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从“神灵崇拜”到以德配天，西周政治的发展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引言：

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一直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皇帝要称“天子”，是上天神明赐予臣民的正统君主。

儒家祭祀的对象“天地君亲师”，天与地要排在第一位，是至高无上的。出现无法解释的异象，也往往归咎于上天的旨意。

但中国人对神灵的信仰好像又不如西方或其他国家那么虔诚，凡事总抱着“尽人事，听天命”的想法。

固然要听从上天的安排，但还是要先自己尽力而为。若要为这种现象找个原因，还得追溯到孔子的天命观，以及影响了孔子思想的殷周“以德配天”论的出现。

殷商：事事必问神灵

都说考古发现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后世出土的大量殷商时期龟甲印证了这一说法。对殷人来说，龟甲在他们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先占卜、祈祷、询问神灵的意见。

且因为殷人一开始正是通过龟甲占卜得知，“天”之上的至高神名为“帝”。随后，他们将一切自我认知中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帝”的显灵，认为“帝”能够左右普天之下的一切事务，龟甲占卜就是直接获知神灵旨意的一种方式。

之所以有祭拜先祖的传统，也是殷人认为同族死后的魂灵成为了可与“帝”沟通的低等神明。而且，由于这些先祖与在世者血脉相连，会更容易被后代的虔诚祈祷所感动，从而为子孙降下庇佑。

与普通人的先祖不一样，君王的先祖死后可以得到直接侍奉“帝”的资格。殷人会通过龟甲占卜询问上天，现今是哪一位先王在神明左右“值勤”，然后专心向这位先王祈祷，让他影响“帝”的决定，给予殷人更多的恩惠。

诗经里说，最开始有一个娀氏之国慢慢兴盛壮大起来，“帝”就立其后代，为商王的始祖。

这代表在殷人的思想中，王是被“帝”选中的，他们都是因为王的先祖创立了商而后才能降生于世的。

这种政权与神权高度融合的社会特征，使得用德行约束君王、让君王对臣民施与恩惠、提升自我以更好的治理国家等行为都变得不必要了，因为凡事只要顺从王占卜出的神意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这种“不求上进”的思想，最终被周武王伐商纣所颠覆了。

殷人一贯宣称的“授命于天”之说被牧野之战的失败不攻自破，人们看到，殷人已逝的先祖并不能带来绝对的庇佑，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

其实，周人和殷人对“帝”的信仰是相同的，他们也会对殷的先祖进行祭祀。在牧野之战前，他们根本不认为没有王之先祖庇佑的己方会获胜。

周公还对殷人说，我小小的周国不敢夺取殷国的天命。

殷商统治阶层也坚信江山不会易姓，周人都已经打败商的属国了，纣王还在慨叹：“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但既然最后战争胜利了，周取殷而代之，就要为此做出解释。周公一开始的说法是：殷人不敬神灵，所以周才会得到庇佑。

但殷的统治却是一直遵守祭祀和占卜的，这个说法并不能使人信服。最终，周人经过反思，得出了“以德配天”这一结论，即神灵对一个民族的庇佑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德”。

西周：天命观的二元性

周人战胜殷人，从表面上看，是小国战胜大国。从内涵上看，则是理性战胜感性，人为战胜天命。

殷人对“帝”的虔诚并没有能够拯救其家园的沦陷，说明“帝”不能以情动之。同时，一个偏远小国竟然能伐灭一个悠久的中原大国，也使周人更倾向采取理性的态度，而非感情用事。

因此，周公制礼作乐，分封诸侯，以巩固周人之天下。礼乐的核心是德治惠民，以德来统治天下。

故周人的统治可谓“敬德保民”，而非“导民以事神”。那么周人所说的“德”和“民”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

在周公看来，“德”有两方面的意义，简单来说就是君王要施行“德治”，还要注重修养自身的“私德”。

政治方面，君王要明察实情，任用贤能，要保民爱民，慎用刑罚，不可以暴治政。个人行为方面，君王要勤于国事，检点自己的言行，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周公认为，只要有“德”，那么上则可以得到天的帮助，下则可以使民众归顺、统治长久。

《尚书 》中，周武王将战争胜利的原因归咎于天命的无常，而天命变化的依据就是民意。

所以周公“保民”的思想主张，就是认为保民、得民就能得天下，就能长治久安。例如，在《康浩》中就反复讲“用康保民”、“惟民其康又”。《酒浩》中周公还认为应当把民作为自己的镜子，事事以民为鉴。

西周时期的天命观已经得到很好的发展了，君王经过反思认为：只有敬德、明德，施惠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民众的拥护又是天命的基础，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天命观体系。

