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袭汉服课堂：晋朝文化之光，史学与哲学的独特贡献与影响

晋朝时期的文化虽然经历了一段中衰期，但在史学与哲学方面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尽管西晋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但其在文化上的贡献却是举世瞩目的。那么，晋朝在史学和哲学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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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晋朝的史学成就。在二八一年，汲郡人名为不准的盗发了战国时期的魏安釐王(也有说法认为是魏襄王)的墓冢，从中得到了数十车的竹书。这其中，包括了魏国史书《纪年》的十三篇，这些史书详细记载了从夏朝到安釐王二十年间的历史。尽管《纪年》所记载的内容与经传中的叙述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比如夏朝的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等等。这些差异为我们提供了对古代历史的另一种解读。

除了《纪年》之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详细记载了周穆王游历四方的故事。这些竹书文字是用漆书写的，被称为蝌蚪文，与秦篆有所不同，且简札的次序也显得错乱无章。晋武帝命令卫恒整理这些竹书，将其改写为现在的文字。卫恒去世后，束晰继续完成了整理工作，并进行了考证。因此，《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能够流传至今，卫恒和束晰功不可没。

在晋朝，还有一位名叫谯周的学者，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周秦以上历史时，往往与正经不符，于是他特地撰写了《古史考》二十五篇，以纠正《史记》中的谬误。然而，这种见解被看作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则依据《竹书纪年》反驳了《古史考》中的一百二十二条观点。虽然司马彪的反驳未必全对，但他敢于挑战经典，这在史学上也算是一种进步。

此外，司马彪还撰写了《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详细叙述了东汉的制度，条理清晰。后来，梁朝的刘昭将这八志分为三十卷，并为之作注，这些注释被附在宋范晔的《后汉书》中。有了这些志，使得《后汉书》能够与《史记》和《汉书》相媲美，因为正史中没有志是一大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灭亡后他仕晋，撰写了魏蜀(汉)吴的《三国志》六十五篇。这部史书叙事核实，但略显简略。宋代的裴松之为其作注和补充，他征引了汉魏至六朝的著述一百多种，注文首尾完整，并对异同之处进行了考订，从而弥补了陈寿史书的不足。有了裴松之的注，使得《三国志》在正史类中能够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列为最好的正史。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晋朝的哲学成就。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他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谓的自然，指的是包括日月星辰的天空，它比人所生存的世界更高更大。在这个最高最大的自然中，日月星辰是存在的，而太空则是无形的。因此，老子认为“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意味着有“无”才会有“有”，有“有”才会有“无”。有和无是对立统一的，这个统一体被称为自然，它的法则被称为道。先有自然后有道，这个道对于人所生存的天地来说，是在天地之先的。

因此，老子的道家学说属于唯物论的范畴。然而，到了魏晋时期，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却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一来，道就生于无，而不是生于自然。因此，玄学被归类为唯心论的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和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他们立论以无为本，导致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则著有《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然而，王衍等人却群起攻击，使得《崇有论》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但这场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在这场斗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另一位著名的清谈家，王衍称赞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可见他拥有极高的辩才。向秀曾经为《庄子》作注，而郭象则在向秀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最终形成了《庄子注》的定本。可以说，《庄子》一书在郭象的注解下，玄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