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应对？

盛松成/文 近期，我国使用外资金额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引发国内外关注。长期来看，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资本市场，仍将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近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变化主要受到欧美加息等外部短期因素冲击的影响，并叠加世界贸易环境变化和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等长期趋势的推动。结合近期和历史数据，突出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在2022年之前稳步增长，但2022年之后增速出现大幅下降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近十年来始终保持稳步增长，2021年一度同比增速达到20%，跃升至万亿元人民币水平。2022和2023两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保持了万亿元的历史高点，但2023年同比增速为-13.68%，2024年一季度延续了下降趋势，同比降幅达到26%。虽然历史上这一统计指标也时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但如此大幅度的年度和季度下滑仅在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出现过。

商务部统计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代表的是窄口径下外商投资的流入数据，另一个常用的指标是外管局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FDI负债，是更为宽口径的统计，计入了没有纳入商务部统计中的资金流入项，包括外资在华企业留存利润再投资、私募股权融资，以及海外关联企业对在华公司借款，在此基础上，还要减去资金流出的部分。因而，国际收支口径的FDI代表了外商投资的净流入水平。

2023年第三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FDI为-118亿美元，出现该统计数据1998年发布以来首次季度为负的情况，2023年全年数值回落至1994年水平。通常国际收支口径的年度FDI会高于商务部的统计，然而，2023年前者的数值较后者少了1300多亿美元，很大可能性反映出外资的规模性回撤。

短期剧烈波动，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从2022年3月开始的激进加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主要经济体基本上维持了低利率水平以刺激经济增长，作为国际融资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的低利率水平也使得FDI的超额回报率——FDI回报率减去无风险利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根据法国巴黎银行的估算，美联储加息至5.25%后，FDI超额回报率几近为零。[1]在此影响下，不仅流入中国的FDI减少，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2022年FDI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此外，高利息加重了外资企业的债务压力，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会选择将更多利润留存，同时减少借贷和新的投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包含这些资金项的国际收支口径FDI的降幅更为剧烈。

目前看，美联储可能在今年6月或稍后降息，欧洲中央银行也已将降息提上日程。主要经济体降息后，将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FDI超额回报率也将回升，有望刺激FDI增长。

二、行业分布看，外资大幅减持房地产、金融行业，但同时回流制造业和技术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速成为亮点

本世纪初期，制造业引资规模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60%。然而，随着房地产泡沫化增长，并带动相关金融产品收益率的抬升，外资也涌入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而制造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则持续下降。2012年，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引资占比已接近30%，同期制造业占比降至40%。

2017年“房住不炒”定位提出，以及一系列去杠杆政策出台后，房地产引资占比逐步回落。2022年以来，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困难期，以及金融业的不景气，外资对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投入大幅度减少，其在FDI中的占比降至11%。而同时期，制造业引资占比结束了逐年持续下滑的态势，由2021年的18%大幅回升至26%，2023年持续回升至27.9%。

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引资占比也有显著提高，由2019年的7.9%上升至2022年的16%。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引资占比逐年上升。2024年一季度，在总体FDI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制造业引资逆势增长了2.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2.2%。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房地产业下滑给国民经济带来短期阵痛，并拖累外商投资增长，但长期有助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健康发展。外资扩大对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投入，也将对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三、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来看，外资作为投资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越来越弱，但对消费和进出口的贡献仍然十分突出

2000初，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10%以上，2012年以后降至2%以下，且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近年来开始放缓，且常出现低于全国总体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情况。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社会资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不断积累，资本的稀缺性持续下降，投资回报率也随之降低，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我国整体投资增速在逐年放缓，外商投资在社会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也会下降。

与此同时，外商企业对于国民收入的贡献仍然十分重要，2022年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的20.7%和利润总额的23.8%。外商投资企业缴税额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占比仍高达17.6%，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达到三分之一。

外资企业相对重要性的下降，其背后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强势崛起，中国市场竞争加剧。应当看到，外资企业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创新引领、管理示范和技术带动作用。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离不开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竞争与合作下的相互促进。

四、投资来源地有升有降，投资区域分布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中国香港地区在内地实际投资金额占比进一步上升，2022年已达到72.6%。欧盟和东盟国家在华投资近年来也增长较快。荷兰取代美国成为第六大投资来源地，德国2019年为第十大投资来源地，2022年上升至第六大投资来源地。从投资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仍然是外商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2022年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6.9%。广大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潜力尚有待进一步激发。

新冠疫情开启了全球供应链以安全为核心的调整过程，加上逆全球化现象和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产自中国的产品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跨国企业为了规避风险，降低贸易成本，往往采取市场分割的策略——中国产的服务于中国市场，并另择相对友好和中立地区投资，服务于世界其他市场。这种情况下，投资建厂等直接外商投资规模会出现明显下降。但同时，已经扎根中国市场的企业会加速本土化进程，并加深和中国供应链的融合，这意味着再投资、并购等其他多种形式的投资在利用外资中的相对重要性得到提升。

此外，中国企业为规避风险，寻求国际化发展，也倾向于选择更多向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在投资地吸引合作资金等间接利用外资规模将加速增长。间接利用外资同样能促进我国企业发展壮大，为国民总收入增长作出贡献。

结合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趋势，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吸引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力度：

第一，针对加息周期的短期冲击，应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保持人民币汇率整体稳定，并在合理均衡水平区间波动。

第二，去年国务院推出“外资24”条，今年3月国务院又推出了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行动方案，缩减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电信、医疗领域的开放水平，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范围，拓宽外资机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业务范围，以及签证便利措施等。这些新举措无疑将对外商投资起到鼓舞和促进作用。当下应当加大政策的国际宣传力度，抓好政策落实，稳定外商投资者的信心和预期。

第三，虽然近期出现外资回流高技术产业的趋势，但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外商投资中国高技术产业面临一定的阻力。为了规避风险，即使经济上合算，外商也可能会选择改变对华投资策略。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大对高技术企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以弥补外资投入减少对我国科技行业发展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策略，加强沟通和对话，提振国际投资者信心。特别是深化与欧盟以及“一带一路”友好国家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快落实便利资本、人员双向流动的政策。

第四，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企业海外上市、融资、并购创造便利条件，通过间接利用外资促进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第五，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地方优势吸引外资。中、西部地区可以进一步开发自身自然、人文资源优势，吸引“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参与可再生能源、农产品、旅游等项目的投资和开发，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规模。

（作者盛松成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裘菊系中欧陆家嘴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单位意见）

[1]参见：“Explaining the plunge i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2023-08-12，https://viewpoint.bnpparibas-am.com/explaining-the-plunge-in-chinas-foreign-direct-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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