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发现20万明朝遗民，隐居深山600年，只因朱元璋一道命令

前言

提到贵州省，人们都知道有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城市安顺，那里不仅有着黄果树、龙宫等众多5A景区，还有十分神秘的天龙屯堡古镇。

这个深山古镇里隐居着20万“明朝遗民”，他们与外界少有联系，历经六百余年却依旧固守着大明祖制，至今还保留着明初江南地区的生活习俗。

当外界来人问起他们为何保持这种习俗时，当地的老人们总会自豪地说道：我们是奉朱元璋的一道命令……

屯堡文化的独特魅力

屯堡文化既有自己独立发展、不断丰富的历程，也有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遗存。

既有地域文化特点，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他们在保留了其先民们的文化个性外，也在长期的耕战耕读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地域文化。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他们的“明制汉服”、屯堡地戏和石头建筑。

屯堡人的服饰特色主要表现在妇女的装束上，它们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采用宽衣大袖的设计，在领口、袖口、前襟边缘还镶嵌有流绣花纹，腰间以织锦丝带系扎。

而在1993年，通过对山东省邹城市的明代“荒王”（朱元璋第十子）墓的发掘考古，考古专家发现墓中的随葬品服饰与屯堡妇女的服饰风格、标准基本相同。

屯堡人的地戏原始粗犷，这是一个由原始傩舞的分支军傩演变而来，盛行于屯堡村寨，是集演戏、祭祀、娱乐于一体的古老戏种。

最初推广地戏是屯堡人出于借跳神戏以演习武事，使当地民众不要生疏武功，含有寓兵于农的目的，“三五步千山万水，七八人万马千军”的地戏具有对战争栩栩如生的反映。

因为可以产生极具击鼓进兵、鸣金收兵的古代战争景象，独具艺术魅力的屯堡地戏也因此被誉为“戏剧活化石”。

屯堡独具特色的石头建筑的屯堡民居，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村寨内部的巷子互相连接，纵横交错，巷子又直通寨中的街道，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

靠巷子的墙体留着较小的窗子，既可以保证采光，又形成了遍布巷子中的深邃枪眼。低矮的石门，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功能。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当时战争所需的建筑构式和屯军备武的思想。

在古人巧妙的设计下，屯堡是一个防御敌人的整体，而每一座石头民宅都是独立的城堡，他们既能各自为战，也能互相支援。

安顺七眼桥镇屯堡文化村落群被列入世界吉尼斯记录，2001年国务院将保存较为完整的屯堡村落云山屯、本寨，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调北征南

那么，这些祖上来自江南的汉家子弟，又为什么深深扎根在贵州大地上整整六百年，他们这样颇具军事色彩的民居又是在防范谁呢？

原来，这一切都要从明太祖刚刚称帝建立大明时说起。1367年，朱元璋在基本统一了江南地区后，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令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进中原。

次年八月，明军进逼大都城，元顺帝携家眷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

当时，因为云贵地区险僻，历朝均采取羁縻控制，而元朝为了平衡大理总管段氏，开创了土司制度，将当地民众下放给各个土官、土司。

洪武四年，在基本统一全国后，太祖因为云南险僻，不欲用兵，数次派人劝降驻守当地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

在明使王祎的劝降期间，梁王一度“颇有降意”，但因为明军在岭北之战的失利和北元使臣脱脱的到达，梁王杀王祎，并在云南自行开科取士，对抗中原。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军三征北元取得大胜，太祖决心彻底消灭梁王势力，夺取对西南的统治权。

当年九月，太祖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养子沐英为辅，命北征大军三十万南下进攻云南。

听闻明军南下，梁王立刻集结重兵驻守曲靖，企图凭借天险拖延明军。

但不久，明将沐英乘雾抵达白石江，曲靖守军惊恐不已，傅友德趁机率兵进击，攻陷曲靖。

听闻明军急趋昆明，因为冤杀段功而与大理段氏势同水火，梁王求援无果，只得匆匆逃离昆明城，不久在晋宁州自杀身亡。

洪武十五年七月，已经基本占领云贵两地的明军合兵昆明，随后分道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土司叛乱。

