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周公：为什么他是孔子最推崇的古圣人｜新知

文博时空 作者 董译夫 汉代著名大学者贾谊在《新书·礼容语下》中曾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周公又被尊为“元圣”，其功绩被《尚书大传》（《尚书》的解释性著作）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于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因此，我们不仅可以称他为周之战神、克商先锋，还可以称其为周王朝政治制度的总设计师！

周公旦

周公（生卒年不详），姓姬名旦，亦称叔旦，不仅是西周开国元勋，还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采邑（古代国君封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在周，故称周公。

西周王年表

01

救乱克商

《史记·鲁周公》记载，周文王在世时，周公非常孝顺，忠厚仁爱；到武王姬发即位时，周公经常佐助辅弼，处理很多政务，由此可见周公是周朝文、武二王最为得力的助手。

周文王姬昌

周文王姬昌少时参加农牧，关心民间疾苦。任西伯后，礼贤下士。但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被商王约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因重赂得免。在任五十年间，积善累德，教化推行于南国。晚年，东进翦商，先后攻灭黎（今山西长治）、邗（今河南沁阳）、崇（今河南嵩县）等国，翦除商的羽翼，建立新的前进基地——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为武王灭商打下基础。后卒于程（今陕西咸阳），葬于毕（今陕西咸阳），享年 97 岁。

武王即位之后，日夜忧虑灭商之事。《大开武解》曾记载：周武王即位后的第一年，二月的某一天，在丰京（丰京亦称丰邑，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迁此，“丰”亦作“酆”，与镐京同为西周国都。）曾有秘密谈话。那么同周武王秘密谈话者是谁呢？下一句给出了答案：“访于周公旦”。周武王秘会周公旦，问：“我祷告今年秋天有所收获，如果没能实现怎么办？”周公回答到：“这需要天道地德使然。敬畏恭顺在于我们姬周，能否实现在于天命。因此，君王只需要敬天畏命即可。”

周武王姬发

“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约公元前 1046 年，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讨伐暴君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是为“牧野之战”。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西周 利簋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为商周断代提供了年代依据，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西周 天亡簋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亡簋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天亡是谁？学者多有推测，有泰颠、史佚、太公望多种解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认为天亡为文王之子。

西周 义尊 现藏山西省青铜博物馆

义尊的器内底部共铸有铭文 21 字，以及一个“丙”字族徽。铭文内容为：唯十又三月丁亥，武王赐义贝三十朋，用作父乙宝尊彝。意思是说，在丁亥这一天，周武王赏赐给一个叫义的人三十朋贝，在当时来说真可谓是一大笔钱，义做了这件青铜器来纪念。

周文王去世后，武王以姜子牙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周公旦相当于是周国的二把手。武王无论是军国大事还是疑难小事都会和周公旦一起商讨。周公旦对武王的帮助一方面体现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理论和道义的支撑上，正是周公旦的支持奠定了武王伐纣的信心和决心。这就是为什么，担任“冢宰”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周公旦！

02

分陕而治

周从先祖亶父时就居住于岐邑（今陕西省岐山县境），周文王将都城从岐邑迁至丰（今陕西鄠邑区），周武王时又迁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就当时的地理范围看，镐京的位置明显偏西，因为再往西基本就是戎族（当时西部的少数民族），战争和动乱的威胁较大，后来西周的灭亡也证实了这一点。

为了更好的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决定分陕而治。分陕的具体位置，在史籍《水经注》中记载为以陕城（陕陌）为界，而在史籍《括地志》中则记载为以陕塬为界。大家可千万不要看见陕字就以为是陕西，这里的陕城其实是河南省的三门峡地区。

分陕石柱

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即“立柱为界”，“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石柱原立于陕塬（今河南陕州区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唐朝时有人作铭于上，谓“周召分陕所立界石”，铭文今已不存。现藏三门峡博物馆。

分陕而治可以说是西周初期最英明的政治决策，这样周公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发展的领地；而召公可以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当年镐京残破之后，周平王东迁洛邑，继续周王朝的统治，应该感谢当年的这一决策。

