们踏上知青路。

火车的汽笛在浙，赣，湘，桂的上空拉过一个长声，又隆隆地爬上云贵高原，终于在第五天麻麻亮时到达雨中的昆明。大家一下子被迎面而来的风雨吹醒了，站台上举目无亲，带队的“工宣队”大声地指挥着，我们手忙脚乱地跳下车，裹着高原的凉意，提着各自的旅行包，网线袋，马桶包，又紧紧张张地爬上来接我们的大卡车。

昆明虽是省会，但见路上车辆不多，只有马车来来往往，赶早班的市民冒着淅淅沥沥的雨雾，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些穿着和他们不一样，说着他们听不懂话的学生子，车站冷冷清清的，唯有不绝于耳的马蹄声在水泥地上“格格“作响，这时让我第一次离开书本，体会到离乡背井的词意。

西南刚进入雨季，“老解放”，“嘎斯”，“道奇”组成的车队雨中排列，后面的拖斗挂着我们的行李，从头望不到尾的车队，车下司机清一色的解放战争南下老兵，车上我们像灌猪一般挤成一团，为了爬山涉水，轮胎不断要绑上铁链，于是浩浩荡荡地前进在昆洛公路上。

沿途古老的村落斑斑驳驳，残墙断瓦却是风光始然。城城街街漆成绿色的排门板上木纹里透露出历史的诉说。昏暗的灯光照耀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青苔露水倒映出人间的沧桑。老朽的板壁和青石之间张贴着革命的标语，穿越时空视觉似乎仍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族人民有的倚在窗口，有的蹲在垄上，像看西洋镜一般，关注我们这群上海来的少男少女，大概是触景生情吧，我们一片善意，纷纷把饼干，蛋糕，大白兔奶糖抛洒给他们品尝，虽然素不相识，但也充满了阶级感情。

眼前公路像条绕不完的线，始终镶嵌在山腰，村庄被我们不断地抛在脚下，汽车只顾着拼命爬山，马达的轰鸣响彻山谷，惊动了一群群猿猴，山就像个巨人，把我们紧紧地搂进怀里。

我们的目的地：西双版纳景洪大勐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

车队行驶在高山激流之间，参天大树不断掠身而过，车不时穿过云，云紧紧追着车，山雨时常迎面撞来，大家掀开篷布，披着云雾，吹着疾风，饮着山雨，憧憬着唱着革命歌曲，每每见着有人烟的地方，就猛力拍打车顶，问司机到了没有？司机总是笑笑回答“还没有”，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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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凶险的元江大峡谷上下盘旋，又像蜗牛一般爬上沉闷的哀牢山脉，翻越思茅时，有的同学纷纷在印刷店里脱下汗衫，在胸前兴奋地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边防军”，五角星和八一稻穗齿轮图案，体验了一下去兵团也是参军的滋味。

连走了数日，不知什么原因，车队在一片原始森林前突然停下。车下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围了上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往我们每个人的嘴里喂了两颗药，我们却感到很新奇，遂即车队就钻进了深不可测的莽林里。

又不知走了多少路，车队在一片吆喝声中又停了下来，又是一群穿白大褂的人从森林里围上来了，他们使劲地往我们每个人的喉咙里喷药，我们还是觉得好奇，浑然不知已进入西双版纳领地，原来这里正在传播缅甸，老挝的瘟疫，俗称“一号病”，“二号病“，当地正在给我们防疫呢！

我们仿佛被公路牵牢了，在山里没日没夜地爬了五天，人晕乎乎的，终于遮天蔽日的森林尽头投来一束光亮，经验告诉我们要走出大山了。此时雄浑的澜沧江像一条红褐的铁链在我们脚下翻滚，前方眼界豁然开阔起来，大家第一次认出了种在路边的香蕉和草丛里的菠萝，有的同学惊呼起来：大勐龙坝到了！

远方弯弯的河道映着蓝天白云，水面波光粼粼。隐约的寨子传来悠悠的铓锣声，凤尾竹宛如开屏的孔雀迎风摇弋。近处不时能见到傣族女人浣洗时婀娜的身姿，小龙仔牵着牛在稻田里悠闲地吃着水草，挑水的小龙英摇动筒裙舞动了空气。祥和的阳光铺满黛绿的山脉，照亮了山上绿色的胶林黄色的庙宇。看来真如一个兵团带队的军人所说，版纳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跌一跤还能抓一把花生“的地方。见一派田园风光，大家把疲劳扔在了大山里，兴奋的同学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进入二团地域后，沿途连队早来的知青都跑到路边，根据衣饰判断，大多是上海人。从少到多，三三两两一路观望着我们的车队开进来。他们肤色已经灰暗，脸型消瘦，明显褪去了学生时代的光泽。突然间人堆里穿出来两个人，他们迫不及待地尾追着我们，来不及呼唤名字，一边用手高指着我，一边高叫着“你们上当喽”！我定晴一看，原来是我以前的同学，啊！他们也来了。我惊诧地发现数月不见，他两又瘦又黑，和在上海时简直判若两人。刹那间一阵凉意沁入脑海，面对现实，我思想上已做好了在边疆接受再教育，艰苦锻炼自己的准备。

