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纪曼：潜伏敌营十数年，做过毛人凤上司，身份暴露后用木板逃走

前言

1947年夏，时任国民党驻沪办事处处长张子羽，向陈诚推荐了一名人才。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30年代时曾经在北平为国民党搞过情报工作，精通俄、日、英、德等多国外语，又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

这份履历处处写满了“顶尖人才”这四个字，当时正值国民党国防部急需在上海寻找国际情报工作者之时，此人简直是为此量身定做的人才。

范纪曼

于是，这名叫做范行的情报人才在当年8月1日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担任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论职位还在当时的毛人凤之上。

但令国民党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将最优秀的红色特工之一——范纪曼招入麾下，还安排在了最要紧的情报部门。

多次入狱的老党员

范纪曼是1926年便入党的老党员。但不巧的是，他入党不久就赶上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这段时间党的工作开展是极其艰难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力搜捕下，不时便能传出各地党干部被捕的消息。

被捕的干部中，不能坚持住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出卖同志的也不在少数，范纪曼便曾经被叛徒出卖过两次。

1930年5月，范纪曼前往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期间，便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狱中生活，对于刚刚24岁的范纪曼来说自然实难忍受。

彼时正值“白色恐怖”盛行时期，国民党对羁押起来的疑似共产党员决不客气，但范纪曼咬死了牙关，没有出卖一位同志。

好在三月后，因证据不足，范纪曼被保出狱。

只是他也因此与组织上断了许久的联系，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党员身份都没能得到认可。

第二次出卖经历更加惨痛，出卖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冀丕扬，曾经的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

彼时范纪曼正在北大读书，并受他的黄埔军校同学陈恭澍之邀，帮忙翻译一些日文和英文文件。

这些文件中不乏有来自大使馆的机密信息，身为共产党员的范纪曼掌握到这些信息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传回党内。

为此，与党断联系许久的范纪曼找到了几个他心目中疑似党员的人。经过小心谨慎的试探与摸索，终于联系到了冀丕扬，将手中的重要情报送出。

借着陈恭澍的信任和不设防，范纪曼先后给北平地下党组织送了三次情报。

可就在第三次情报刚送完不久，冀丕扬就被捕了，他很快便供出了范纪曼的名字。

对此，陈恭澍自然火冒三丈，他指着范纪曼的鼻子大骂他“吃里扒外”。

显然陈恭澍在用人之前并没考虑过范纪曼的背景，对范纪曼来说，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外”。

怒火中烧的陈恭澍没有顾及同学之情，将范纪曼直接关进了监狱中。

还是范纪曼女友彭雅萝四处奔走，找到了许多与范纪曼同期的黄埔同学出面，才迫使陈恭澍将范纪曼放出来。

好在陈恭澍此人虽是军统有名的杀手，他的刀锋只对日伪，少对中共。

再加上他对人才称得上是求贤若渴，于是不久之后，陈恭澍再次因情报需求找上了范纪曼。

陈恭澍为数不多的画像

1944年，范纪曼与妻子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时，陈恭澍同样来到了上海，并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要员”的身份邀请范纪曼为国民党工作。

范纪曼当时正在为中共和苏联搜集日军情报，没想到国民党又找上了门。

在征得领导同意后，范纪曼便将自己的情报同时供应两党。

好在两方的要求都是搜集对日情报，范纪曼的工作量并没有增加很多，在陈恭澍处也好方便遮掩自己的身份。

然而，这种暗涛汹涌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范纪曼很快就又被牵连入狱。

1944年3月15日，同为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的刘鹤孔、齐克君夫妇，突然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罪名是“反日分子”。

范纪曼与两人在工作上已没有什么联系，只偶尔会在商场等地遇到，聊上一两句。即便是这样，范纪曼也因此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

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范纪曼曾经从事过反日工作，他明面上的身份只是一家书店的老板，面对范纪曼拒不承认的态度，日本宪兵队一时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好在，妻子彭雅萝没有被一同逮捕。

得知消息后她立刻取找了陈恭澍，陈恭澍则通过日本特务的关系，将范纪曼和一同被捕的店员接了出来。

范纪曼的最后一次入狱，是以“范行”的身份。

作为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最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在蒋介石即将败逃台湾之前，陈恭澍甚至劝过范纪曼一起走。

范纪曼当然不可能一起，但他还是假意考虑以方便在国民党内部搜集情报，但就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他再次因被出卖锒铛入狱。

中统上海办事处逮捕了一名张姓的“通共分子”，在他的住处找到了一本范纪曼送的书。

范纪曼被关押了起来。幸好他有一个“少将”的名头在，又拿出了“少将军官”的派头，这次终于没在狱中吃太多苦。

但好景不长，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范纪曼无意中得知自己即将被转移到有“铜墙铁壁”之称的南城市看守所。

若真到了南城，等待他的就只有死局，这促使范纪曼下定了逃跑的决心。

当天晚上，在狱友周黎扬的帮助下，范纪曼将犯人们用来放脸盆的一块木板搭到墙上，顺势翻墙便逃了出去，还因不慎在脸部跌出了伤。

只是不到一分钟的功夫，看守所便发现了此事。

由于狱友周黎扬拖住徐少元说了许多话，又点明范纪曼“少将”的身份，谎称范纪曼腹痛，误了徐少元等人追击的最好时机。

这次范纪曼出逃后藏身在了一名民盟成员家中，直到5月27日上海解放，他才平安走到“地上”，回到了党的怀抱。

精通多国语言的天才

而范纪曼受到国民党要员赏识，不顾他曾经有“案底”的情况也要让他帮忙搞情报工作，是因为他在学习上的天赋相当高。

1932年，在党组织断了联系的情况下，范纪曼和女友彭雅萝双双考入北平大学。

他先后就读于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女友则专修音乐。

期间范纪曼在阅读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苏联书籍时，经常感觉词不达意，阅读时常有疑惑不解之处。

