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综述
近些年来，随着中华传统文献整理的热潮以及科举研究的国际化，大量海外科举文献重见天日，这让我们有机会透过历史的沉烟，重新审视千年的科举文化。由此，海外藏中国科举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被提上日程。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科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23&ZD296）开题报告会在复旦大学举行，项目首席专家、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介绍了该项目的总体结构、研究途径和预期目标，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客观认识科举制度、如何系统收集与整理海外藏中国科举文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原文 ：《呈现海外藏中国科举文献的风貌》
作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 陈维昭 田晓丽
图片 |网络
科举制度的研究价值不容忽视
作为古代中国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一项制度，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经过1300年的发展，最终因诸多弊端于1905年被废除。然而，科举制度的研究价值不容忽视。
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来看，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指出，科举制度不仅建立了一种选贤用能的机制，能够把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来管理国家事务，而且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还形成了一种崇尚教育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影响是跨越国界的，比如日本、越南、朝鲜半岛等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就最早了解并仿效中国科举制度，形成了他们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务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作为一种训练、选拔人才的手段与文体形式，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表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八股文涉及对语法、逻辑和修辞方面的训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明清人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八股文训练之下的思辨能力和作文表达能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霖指出，就文学来讲，科举制度特别是对于明清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关系重大。不了解八股文，就不可能了解明清以来的文学史，所以八股文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在总结以往文学创作经验，特别是宋末以来古文评点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形式美。八股文在中国古代建构文学形式美的理论过程当中，曾经起到重要作用。因此，199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将八股文写入中国文学史。
海外科举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科举文献对于科举制度、古代政治文化的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向来备受研究者的重视。从唐到明清1000多年间，科举文献是中国各类出版物中印刷量最大的文献，清代就经常说科举文献“瀚如烟海”“汗牛充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很多科举文献流落于海外，其中不少科举文献在国内已经无法找到。因此，收集和整理海外藏中国科举文献对于进一步提升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研究至关重要。
就海外各地藏科举文献的基本状况而言，文献集成与总目提要的工作难度大，在学者们看来，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有限目标，则文献总目与出版要籍选刊比较可行。就要籍选刊而言，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指出，海外科举文献有大量重复，要籍选刊需要选择善本，核心科举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可以在总目中体现。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国星教授也表示赞同，在梳理海外科举文献的过程中要避免重复的文献，就要对海外所藏要籍进行选择，确定“要籍”或“珍稀文献”的选择标准，并在文献搜集之前确定好著录体例，方便与已有的数据库建立连接。
就文献总目而言，北京外国语大学詹福瑞教授认为，鉴于海外文献收藏的丰富性和分散性，可以把编写各国所藏科举文献总目作为目标，而文献总目的核心问题是总目中关于文献的分类和标目。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同样认为总目整理是海外科举文献整理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他还建议在书目的题录中加入海外科举文献的藏地信息，以方便后来研究者的追踪，同时，目录的体例按国别区分是比较合适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899期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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