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公安部仅凭一个特务代号0409，智破新中国第一特务大案

1950年1月，毛主席即将前往苏俄，进行公开访问。
在这个消息还未对外公布时，我军情报部门却意外截获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显示毛主席即将出访苏联的消息，已经提前被国民党知晓。
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败逃台湾的蒋介石仍对新中国虎视眈眈，国民党逃离前也在大陆境内留下了大批的特务。

然而，这场危机的化解，竟只源于我们情报部门，对一个特务代号为“0409”的破译。
这串数字的背后，究竟代表了什么，我们情报部门又是如何根据这一代号，揪出其幕后黑手，保卫毛主席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探这背后不为人知的一段秘史吧。
神秘的电报和代号0409
1949年11月15日，情报部门截获了一封电报，在对这封电报破译之后，我方工作人员十分震惊并立刻进行上报。
那么，是什么样的消息，能够让一向沉稳的情报人员，如此震惊呢?
这正是因为这封电报与毛主席有关，这封电报中写到：
毛泽东决定前往苏俄，为苏俄首领斯大林12月21日的70寿辰祝寿，据可靠情报他将乘专列前往。
电报里的内容破译完整，不存在什么异议，但唯独这个“0409”代号尚未可知，它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随后，在对国民党电台的监测中，情报部门再次截获了一封电报。
这份电报来自国民党当局对北京潜伏特务的指示，要求他们组织人员对出访苏俄的毛主席，进行刺杀。
这个消息对党中央来说，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
于是，找到代号为“0409”的特务，就成了破局的关键。
当时在北京城内，我军可以监测到的电台信号就有一千多部，通过电台信号找到“0409”，显然不太现实。
况且，一旦大张旗鼓地对传递信息的“0409”发报特务采取行动，势必会打草惊蛇，会让本来就很单薄的信息链断裂。
当下，只有持续对这个“0409”进行监测，才能发现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然而，这时的“0409”仿佛已经知道自己被监测了一般，忽然就销声匿迹了。
此时，距离毛主席出访苏联只剩下二十多天的时间了，形式十分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毛主席还会选择继续出访吗？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毛主席出访苏联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应该是十分保密的才对，为什么国民党特务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知晓了呢？
这里就要讲到特务工作的特殊性，特务工作主要是藏匿在暗处，来观察一些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异常情况变化。
毛主席出访苏俄，国内势必会提前做一些准备，最易于发现的就会是交通工具方面的准备。
这次出访，毛主席要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坐火车肯定是要坐专列的，这么大的动作不可能做到完全保密。
而大部分特务都潜藏在普通百姓中，可谓是无孔不入。
毛主席选择在刚刚建国的这个危险阶段去访问苏联，是有重大意义的。
那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态度不一，所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签订同盟协议尤为重要。
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毛主席，怎会害怕国民党的小小伎俩，出访苏俄的行程，没有因为这个小插曲做出任何变化。
反而，主席对公安部做出了特殊批示，命令他们在其访苏回国之前，务必将这个特务分子揪出来，绳之以法。
按照主席的命令，以周总理为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为副总指挥、公安部副部长杨齐清为专案组组长的专案组，立即成立。
专案组下设的组员有当时时任北京公安部政保局侦查处处长李广祥、副处长苏玉涵以及侦查科科长曹纯之，这三名组员常年与国民党特务进行周旋，十分有工作经验。
而身为专案组组长的杨齐清，为了保证毛主席一行人的安全，特意在出行过程中做了严格的部署，
他准备了三列火车车次来混淆敌人的视线，而且在沿途的铁路上做了严密的防控措施，所有可能出现危险的地点都安排了人员保卫。
通过汇款记录顺藤摸瓜
在对毛主席出行安全部署的同时，专案组对“0409”的追查也没有停止。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的线索只有一封电报，没有提及任何与人物相关的线索，怎样查呢？
而电报中的这个代号“0409”，也一直未能得到破解，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呢?
