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 ——以何休为参照系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要：“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关键词：董仲舒；何休；公羊学；张三世

《春秋公羊传》

汉代经师多有《春秋》“三世”之说，东汉的宋均与何休均将“张三世”说视为《公羊》核心义旨之“三科九旨”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均“张三世”说的具体内涵我们不得而知，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则对“三世”说做了相当系统的表述。何休的“三世”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张三世”学说被认为是《公羊》学最重要的义理之一，清代刘逢禄作《春秋公羊何氏释例》，首录“张三世例”[1]，康有为则称其为“孔子非常大义”“《春秋》第一大义”。[2]然而，清末苏舆作《春秋繁露义证》时，引用钱塘的说法曰：“何氏三科九旨之说，实本仲舒。”苏舆又说：“何氏三科力旨，所谓‘张三世’，见此篇；‘通三统’，见《三代改制篇》；‘异外内’，见《王道篇》。”[3]可见，苏舆与钱塘俱以为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有了“张三世”说，何休之“张三世”实本之于董仲舒。不过，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只字未曾提及董仲舒，对于董仲舒的“三世”学说，后世学者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我们不能不追问：董仲舒的《公羊》思想中有没有同于何休的“张三世”学说？若诚如苏舆、钱塘等人所说，何休的“张三世”学说本之于董仲舒，那么董、何有关“张三世”说的异同到底如何？鉴于何休对《春秋》的“张三世”思想已有成体系的论说，而董仲舒那里只有若干零星的表述，因此不妨以何休的“张三世”说为参照系，来具体考察董仲舒的论述。

一、董仲舒与何休论“三世”之断限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楚庄王》曰：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4]

这里董仲舒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三等”，即“有见、有闻与有传闻”。“有见、有闻与有传闻”的说法，本之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与哀公十四年分别提及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一语，这大概是后世“三世”说的最早雏形，尽管董仲舒没用“三世”而用“三等”。又《春秋纬·演孔图》曰：

昭、定、哀，为所见；文、宣、成、襄，为所闻；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5]

东汉何休于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注云：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6]

由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董仲舒、《演孔图》与何休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将鲁昭公、定公与哀公的时代定为所见世，将文、宣、成、襄定为所闻世，将隐、桓、庄、闵、僖定为所传闻世。其后董仲舒后学颜安乐，将所见世的起始时间断自孔子出生的鲁襄公二十一年，理由是孔子出生之后，就应该属孔子所见之世。对此，徐彦指出，“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以为见。孔子始生，未能识别，宁得谓之所见乎？”[7]又有东汉郑玄根据《孝经援神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的说法，认为“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8]。其后，徐彦反驳说：“尔时孔子未生，焉得谓之所见乎？”“《援神契》者自是《孝经纬》横说义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9]就《公羊》学说史而言，颜安乐与郑玄的说法并不为后人所普遍接受。[10]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从上述诸材料看，《演孔图》与何休对“三世”之断代同于董仲舒，虽然两汉时期对“三世”之断限有其他歧说，但董、何应该代表着当时主流的说法。这种共同的看法虽然不足以表明何休之说渊源于董仲舒，但多少可以表明两汉经师对“三世”之断代应该有一共同的师说源头。

二、从“缘情制礼”的精神看董仲舒与何休论“三世异辞”的共同点

就“三世”说而言，光是“三世”之断代，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既然“三世”之划分本之于“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那么更关键的是要说清楚“三世”何以“异辞”。《春秋繁露·楚庄王》又进而论所见、所闻与所传闻曰：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11]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传》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12]鲁昭公要逐季氏而力所不及，为季氏所逐，《春秋》为昭公讳而称“又雩”，所以董仲舒称“微其辞”。庄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般为鲁庄公之子，子赤为鲁文公之子，俱为未逾年之君，俱为臣子所弑，然而前者书日而后者不书日，为什么会有这一书法上的差别呢？对于子赤卒不书日，《公羊传》作出了解释：“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13]也就是说，子赤被人所弑，《春秋》为是子隐痛而不忍书其日，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弗忍书日”，是所谓“痛其祸”。至于子般卒为什么《春秋》忍书“乙未”？《公羊传》对此未作解释，而董仲舒认为是“杀其恩”，即相对于子赤而言，在情感上有所降杀。之所以如此，董仲舒认为，子般卒于所传闻之时，而子赤卒于所闻之时，所闻之时近于所传闻之时，所以恩有所降杀，此即“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之意，就如陈立所说的“近者亲，远者疏，亲者恩深，疏者恩杀”[14]，所以董仲舒认为《春秋》于三个世代的书法各不相同，是“与情俱也”。