然而，虽然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已经开始萌生出了民本思想，但这一时期“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归根结底还是二元性的。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宣扬“君权神授”，为王朝统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一方面又宣扬“天从民欲”，认为如果受天命而成为王的统治者不能得民心，那么上天就要“坠厥命”，使其统治崩塌。

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是和天命分不开的，是天命观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离开了民本思想，天命论就会彻底成为维护君王的工具，丧失它存在的合理性。

而民本思想和天命论的杂糅，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是带有局限性的，并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他们对民的力量认识不够清楚，君王之所以宣扬“保民”，说到底并不是真正惧怕普通民众的力量，而是惧怕冥冥中似乎存在的无常的天命。

与其说是“以民为本”，不如说是“以天为本”。在当时的君王看来，天命才是真正决定王朝兴衰的最直接因素，民意只是通过天命来体现罢了。

春秋战国：儒家改造后的天命观

到了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以及其中的民本思想又有了变化。民众数量不仅决定国家的根本实力，也对战争胜负起重要作用。因此，“民”的地位和重要性相较于商周时期有明显的提高。

《左传》记载，当时的士大夫已经认为民是天命的依据所在，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民才是第一位的，而神则是第二位的。

后来更是直接夸张地说，国家兴盛就是因为听命于民，国家衰亡就是因为听命于神，把治理国家是以民还是以神为依据，上升到了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

自殷商以来的历代天命观中，神都是决定一切的权威存在。这种表述第一次将神降到民之后的次要位置上，毫无疑问是一种颠覆。

强调国君首先要“听于民”，神才会跟着降下庇佑和福祉，然后才会成就大业。反之一味盲目相信天命，罔顾百姓和国家治理，就会导致国家衰亡。

这种剧烈的思想变革自然也影响到了许多具有思辨能力的文人学者，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最深。

他们进一步继承和改造了先代的天命观，从尊重天命的观点出发，认识到“仁”与“德”的重要性，把践行仁德和敬畏天命相结合。

杰出的思想家们开始对天命产生疑问，如孔子，虽然并未完全抛弃天命论，但他已经不再像他仰慕的那些先代圣王那样重视了。

《论语 ·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说明“天命”、“神”等观念已经不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孔子的主要思想表现为，一方面相信有“天命”，对生命持一种慎重而畏惧的态度。在弟子染病时，说如果熬不住就这样去世了，也是他的命，注定了他这个人会得这种病。

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命能完全左右人的行为，且人只要努力是可以摆脱命运摆布的。当一个弟子说一个人的生死和富贵都是上天注定时，孔子就举另一个弟子的例子说，端木赐这个人就没有遵守自己的命令，跑去经商，结果每次都能成功，赚了很多钱。

最终，孔子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意思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向着目标前进，如果最后还是不能改变结果，那就听天由命。

当然，孔子的“尽人事”并不是简单的努力或执着，而是指修身修德，也就是他一贯提倡的“为仁”，有施惠爱民以及仁爱、友爱的含义。

由于孔子思想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所以此后的中国文化中对“天命”的看法基本定调了，大体上都是沿着这种有些模棱两可的态度行进的。

其后弟子对此又有分别论述，但都是在孔子论断基调下的。如孟子认为天命乃神秘不可知的道德力量，但至诚可以动天，修身尽性可以合天。

荀子则将天命视作客观现象和自然规律，人只要发挥自己的内在潜能，便能“制天命而用之”。

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统治者认识到人民是国家强大、政治安定的基础，民心向背是政权得失的关键，必须处理好“民”的问题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说，有的人身份显贵却没有立足的根基，有的人地位崇高却没有人民的支持，贤明的人被身份地位所限压抑在社会的下层不得重用，统治阶级得不到贤明之人的辅佐，行动必招祸殃。

直言统治者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陷入“无民”之境，统治活动就不可能顺利开展。

后孟子继承和发展其观点后，“民”又占有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一次将“民”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高的地位。

荀子更将统治者与民的关系比喻为马之于舆、水之于舟。马如果不安则车舆不安稳，民不安则国家社会政治不安定。

荀子的思想对后世的治国理念影响也非常深远，唐代的魏征就曾向唐太宗上谏道：“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一番话深得太宗的赞赏，并经常用这句话与臣子共勉。后来，太宗君臣共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可算是荀子民本思想在现实政治中最好的实践。

结语：

总之，儒家对“民本”思想所做的改造与发展，从民众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去论证民众在国家政治中所应具有的本位，使民本思想从一种空泛的政治信条转化为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风气建设的具体举措。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可见是十分贴切的。

参考文献：

《诗经》

《尚书》

《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