汽车轮胎上的铁链挂满泥巴，总算疲惫不堪地把我们拉到营部，屈指数来离开上海已是第十天了，我们久坐略肿的脚终于可以落地，大家我看你你看我，个个面目全非，公路上的黄尘早把人刮得像个刻板的泥塑，全身能辨的唯有两只白色的眼球在眼眶里转动。我们在营部球场上依次打了一个卷心菜炒肉片匆匆下肚，谁知那已是营里最高规格的迎接了，这时行李被拖拉机转驳走了，并被告知余下要自己走到连队。

于是重复着在昆明火车站的动作，大包小包，拖拖沓沓，我们踏着泥泞跟在新认识的指导员身后，他是云南佧侈族，裤脚管一只高一只低的卷着，戴着一只布帽子，布书包的搭配也是布条子做的，一个解放干部模样。

走走停停，路上凡看到白墙黑瓦，大家就以为是自己的连队，结果是一次次失望。当走到通往连队的小路时晌午已过，泥巴沾着鞋子像个铁砣，但被我们分在这里的三十八个同学走过的路，已踩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这天我们在连队的路上第一次留下了脚印，这天上海话在这条路上第一次传开来，这天边疆的生活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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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连队，顺着指导员指的方向，我们看到连队依山而起，落在一个山洼里，远看是一片破烂不堪的茅草房，走到近处才发现那都是老职工的小伙房。连队有两排土坯房子，只有伙房是没有天花板的瓦房，真正的营房，是三长条简陋的茅草房，每条可住三四十个人，也就是我们上海，重庆，北京，昆明前后一百多知青的寝室。男人们头发凌乱，有的赤膊，有的穿着花短裤。女人们扎着麻花辫，穿着对襟蓝布卦。有的大人小孩还光着脚丫。他们刚刚下班，身上泥和水搅合在一起，个个目不转晴地盯着我们，我们却不知怎样称呼他们为好。

雨季被人踩过的泥土鲜红鲜红的，周围一片阴暗，眼前的景物出乎预料的凄凉破败，我顿时觉得时光豁然倒回，怎么恍若走进一个被遗忘的部落。刚刚大家还七嘴八舌，见此状况，现在只好把上海和云南的落差吞进肚里，数日的兴奋和激动自然消失得一干二净，只有闷着头把行李卸下来……

连队是五八年建的老前哨农场畜牧队，大概有五头黄牛，两头水牛，圈里只有一头老母猪。怕我们有疑惑，连长操着贵州口音告诉我们：“有一窝猪已经抱咯，还在山上跑”。我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原来那里猪是放养的，母猪在山上已下了一窝，还没抓回来。

连队的篮球场是手工挖出来的全连唯一一小块平地，也兼“天天读”用，场上仅有一只两根树干上钉了几块板，安了个蓝圈的架子，下方吊了一块锄头片，算是连队的钟了。

三十米开外的山坡上是茅房，茅草扎顶，四周靠原始的草木当围墙，中间用竹子和茅草隔一下，没有门进出。蹲在两根树条上解手，要么蛆虫爬到你的脚上，要么猪狗张大着嘴等在下边期待人的排泄物，抢夺时还经常会在下面互相撕咬，首次上去时我们都大惊失色，正是令人不寒而栗。那时云南民间的茅房常常不用标示，俗称男前女后，男左女右，久而久之我们也习惯成自然了。

寝室全是用竹片围起来的，竹子横梁有时被太阳晒得“噼啪“响，茅草扎的草排顶，里面弥漫着泥土和竹子清香，人在第一间说话，第十间也能听见。屋里没有桌椅，上海的实木箱子，就搁在竹子架上，有的同学老箱子上还沾着上海的臭虫和蟑螂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从此把上海的物种也带到了云南。床也是竹子的，睡在上面有弹性，还会“咯吱“作响，翻一个身要弹三弹，让我忍俊不禁。有趣的是房子新盖不久，我还没睡呢床下竟有竹笋破土而出欲吻我的床，哈哈！恍然大悟床下以前曾是是一片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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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连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搪瓷碗，一顶斗笠，一把砍刀，一把锄头，还说明天就上山出工。入夜，万籁俱寂，旷野里溪水潺潺，蛙声一片，我感觉就像睡在露天里，山风吹了进来，撩动了我的蚊帐，忽然间，不知哪一间传出女生的抽泣声，又像幽灵一般走进另一间女生寝室，再从另一间女生寝室传了出来，一间传一间。不一会儿，连队女生的哭泣声四起，感染所致有个男生唱起了沪剧“星星之火”，悲伤凄凉的调子在连队夜空回转。还好沪剧连长听不懂，否则上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准挨批判哩！

透过竹片墙，月光射到床上，我看着天上的星星在闪烁，听着周围马鹿和麂子的鸣叫，,新的环境一下睡不着，想想上海的天上也是这么几颗星星，想想离开上海十天我已成为光荣的兵团战士了，想想再过4个月我就满18岁了。

（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 叶铁淳，上海知青，1970年6月到达西双版纳州大勐龙，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改为东风农场，曾任中学老师，1979年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