为什么“三世”所以异辞是“与情俱也”？董仲舒只是说“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不过如果以何休的说法为参照系，则可以对董生之说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

如上节引文所见，何休将所见世具体为自己与自己父亲的时代，所闻世为祖父的时代，而所传闻世为高祖、曾祖的时代。之所以将《春秋》三世与自己的父祖曾高的时代相对应，何休认为这里面体现了“缘情制礼”之义。他说：“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15]就丧服制度而言，为父母服三年之丧，为祖父母服期，为曾祖高祖父母服齐衰三月，越近于己所服越重，越远于己所服越轻。其所以如此，礼家认为，从“亲亲”的角度来讲，“立爱自亲始”，每个人与父母的情感最深，其次是祖父母，再次是曾祖高祖父母，从父母到曾祖高祖父母，其情渐次降杀，此即《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亲亲”之“上杀”义。[16]在董仲舒那里只是提到“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并没有何休说得这么明确，不过《春秋繁露·奉本》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的说法，多少也具有以隐桓时代为远祖时代即高祖曾祖时代、定哀时代为自己与父母之时代的意味，就此而言，董说与何休事实上相差并不远。在这个意义上，“三世”既然对应于父祖曾高的不同时代，那么由于“亲亲”之等级不同，“三世”就有“异辞”，即所谓“‘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17]何休举例说：

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18]

何休这里的说法与前引董仲舒的说法几乎没有区别。子般卒日，子赤不日，就是因为所传闻世较所闻世而言恩情有所杀减，此即董仲舒所说的“于传闻杀其恩”之意。所见世所以“微其辞”，董仲舒举昭公逐季氏而言又雩为例，又称“与情俱也”，则“又雩”之为微辞，是为昭公讳恶。何休亦言：“不书逐季氏者，讳不能逐，反起下孙，及为所败，故因雩起其事也。”[19]昭公在所见世，如何休所说，君父于臣子恩深义重，是以凡君父之恶，不忍直书而为之讳，故多“微辞”。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公羊传》于定公元年又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何休注曰：“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20]于何氏而言，所见世所以“微其辞”，又有畏时君而辟害容身的考虑。于此可以对照董仲舒的说法：“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21]“近者以智畏”，即何休所说“畏时君”；“义不讪上，智不危身”之类的说法，即何休所说的“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世逾近而言逾谨”，即何氏“慎之至也”之义。可见，所见世之“微其辞”，从情感上讲要为君父讳以隆恩，从现实上讲要畏时君以远害，董仲舒与何休之说都没有多大差别。

三、何休“张三世”说中的“三世治法”义

由上文看，就缘情制礼的角度说，“三世”所以“异辞”，是何休所说的“恩有厚薄，义有深浅”，亦即董仲舒所说的“与情俱也”。但这只是所以“异辞”一个方面的理由。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则“张三世”学说只是一种书法体例而已，何以自汉代以来就被视为《公羊》学最核心的义旨呢？“三世”说于《公羊》学之所以重要，在于何休对“三世异辞”的解释中发挥出一套由“衰乱世”经“升平世”并走向“太平世”的“三世”之治法。《公羊传》哀十四年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22]，在何休看来，孔子作《春秋》是要“以《春秋》当新王”，从而完成其拨乱反正的使命。因此，“三世”所以“异辞”者，就是如何休所说的是孔子“制治乱之法”。[23]在这个意义上，何休从三世治法之不同来看“三世异辞”：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24]