专案组决定还是要从电报下手，情报部门纠集了一众的情报专家，对“0409 ”这几个数字进行破解。
经过大家的努力，将这几个数字翻译成了可能与姓名相关的几个字。
随后，公安部门开始对与这几个字相关的人员进行排查。但当时北京人口众多、鱼龙混杂，单单只靠几个字去找一个人，简直是大海里捞针，这条路看样子是走不通了。
专家认为，既然“0409”没有隐身的含义，就极有可能是一个代号。既然“0409”这条路走不通，就要发掘别的道路。
根据与国民党特务的多次交手，情报部门获取了大量的作战经验。
在工作中他们发现，大部分潜伏下来进行传递情报和破坏工作的特务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唯利是图”。
很多特务基本没有什么信仰，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获得大量的金钱和利益。
既然，这个代号为“0409”的特务，为国民党提供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就一定会有丰厚的报酬。
而这笔报酬，势必会以汇款的形式，转到“0409”的手中。那么调查近期的境外汇款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这个0409了呢？
于是，公安部对北京的境外汇款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核查。但一系列的调查下来，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这让案件的进展又陷入僵局。
负责此项工作的曹纯之焦躁不已，此时距离毛主席出访苏俄的时间越来越近，而关于“0409”，案件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曹纯之把调查情况报告给了杨齐清，杨齐清与国民党特务交手的次数比较多，经验十分丰富，在听了曹纯之的报告后他给出了这样的意见。
根据杨齐清对国民党特务部门的了解，他们一贯喜欢迂回战术，最擅长逐步推进，因此他判断这批钱款可能不会直接转到北京，而是由北京附近的其他城市辗转到北京。
曹纯之等人听后大受启发，随即便对周边城市展开排查。
“计小姐”露出马脚
果然在对天津市的境外入境钱款进行排查时，他们发现了两笔来自香港的汇款，先后转到了同一个账户，随后又被转入北京。
这两笔汇款，转进了同一个人的账户里，账户所有人的名字叫做“计小姐”。
而通过仔细调查后，专案组得知这个名为“计小姐”的女子，极有可能是北京新桥贸易公司的一名股东。
那么，这个“计小姐”会是代号为“0409”的特务吗？
为了保证案件的调查万无一失，专案组当下并没有在城里大张旗鼓，搜寻对方的蛛丝马迹，而是选择暗中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专案组发现，“计小姐”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化名，实际上这个“计小姐”的真实姓名叫计采楠。
她同姐姐、姐夫一家住在一起，她本人没有从事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却十分有钱，她的姐夫虽然身为公司董事长，却还要向她借钱周转。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计采楠一家的情况，专案组分别在计采楠姐夫的公司和计采楠的住所，安插了眼线。
根据眼线回报，计采楠的姐姐与姐夫，似乎经常因为金钱问题而吵架。两人在吵架过程中，多次提到过钱都是计采楠的。这一信息变相洗脱了计采楠姐姐与姐夫的嫌疑。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侦查员发现计采楠没有发报机，不具备单独发报的可能性，这也就排除了她是“0409”的可能性。
就在案件即将进入下一个僵局时，一场饭局给案件带来了转折。
计采楠这个人很有钱，而且平时不上班时间很多，出手阔绰喜欢张扬，时长请客。
这天，她又在饭店宴请亲戚朋友吃饭，专案组在对她的持续监控中，发现现场有一个男人看上去很可疑。
这个男人与计采楠身边的朋友都不是很相熟的样子，也可以说是他在刻意回避与其他人的接触。
更值得怀疑的是，他在与计采楠交谈过程中一直遮遮掩掩，在请客现场待了一小会就匆忙离开了。
在其离开后，敏锐的专案组人员，立马对他进行了跟踪，但却被这个神秘的男人给甩掉了，这下更加加深了专案组对他的怀疑。
因为普通人是不可能轻易甩掉专案组人员跟踪的，随后专案组人员对这个男人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却发现这个男人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从不留下任何可用的线索。