西周 堇鼎 现藏首都博物馆

西周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形最大、最重的一件，代表着北京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度水平。自 1974 年出土后，西周堇鼎便一直珍藏在首都博物馆。被誉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鼎腹内壁铸有铭文 4 行 26 字，记载了堇饴奉匽候之命去宗周向召公奉献食物，并受到召公赏赐之事。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召公奭以其长子就封于燕，而自己留在宗周辅弼王室的记载，填补了文献史料对西周燕国记载的不足，进一步证实了北京琉璃河地区即当时古燕国的始封地。

03

三监之乱 克殷践奄

灭商之后，武王听取周公意见，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封纣子武庚为殷侯，留守商都，借以管理商人，同时由武王的弟弟管叔（姓姬，名鲜）、蔡叔（姓姬，名度）、霍叔（姓姬，名处）对其加以监督，史称 “三监”。

不久，武王去世，其子成王姬诵继位。此时成王年龄尚小，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即俗称的“周公摄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这里摄政的应当是老三“管叔”，可是当了大“冢宰”的居然是他的四弟周公旦。管叔对此十分不满，便和蔡叔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面对着没来由的诽谤，周公只能和其他三位顾命大臣解释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

周公辅佐周成王画像石

奄国（商末周初的一个小国，其国都为山东曲阜）君主蒲姑当时劝武庚说：“武王刚死，成王年幼，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举事！”于是武庚乘机与他们串通，并联合东夷中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叛乱反周，意图复国，局势变得十分危急。

紧要关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大诰》，即战前总动员，周公以《大诰》平息了纷争、统一了思想，而后毅然率师东征。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 “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

而后论功行赏，“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周公东征时，康叔随行，荣立战功。平叛后，周公命令康叔留守殷都，封为卫国诸侯。周公担心康叔年少，缺乏政治经验，不能治理好殷畿旧壤，还告以治国之道，即著名的《康诰》。后面的微子则是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帝辛的长兄，他还是宋国的开国始祖。

周公东征方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

周公东征方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铭曰：“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公归荐邘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记述了周公东征征服东土四国，获胜回归后在周庙进行祭祀活动。

周公东征方鼎铭文

康侯斧和康侯爵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国等五十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

西周诸侯国分布，摄于河南省博物院

在东征之战中，有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伯禽（生卒年不详），姓姬，名禽，伯是其排行，尊称禽父，他是周朝鲁国第一任国君，又称“鲁公”。当时周公旦受封鲁国，但在镐京辅佐周成王，故派伯禽代其受封鲁国。

“三监之乱”爆发时，当时的淮夷、徐戎等东夷国也闻风兴兵作乱，前来攻打鲁国。伯禽率军到达费邑（《史记》误作肸邑）抵御叛军，并亲自写作《费誓》以严明军纪，命令军队“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无敢伤牿”，即准备好盔甲，不准马虎，不准损坏牛栏马厩。严肃的军纪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遂平徐戎，定鲁”。

伯禽留下了一件“禽簋”，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伐奄侯之事，簋内有铭文 23 字：“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铭文意为：“成王征讨奄侯之前，周公旦训导其子大祝（古代官名，西周始置）伯禽，伯禽以脤器致祭（古代出兵祭社，其名为宜。祭毕，以社肉颁赐众人，谓之受脤。脤器用来盛社肉），成王赏赐大祝伯禽金百寽（古代重量单位），禽用作宝彝以资纪念，与此同时告慰祖先。”

西周 “禽”青铜簋与铭文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东曲阜的周公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哀公十六年（前 479 年），周成王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鲁，建都于此。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249 年）鲁亡于楚，历时 900 余年。周公庙即“鲁太庙”，是鲁国的祖庙。周公庙即“鲁太庙”，是鲁国的祖庙。始建于鲁立国之初。鲁国被楚灭亡后，太庙也随之被毁。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并且在鲁太庙的旧址上复建周公庙。历经后世各朝的六次修建，形成现在的规模。

04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最早出自《左传》信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此处的“二叔”，史学界与经学界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分封制是周公旦高举的政治旗帜。

西周分封主要诸侯国示意图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动乱过后，周公旦深刻意识到，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他先后建置 71 个封国，把武王 15 个兄弟和 16 个功臣，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借此，周人的政治版图也得以不断扩大。可以说，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成为周王朝的立国制度核心。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召公奭被封到燕地，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为周王朝的稳固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匽侯”青铜盂与铭文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器物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匽侯盂内壁有 5 字铭文“匽侯作馈盂”。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有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带。这件匽侯盂在辽宁出土，说明西周初年辽宁一带是在燕国的封地之内。