在何休看来，《春秋》之“新王”在受命之初为“衰乱世”，此时王化秩序尚未建立，王者“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所谓用心之“麄觕”指治理这一世代，用心不宜过细，治法不当过严。这具体体现在书法上则是内外有别，以鲁国为内，诸夏为外，鲁国的小恶详而书之，诸夏之小恶则略而不书，以此来表明先治鲁国而后治诸夏的道理。到了“所闻世”，王化秩序在鲁国已经建立，同时普及到诸夏国家，只有夷狄尚未被及王化，所以内外之别变成了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书法上就表现为详于诸夏、略于夷狄，这就是先治诸夏而后治夷狄的意思。何休称这一阶段为“见治升平”，升即进的意思，徐彦称之曰“稍稍上进而至于大平”，所以又称之为“升平世”。第三个阶段是“所见世”，何休称“著治太平”[25]，所以称“太平世”。这一阶段太平的王化秩序已经普遍建立，不再有大国与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所以称“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此即皮锡瑞所说的：“外内无异，则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26]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被设想成为人人都能够讲信修睦的时代，被设想成为一个无恶行可讥可责的时代，从而“衰乱世”与“升平世”的治世方法在这一阶段都不再适用。这一世代治世的特点是“用心尤深而详”，即治法较衰乱、升平二世为严为详，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公羊》的“讥二名”之说。所谓“讥二名”指的是在“太平世”已经“文致太平”，这时王者治定，没有什么可讥可责，只有取名字取两个字的做法略有非礼之处，便要予以讥责。[27]

一般治《公羊》者认为，“张三世”说最有意义的便是何休对“三世”作出“衰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的发挥。[28]不过，学者们往往将何休的这一发挥视为一历史哲学，认为何休阐释了一种理想的社会进化理论。[29]与之相应，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董仲舒那里，对“张三世”之论述并未达到何休这一高度[30]，或者仅仅是认为董仲舒的说法只是开启了何休说之肇端。例如，李威熊先生说：“这是董氏对‘三世’的批评立场，他本着儒家亲疏远近的大义，朝代近者，只有‘微其辞’，但对于朝代愈远者，则批评的态度越为苛严。这或许是后来公羊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理想进化社会之说的肇端。”[31]姜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中已具有何休这一“张三世”的变易观。[32]但这一说法受到黄开国先生的反驳。[33]那么，董仲舒的“三世”说到底有没有何休这样一种“衰乱世、升平世与太平世”的内涵？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

四、以何休为参照系看董仲舒之“三世治法”义

之所以对董仲舒的“三世”学说是否具有何休所说的“衰乱、升平与太平”之义有所争论，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董仲舒那里并没有像何休那样明确地提出“三世治法”的系统性理论。然而，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还是有诸多文字涉及 “三世治法”，只不过董仲舒的文字相当晦涩，粗看上去，似乎很难读出其中包含有“衰乱、升平与太平”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将董仲舒的这些论述衡之以何休的“三世治法”说，那么这些貌似晦涩的文字或许可以昭然大明，而董仲舒的“三世”说就可以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春秋繁露·王道》曰：“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34]凌曙与苏舆的注都引用了《公羊》成公十五年传及何休注。[35]在凌曙与苏舆看来，对《公羊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解，董仲舒与何休并没有什么差异。何休隐公元年注“公子益师卒”，称所传闻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称所闻世为“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世，则“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与之相似，徐勤也指出：“盖至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理之所必至者也。先近致远，详内略外，等差秩然者，势之所不能骤变者也。”[36]所谓“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如果据何休的说法，显然指的是“太平世”；所谓“先近致远，详内略外，差等秩然者”，衡之以何休，则指三世书法之不同。《俞序》篇曰：“《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37]所谓“详己而略人”，就是何休详内略外的书法，即所传闻世，“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之类。“因其国而容天下”即何休托鲁国为京师，所谓有“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也就是徐勤所谓的“治著大同，远近、大小若一，而无内外之殊者”。