这会难倒我们的侦察员吗？显然不会。
侦查员从计采楠身边的亲戚入手，以要为新桥贸易公司投资为由拉近关系，在攀谈过程中得知这个神秘男人的名字叫计旭，是计采楠的弟弟。
接下来对计旭的调查并不顺利，这个计旭的履历干净得让人找不到任何突破口，他的户籍信息上显示的住址也是错误的，这可怎么办？
这时一个女侦查员观察到了一个问题，这个计旭有一个儿子，而且还不满一岁。如果去医院查一查孩子的出生信息，是否会有新的突破呢？
排查了几个医院后，侦查员终于发现了计旭的线索，并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计旭一家三口的租住地，在北京城鼓楼附近的一个胡同里。
案件的进展情况，一直在杨齐清的掌控之中，当他听到计旭这个名字时，微微皱起了眉头。
原来杨齐清对这个姓氏有印象，在以往与国民党特务的周旋过程中，他积攒了大量的线索。
而计这个姓氏曾被其他被抓获的国民党特务提起过，虽然名字不相同，但是这个姓氏并不常见。
为了确定计旭的身份，侦查员把计旭的照片给被俘的特务做辨认，发现这个计旭只是一个化名，他的真实姓名是计兆祥。
在后续的调查中，大家发现这个计兆祥毕业于保定警察学校，曾参加过军统，在建国后就潜伏在北京做了特务。
这时已经可以初步预判，计兆祥极有可能就是代号为“0409”的特务，此时也到了毛主席即将出访苏俄的日子，0409的案子也进行到了关键时刻。
罗瑞卿和杨齐清两人，都要随主席出访苏俄，周总理只能亲自批示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继续负责此案。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正式出发前往苏俄，一行人是在及其隐蔽的情况下登上火车的，现场除了周总理之外没有一个送行的人员。
就在毛主席一行人出发两个小时之后，公安部在天津市境内的一座大桥上，发现了一个炸药包。炸药包的发现，却意外给李克农提了一个醒：
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掌握主席的行踪，我们还不能立刻采取措施，要继续去迷惑对方。
此时的计兆祥，已经完全在专案组的掌控之中，除了利用他来迷惑国民党之外，还有两点就是要搞清楚他是否就是“0409”，以及他使用电台发报的具体位置。
破局
通过对“0409”电台位置的跟踪监测，发现这个电台的发报位置距离鼓楼很近。
当年还没有定位技术，我方只能大概推测电台的位置所在，而鼓楼附近的电台信号很多。
虽然计兆祥的所居住的区域也在鼓楼附近，但这也不能完全确认电台，是否就在他的家中。
那么，有没有计兆祥在家里进行发报的可能性大吗？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测，我们的情报人员认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如果计兆祥是在家里发报，那就能说明他是单线与国民党联系的，这也就从另一个层面说明，计兆祥的地位在特务中是非常高的。
因为，能够独自探查信息、独自发报、独自接收电报，并能够破译的特务是非常少的，其工作量是一个特务的头目，才能完成的。
大部分特务，都不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接发电报，因为接发电报时有被发现的可能性，一旦在家里被发现，就很有可能出现危险累及家人。
还有一点，如果计兆祥不是在家里发报，那么对他抓捕时就有可能无法同时起获电台，情况就会显得非常被动，所以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综合上述原因考虑，李克农决定先把计兆祥的电台位置彻底摸清，再对其实施具体的抓捕工作。
而想要摸清计兆祥使用的电台位置，最好的方法就是等待。等待计兆祥下一次发报时，监测他的行踪看他发报时是否在呆在家中。
但这个方法存在一个弊端，就是需要对计兆祥进行近距离跟踪，对方反侦察能力非常高，一旦被他发现情况就会很危险。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之际，专案组找到了新的线索。
在对计兆祥的社会关系调查中专案组发现。计兆祥的一位邻居，曾经是一名公职人员。此人政治觉悟很高，非常有正义感，可以将他发展为内线。
随即，专案组对计兆祥的这位邻居，进行了秘密约谈。
建国初期使用的发报机都是进口产品，对功率的要求很高，在使用发报机的时候，会对电路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是在晚上发报，就会出现电路不稳导致电灯闪烁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发报人自己家的线路，还会影响附近邻居家的线路。