土官杨苴趁着明军主力外出之际散布谣言，声称明朝大军已经班师回朝，纠集二十万叛军攻打昆明，被沐英斩杀六万余人。

洪武十六年三月，征南将军傅友德班师回朝，留下沐英镇守云南。

调北填南

为了稳固云贵地区，明军在这里留下了二十万大军以解决当地此起彼伏的土司叛乱。

在沐英主政的九年间，重大平叛就有安抚曲靖、广南两府之乱，平定浪穹等地变乱，平定土著首领思伦发的叛乱，讨伐平定东川土酋之乱，平定贵州普安、云南临安之变，出兵征讨建昌等地叛乱等。

如何供养驻守的二十万大军也是一个大问题，当地统治长期依靠土官，征收赋税的难度很大。而想从外地征调粮食，西南地区山高路险，运输成本也很高。

刘伯温向太祖提出了“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的建议，镇守云贵的沐英也上疏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

朱元璋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在贵州地区施行屯垦戍边的政策，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

在沐英治理云南的九年间，他大力发展屯田解决粮食问题，还以屯田的增减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云贵守军开垦了数百万余亩的屯田，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

随着朱元璋的命令下达，云贵的二十万明军按三比七的比例，分别驻扎城市和屯耕农村。屯垦的明军在操练军事之余，开始拿起锄头，在当地开垦田地，自足军粮。

从贵州东部的镇远向西到贵阳，然后在贵阳一分为二，一路向西北联通到毕节、威宁、昭通，另一路继续向西到安顺，过曲靖，过昆明、楚雄直至景东。

在这条关键路线上，每隔六十里到一百里，明军便建立一个屯军寨子，在当地开垦周围的土地。

就这样，，那些来自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的汉族农家子弟通过不懈努力，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千里良田。

从贵州的驿路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军屯沿着入滇的通道依次排列，带有明显的军事布防色彩。

在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这些屯军营寨，构造了一些今日贵州城市的雏形，像今天的毕节市黔西县，就是普定等卫建城之后，明朝政府营建的郭张城。

在云贵高原这张偌大的棋盘上，根据全局的需要，明军将士精心挑选了大量的战略要害，他们放下的无数屯堡城镇和村寨，是日后的明清“改土归流”的最大依仗。

在明朝进军贵州后，为了稳定军心、保障固定名额的满员，让汉族将士“有亲属相依之势，有生理相安之心”，而不至于逃散、脱籍，明太祖规定所有军士必须携带妻室儿女，对无妻室的，政府予以婚配。

除了军屯外，明朝政府还推行了“就宽乡”的移民政策，即鼓励汉族百姓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迁移到经济滞后的地区，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

来自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一带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入云贵地区，按照给予的土地，划分区域管理，也被称作“调北填南”。

如据《安平县（今平坝区）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设“平坝卫”，因“地广人稀”，便由湖广的长沙等地，实行“三丁抽一”的办法，迁移到平坝卫。

偏僻遥远的贵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汉族集团移民，从原本的蛮荒落后的刀耕火种，快速建立起了农业文明。

在这些汉族移民中，一部分是军屯将士的家眷亲属，一部分是民屯的百姓子弟。然而，为了弥补当地商品物资的不足，朱元璋还下令征集汉族商人进入贵州经商，有人称其为“商屯”。

随着汉族移民集团的到来，屯堡人占有的土地和势力范围迅速扩张，稳定了当地军心。而来自内地的先进文化伴随军事上的胜利，也极大冲击了相对落后的贵州，带动了贵州的发展。

最初，政府只在贵州设立卫所，随着“民屯”的不断扩大，才开始设置郡邑，“卫所治军，郡邑治民”。汉族的比例也在后来逐渐超过少数民族，成为贵州人口的主体。

后来，明成祖击败作乱的田氏土司，废除思州、思南宣慰司设立八府四州，建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地区第一次作为省一级的单位独立出现。

而在土司杨应龙之乱后，明朝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改土归流”，直接削弱土司势力。随着“改土归流”工作的不断深入，清代彻底放弃了军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