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麤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俞序》篇）[38]

《俞序》篇这里两言“终”“始”，那么这里所谓“始”与“终”到底指的是什么？可以合理的解释是，“始”即《春秋》之始，“终”即《春秋》之终。《春秋》之始言“大恶杀君亡国”，又言“始于麤粗”，如果不从何休对“衰乱世”描述来加以解释，就难以说得通。“大恶杀君亡国”是对“衰乱世”的描述，“始于麤粗”也就是何休隐公元年注所说的“用心尚麤觕”之意。[39]“终言赦小过”，又“终于精微”，又“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又曰“讥二名”，则显然与何休对“太平世”的说法若合符契。[40]

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隐、桓，亲《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奉本》篇）[41]

陈其泰先生指出：“董氏这段论述，概括了所见、所闻世、所传闻世书法之不同。”[42]段熙仲先生也称本段讲的是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不过据段先生所举例，则段先生实际上认为本段讲的是“太平世”。[43]蒋庆先生则认为以上是董子述“太平世”的文字。[44]下面我们就随文对这段材料作一个详细的解读，进一步从中考察董仲舒“三世”说的意含。

“离不言会”，分别见于《公羊传》桓公二年与五年。那么，为什么称“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卢文昭据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如纪”及传文“离不言会”，认为“此齐宋当作齐郑”[45]。在何休看来，所传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齐、宋相对于鲁国为“外”，所以大国如齐、宋亦离不言会。如果就所传闻世来讲，这是读得通的。但正如卢文昭所说，“此在所传闻之世，而下文即言所见之世，文不相蒙”[46]，因此这里恐怕不能所传闻世讲。何休于宣公十一年注曰“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47]，意谓到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始可以书外离会，则可以说“大国齐宋，离言会”。至于所见世，如苏舆所说“所见闻世，远近大小若一，当书‘外离会’审矣。此文盖衍‘不’字”[48]，则所见世齐宋亦当书离会，则确实如苏舆说“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应该读为“大国齐宋离言会”，故段熙仲先生举例云“定十四年秋，齐侯、宋公会于洮”[49]，是也。

所谓“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者，据何休的观点看，在衰乱世，录大略小，大国之君卒日葬月，小国之君不书卒葬；到了升平世，相较于衰乱世书法略详，小国国君卒月葬时；到太平世，大国小国被一视同仁，都卒日葬月，所以董仲舒称之曰“录而辞繁”。凌曙、苏舆注俱据哀公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并引何注曰“哀公著治太平之终。小国卒葬极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50]，则凌曙与苏舆亦据何休之说，认为此句是董仲舒述“太平世”的文字。

所谓“远夷之君，内而不外”者，苏舆引昭公十五年何休注曰：“戎曼称子者，入昭公，见王道太平，百蛮职贡，夷狄皆进至其爵。”[51]根据何休，衰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不及于治夷狄；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始治夷狄；只有到了太平世，才夷夏混同为一，不再以“外”视夷狄，所以说“远夷之君”可以“内而不外”。

“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此时即所见世。哀公八年，《春秋》记“吴伐我”，十一年“齐国书率师伐我”，可以与之相比的是所传闻世的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以及所闻世的成二年“齐侯伐我北鄙”。两相对照，则所见世之哀公时代不言伐我鄙疆，而直言“伐我”，这就是所谓“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然而，董仲舒何以特别强调所见世“鲁无鄙疆”？关于哀公时代直言“伐我”而不言伐我鄙疆，何休并不认为有什么深意。哀公八年注曰“不言鄙者，起围鲁也”[52]，意谓非仅仅伐我边鄙之地。尽管如此，衡之何休对太平世的描述，“鲁无鄙疆”之说则有更多的意味。何休又从《公羊》“王鲁”义出发，其于成公十五年注中称“假鲁以为京师”，又称“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53]。“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对应的是所传闻世；“诸夏正，乃正夷狄”，指的是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则自然鲁国无鄙疆界域可言。因此，鲁所以“无鄙疆”，则如凌曙所云“无鄙疆，言王化所及者远”[54]。苏舆则曰：“所传闻之世，来接内者书其小恶，其不来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于近则内外渐进而从同矣，故云‘无鄙疆’，此所谓王义也。”[55]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书“邾娄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邾娄是小国，本不当书大夫，《公羊传》襄二十三年称“以近书也”。何休注曰：“以奔无他义，知以治近升平书也。所传闻世，见治始起，外诸夏，录大略小，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所闻之世，内诸夏，治小如大，廪廪近升平，故小国有大夫，治之渐也。见于邾娄者，自近始也。”[56]在此意义上，董仲舒说，“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即邾娄虽非鲁之亲，但邾娄庶其、鼻我来奔之时，方入升平世，故何休解解为“治近升平”，因此而得以书。[57]