专案组把计兆祥之前的晚间发报时间，做了详细的记载，并让计兆祥的这位邻居进行回忆，是否对家里的电路有影响。
结果计兆祥的这位邻居由于经常加班，无法完整的确认计兆祥发报情况，但据他回忆之前自己家中曾出现过电路不稳的情况。
这些线索还不可以完全确认，计兆祥是否是在家里发报。
专案组又想到了一个办法，让两个侦查员租住在计兆祥家的附近，一天24小时监测他家可能存在的电台信号情况，一旦出现波动，立即跟踪。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专案组一系列的措施下，终于迎来了计兆祥又一次使用电台的记录。
这次计兆祥是接收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大概内容是国民党奖励了他20两黄金，让他找专人领取。
除了这个消息外，电报中还明确了计兆祥“0409”的身份。
计兆祥在接到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的找到接头人领取黄金，这下计兆祥是“0409”的身份，是彻底可以确认了。
但李克农，却没有在这时着急下达抓捕的命令，他在等待一个消息。
国民党没有在毛主席去往苏俄的路上刺杀成功，就一定会在回来的路上继续刺杀。
解放军侦察部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国民党会在东北地区空投两名杀手，对毛主席进行刺杀。
这两名杀手的具体降落地点，我军已经掌握并做好了各项部署，等这两名杀手落网之时就是抓获计兆祥之际。
很快，李克农就收到了两名杀手已经落网的通知。
1950年2月26日，在毛主席一行人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李克农下达了抓捕计兆祥的命令。
现场的抓捕工作十分顺利，计兆祥及其家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在计兆祥家厨房的面缸里，专案组发现了他使用的电台、译码本等，但唯独少了电台天线。
计兆祥对专案组的抓获并不意外，多年的特务生涯让他的心里素质不同于一般人。他不仅没有表现出惊慌，竟还有一丝得意的表情。
没有完整的证据支撑，是很难给计兆祥定罪的。李广祥处长与曹纯之，亲自赶到了抓捕现场。
在对计兆祥家里的环境进行一番观察后，曹纯之在棚顶上发现了一副牡丹图，这个牡丹图是倒着贴上去的，感觉贴上去的时候很是匆忙。
房子顶棚的其他位置都是完好的，没有任何修补的痕迹，为什么单单就在这个位置贴一副牡丹图呢？显然是想隐藏什么。
曹纯之看了看满脸得意的计兆祥，对身边的侦查员说道：
“上去看看！”
果然侦查员把牡丹图揭开后，发现了电台天线、一把美式手枪和电报译稿。此时的计兆祥没有了刚才得意的样子，老老实实地被带走了。随后经过审问，他手下的其余敌特分子也相继被抓获。
计兆祥落网后，他使用的电台并没有当即被销毁，而是被李克农做了一个妙用。
李克农用“0409”这部电台，给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毛人凤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十分具有趣味性，他在电报中说道：
“你们所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经被我们起获了，今后贵局在派遣特务我们照单全收，恕不面谢！”
这时的毛人凤，正坐在台湾的情报局里，烦躁的抽着雪茄。
专案组将计兆祥所有与台湾的电报进行梳理时，发现他的罪证不仅仅是泄露了主席访苏一事，当年轰动全国的北京机场飞机被炸事件，也是他秘密向台湾报的信。
那次的爆炸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等待计兆祥的的是祖国和人民的批判，最后他被中央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

此次的保卫主席出访行动，是我国公安保卫部门、解放军侦察部门、铁路部门的联合作战。
他们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抓捕，沉重的打击了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不敢在国内轻易的搞一些小动作。
当然，我国领导人迎难而上、不惧危险的勇气，也值得我们学习。
1950年2月14日，在毛主席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后，中苏双方签订了著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我国后来几十年的长足性发展和对外建交情况，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