若是常人的话，或是草草了之，或是寻求他人帮忙解答印证，范纪曼却做出了第三种选择：转入法学院俄文经济系，决心开始学习俄文。

图源网络

在北大期间，范纪曼不仅熟练掌握了俄文，还涉猎了法文、英文与德文。

他有学习戏剧的底子，在词句的斟酌与使用上比旁人要强上一些，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很稀少的。

除此之外，范纪曼还是个格外细心的人，能够从蛛丝马迹中推断真相。例如他特别关注报纸上少有人注意的“人物来往”一栏。

1935年6月，报纸上“人物来往”一栏刊登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窜访北平的消息。

范纪曼分析后认为此人来者不善，便立刻向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刘逸樵报告这一消息。

果不其然，不到一个月后，梅津美治郎与时任国民党华北最高话事人何应钦达成协议，国民党反动派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出卖给了日本，印证了范纪曼的判断。

在北平生活、学习五年间，范纪曼的经历可谓相当丰富多彩：学习多国语言、从事情报工作、出版戏剧著作……

即便没有地下情报工作者这一身份，范纪曼也在当时的“左联”有了声名，前往上海后也是上海戏剧界有名的人物。

因为在戏剧方面的名望，再加上曾经在刘逸樵手下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经历，1936年，范纪曼受邀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第四届国际戏剧节”。

这次访学经历持续了半年之久，在社会主义苏联，范纪曼又结识了钱俊瑞等进步人士，相谈甚欢。

钱俊瑞是一名为苏联塔斯社工作的共产党员，了解到范纪曼曾经的经历后，钱俊瑞力邀他来塔斯社工作，为苏联提供有关日本动向的情报。

钱俊瑞

范纪曼在这段工作中表现相当出色，钱俊瑞后来这样评价范纪曼：“工作负责，能严格遵守纪律，生活朴素”、“从来没有暴露过社会组织和关系”。

从这些评价中不难看出，范纪曼已经成长为一名顶尖的情报人员。

范纪曼也曾为苏联提供相当重要的情报：1938年8月2日，范纪曼从特殊渠道得知日寇要突然袭击苏联的消息。

他心急如焚，立刻想办法搞清楚袭击的时间地点、参加的兵力和作战计划，并将情报及时送出。

8月4日，美商办的《大美晚报》上报道：苏联空军炸毁了日本的重要炮兵阵地。

范纪曼反复阅读报纸上的消息后确认，这一支日军部队正是自己送出的情报中，准备要偷袭苏联的那一支。

既能够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又能够让友军部队免于袭击，范纪曼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坐下来，弹了一首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只是让他有所遗憾的是，相交多年的女友彭雅萝，此时并不在他身边。

患难与共的爱情

范纪曼与彭雅萝的爱情故事，称得上是战火纷飞中一朵浪漫又坚韧的花。

彼时范纪曼在北伐战场上负伤调任四川工作，1929年他被组织委派到重庆组织学生运动，在此期间结实了女友彭雅萝。

彭雅萝是一名艺术类学生，于学习一道上同样有天赋，且有着与范纪曼同样坚定的信仰。

多年来，在范纪曼走南闯北时，她大半时间都陪在身侧，并且不断充实自己：

1929年范纪曼前往上海工作，彭雅萝考入了上海音专；

1932年范纪曼决定前往北平寻找党组织，彭雅萝又与他一起考入了北京大学。

范纪曼访问苏联期间，彭雅萝回到了老家，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剑阁师范任教，同时为抗战做后援工作。

图源网络

当时范纪曼也不是没有想过回到四川与女友团聚，但因为他出色的情报工作能力，塔斯社和中共方面都希望他能留在消息更加灵通的上海，继续地下战线的工作。

因此在1939年，彭雅萝不远万里来到上海与范纪曼团聚，并成为了他地下工作的重要帮手。

之所以说“不远万里”，是因为当时国内从四川到上海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交通，都已经被完全阻断了。

彭雅萝不得不与马帮一起，从西昌走到了昆明，在此办理出国护照后沿着滇缅路到达越南河内，再取道水路去香港，最终从香港到达上海。

一路颠簸中，彭雅萝不仅没有抱怨辛苦，还在不断继续着自己的翻译工作。这一路两个月的时间中，她甚至抽空翻译完了《贝多芬传》。

仅从这一点来看，彭雅萝的韧性便是常人难及的。

由彭雅萝翻译的《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

1939年9月，范纪曼在码头接到了阔别四年的女友彭雅萝，两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十年爱情终于修成正果。

范纪曼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多有自己不方便出面的时候，彭雅萝便成为帮助他的不二人选。

她可以是花店的店员，可以是时髦阔气的上海太太。在丈夫被捕的危机时刻，她也可以独当一面联络到他的亲朋好友，亲自找上陈恭澍请求保释。

此外，夫妻二人还有着共同的戏剧和音乐爱好。

1949年上海解放后，十年前彭雅萝在颠簸路途中翻译的《贝多芬传》终于出版，范纪曼亲自为这本书设计了封面，还取了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书名：《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范纪曼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党组织关系一时之间找不到，他们一家人便在上海过上了“闹中取静”的生活。

范纪曼读书作画，彭雅萝担任音乐教师，一家人清贫又自得其乐。

晚年，在彭雅萝和孩子们的支持下，范纪曼捐出了自己收藏的四千余册书刊和一千多张大音乐家的原版唱片。

1990年12月，范纪曼在上海病逝，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