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不书日，《公羊传》称“远也”。何休认为，从“恩有厚薄，义有深浅”的角度看，“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58]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认为这是大恶，而《春秋》不为之讳，是“远也”。何休认为，“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59]，故不为桓公讳。虽然董仲舒说隐、桓是“亲《春秋》之先人”，但因为时代久远，所以大夫卒不书日以略之，国君大恶不为之讳，这就是所谓“远外”。

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公羊传》认为，书“晋侯及吴子”，是张两伯之辞。[60]董仲舒称“言不以为外”，指吴是夷狄，本来应该“外”之，而不当以诸夏之子爵相称，但《春秋》仍然书“吴子”，于董仲舒而言，此即“近近”之意，故称“以近内也”。苏舆解释说：“董意以吴进称子，为远近大小若一之征。”[61]此亦即以何休的“太平世”解董仲舒。

总之，从上述《王道》《俞序》《奉本》诸篇文字看，董仲舒所论者，皆何休后来所阐发的《春秋》“三世”之义，只有从何休的视角来看董仲舒，则董仲舒“三世”说的内涵才真正得以显明，由此亦可见董、何之不异。

五、小 结

清末魏源作《董子春秋发微》七卷，颇不满于何休对董仲舒只字不提，从而试图将《公羊》学的核心义旨直接追溯到董仲舒那里，可惜其书未曾刊刻，以至于没有流传下来，今仅存《董子春秋发微序》一文。不过，在序文所胪列的目录中，认为阐发“张三世例”的，有《蕃露》《俞序》与《奉本》三篇。[62]魏源所说的《蕃露》篇即今通行本之《楚庄王》[63]，一般认为董仲舒论“三世”，即体现在该篇中，正如钱塘所说的。而魏源所称《俞序》与《奉本》诸篇则较少被人所关注，就此而言，魏源可谓慧眼独具。

刘逢禄在《释三科例上》中指出：“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64]此为传统《春秋》之“张三世”说作了言简意赅的归纳。以刘氏所述“三世”之第一义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本之董仲舒，而何休说“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此与董氏之说全同。刘逢禄所说第二义，即“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这是对何休的总结，然而我们也从《王道》《俞序》《奉本》诸篇中可以绎中何休的这一层含义。因此可以说，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遂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从而可以认为董仲舒与何休之“三世”说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至少可以说董仲舒已经开了何休“三世”说的先声。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何休之“张三世”说，呈现的是一完整的有体系性的理论形态，并成为理解《公羊传》的根本大例之一；[65]而董仲舒的“张三世”思想虽然并不异于何休，却没有像何邵公那样得到清晰的表述，也没有如何氏那样具有一种理论的系统性。当然，关于何休的“张三世”思想是否因此可以直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则未必有明确的证据。正如笔者曾经说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汉代《公羊》学者，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及《公羊》经义不可能没有在宏观上的共同理解。如果从正统公羊家的角度来说，董、何所诠释的公羊微言大义，正是先秦以来师师口传的结果，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与思想渊源。董仲舒与何休年代未远，源流相接，虽然未必密合无失，但大旨应该相差不远。”[66]就此而言，何休诸说在董仲舒那里见其端绪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就方法论上讲，通过以何休为参照系来理解董仲舒，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67]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3年第6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