“宜侯夨”青铜簋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簋鸟身兽首半环形，簋附四耳，圈足较高，腹部饰一周浮雕涡纹和夔纹，圈足饰凤鸟纹。此类高圈足浅腹四耳簋流行于西周早期。簋内底铸有铭文 12 行 126 字，记述周王查看武王、成王伐商的地图，以及东国的版图，王亲临宜祭，册封虞侯夨，将其迁徙至宜地为侯，并赏赐给夨土地、城邑、人口、香酒、美玉和弓箭等，宜侯夨赞颂天子美德。

宜侯夨簋内底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周王册封夨由虞地改封至宜地，并赐予相应的赏赐品。夨的身份也因此次改封之命，由虞候变为宜候。西周时期有关分封内容的有铭铜器数量不少，但多为传世品，均为证史之重器。宜侯夨簋所记载的分封内容，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且是出土铜器，故十分珍贵。

05

营建成周

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设想。灭商后武王曾“具明不寝”（《逸周书·度邑解》），周公问其原因，武王说“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意为我们住在天堂附近，没有确定天保，岂能安心睡觉？武王又说“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以中国地图看，南望三涂，北望泰岳，回望黄河之地，当为洛阳。在何尊中，也有一句铭文可佐证：“佳武王既克邑商，则延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它向我们表明，武王定都要居于“中国”（即国家中央位置）。

何尊 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尊内底铸有铭文 12 行、122 字铭文。铭文大意是，周成王（前 1042 年-前 1021 年）五年在四月丙戌日，对父亲周武王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周成王在京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你们作为宗族小子，要效仿父辈为周朝效劳，完成使命。周成王在训诰完毕后，对何赏赐了30朋贝，何为纪念这一荣宠作此尊，用来祭祀他的父亲。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是目前发现文物中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

周公旦平定叛乱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史书《尚书·召诰》记载：“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即周公旦派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规划建都的地址。规划完毕后“周公朝至于洛”视察新邑。修建都城之时，周公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

西周共有两支军队，分别是“西六师”和“成周八师”。“西六师”驻在西部宗周附近，“成周八师”则驻在成周之郊。此处还需提及一下“殷八师”，“殷八师”其实就是“成周八师”，只是时间顺序有所差异，八师先戍守在殷，故叫“殷八师”，后又因长期戍守成周，故又叫“成周八师”。西六师和殷八师都是周朝的精锐之师，就像两个拳头，互为犄角，各自守卫着周朝的西方和东方。

禹青铜鼎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鼎腹内部铸铭文 20 行 208 字（含重文 3 字、合文 1 字），铭文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追述了禹的显赫家世，称颂其先祖辅佐周王，建功立业，武公命禹继承祖考的官职，尽忠职守；后半部分叙述噩侯率南淮夷入侵，周王朝的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不利，武公命禹出征，禹率家族武装克敌制胜，俘获鄂侯驭方，立下赫赫军功的禹铸此鼎赞颂武公的恩德。铭文内容表明西周晚期周王朝军事实力衰弱，而世家大族势力崛起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盠”青铜方彝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彝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形制通常为纵短横长，有屋顶形盖，方腹或曲壁鼓腹，腹下为圈足。盠方彝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器内壁铸铭文 10 行 107 字，记述了周王册命作器者之事，文中提及西周职官中的“司徒”、“司马”、“司空”与军队编制中的“六师”、“八师”。

06

制礼作乐

在西周，礼乐是巩固典制、规范等级社会、以讽诵化成天下的利器。礼乐制对西周及中华后世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在周代逐渐成形的，奠定了我国“礼仪之邦”的根基。自此华夏文明被打上了“礼乐”的烙印，文明程度向前跨越了一大步。礼乐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古人早有考究，可从中看出中华文化的起源。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乐所表现的精神就是“和谐”，天地和谐而万物化生。

其实，周公是孔子最推崇的古圣人。《论语》中记载孔子曾发出这样的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为我衰老得很厉害呀！我已经好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作为周公的粉丝，孔子也极力推崇周礼，孔子反复强调“礼、乐”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在于“礼、乐”。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和谐、稳固，必合乎礼、正乎乐。

那么周公究竟在制礼作乐上有过什么贡献？请看后续文章。

（未完待续）

图片 | 董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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