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融合论之：赢在文明融合新深度

从前文探讨文明进步和文明融合情况可知，文明融合的主导者和矛盾斗争的胜利者都是财富创造效率居优者。而财富创造效率居优的关键在于族群内成员间在权力关系、财富所有关系、财富分配关系上的相对平等。即财富创造效率与权力平等、财富平等实现很好切合和统一。简单来讲，构建“有效率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是赢得文明融合主导权、争得国家间矛盾斗争胜利的关键。

当今时代，各个国家都想在分配性国家矛盾斗争中赢得优势，站上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这就要看哪个国家的社会关系在平等和效率切合度（以下简称“平效切合度”）上有优势。

然而，经过千百年的融合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关系已经实现了国际政治文明、科学技术文明、经济文明的同化式融合，国家政治文明的微差式融合。即在经济上（财富生产关系、财富所有关系、财富分配关系）都实行了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权力关系）绝大多数都是人民主权。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传统君主制、政教合一制。因此，表面上来看，多数国家在社会关系的平效切合度上应该大体相当，因此他们的财富生产效率也应该大体相当。

然而，现实中各国在财富生产效率（经济效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需要有个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差异巨大的情况，根本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传统社会关系平效切合度之差异、现行社会关系平效切合度之差异；以及现行社会关系与传统文明之间的切合度差异，即现行国家体制道路是否符合本国国情。

这里以西方近代社会初期各国文明状态作为传统文明，将此时的各国社会关系作为传统社会关系，并以之与现行各国社会关系进行比较，从而对现行财富生产效率存在差异问题进行探讨。

如果将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类比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故事”就如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多种思想、观念交融而成。

人的观念都经历过幼小被动接受期，小学中学大学的广泛学习期，大学和社会实践中的自身独特观念成型期。其中在幼小蒙昧期被动接受的观念，绝大多数都来自知识并不渊博、秉持传统观念甚至有些迷信的父母。当这个人成长以后，不论学习掌握了多么先进的技能、多么科学的知识、多么现代的观念，小时所受到的来自父母的教诲都是其感情的基础，决定其行事的潜意识。就如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他曾经领导着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科技最发达、观念最开放的美国，但其自身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义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行事风格。

一个国家的社会观念形成也经历了早期蒙昧文明期，与外界文明冲突融合期，自身独特观念成型（执行）期。其蒙昧期所形成的文明观念，是这个国家最本质的特色，对国家在观念执行期的行事风格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经过几百年的世界文明大融合，各国普遍接受了以近现代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观念，即经济效率要高效、权力和财富要相对平等。此时，各国之间竞争的成效不再取决于某个国家是否懂得现代文明观念，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观念，而是这个国家在蒙昧期形成的传统文明观念与现代文明观念的切合程度，以及融合程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传统文明所确立的社会观念越与现代文明的高效、平等观念相近相符，而且国家现行体制观念很好地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进行了融合创新，这个国家就可以在当代国家间的竞争中胜出。这就是“赢在文明融合的新深度”。

因此，考察一下各种传统文明所确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当今世界的文明区分为八大类：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从属于中华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不成形）。借鉴亨廷顿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找寻各文明的差别性特征，可以大体上进行这样的概括：

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异而求同”，中华文明是“同而求同”，伊斯兰文明是“异而求异”，印度文明是“异而求涅”，俄罗斯东正教文明是“异而争强”，日本文明是“杂而事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异而求同”。基督教圣典《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哲学伦理思想，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是有罪的，需在生命中历尽磨难，所以上帝派耶稣来拯救人类。这种人性本恶的观点，将人的欲望和能力的差异性放大。基于这种差异性，早期基督教对内倡导信徒之间要消除个人不同欲望所引发的恶念，建立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对外具有排外性，认为不信教者乃是异端。

随着基督教被统治阶级利用，内部的差异性进一步放大，形成了事实上的宗教阶层不平等，并出现了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不同派别。这些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别是随着新教的产生，更加强调个人的差异性、独特性和平等性，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直通上帝。也就是说，基督教从人性恶出发，强调个人之间的差异，实现了人格的平等（相同）。这种个体的差异性和人格的平等性，使得每个人都具有自由发展的权利。为了实现每一个人发展，而不影响其他人的发展，西方人又承继古希腊“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原则而演化出现代契约精神，构建了权力平等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说，西方传统文明，从强调个人的差异出发，到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同），再到按契约行事，就实现了从人性的“异”到权力观的“同”。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权力的平等性，就大大促进了经济活动中个体效率的提升；强调遵守共同的契约，就促进了集体效率。于是资本主义就这样在西方萌芽发展，壮大。这就是“韦伯命题”中所说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原动力。

也就是说，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人格上的平等和在权力上的契约，极大地促进了个体效率和集体效率的发挥。然而，也正是由于西方文明过于强调个人差异和权力平等，因而在财富平等上有所欠缺，以及个人盲目发展导致经济危机等问题，使经济整体效率时高时低。

中国儒家文明的“同而求同”。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性本善的观点，实质是将人的欲望和能力的相同性放大，从而对内对外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互助性。于是儒家进一步强调天人合一，天下一统，世界大同。这就是“同而求同”。为了“求同”，儒家认为，虽然每个人人性是善的，每个人在道德和能力上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尧舜。只有通过“修身”以达成“内圣”的人（在能力和品德上成为圣人），才能做到“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外王”的人也就可以共治天下。

共治天下的典型代表就是两汉的察举制和隋唐之后的科举制。二者都是皇权专制下皇帝与天下英才们共分权力，共治天下。普通的老百姓需要“内圣”者（包括天子、皇帝、诸侯、大夫和士人）来治理，才能实现“大同”。因此，儒家的“同而求同”，包含了三点：

一是在财富生产关系上，由于强调“内圣”者“牧民”，以及强调耕读传家，因此，“内圣”者领导普通老百姓进行田园农耕生产就成为最理想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不注重农民的个体效率，只注重内圣者领导下的集体效率——太平盛世。从而导致中国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韦伯命题”中所说的，中国的儒家伦理不仅不能推动而且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

二是“大同”是老百姓在财富权上的“相对平等”。“内圣”者并没有打破地主与农民之间经济不平等关系的意图，他们所强调的“大同”只是谋求人人在财富上获得满足，即财富的相对平等，而不是绝对平等。

三是“内圣”者（皇帝与天下才子）集中行使行政权。集中权力最大的好处是提升集体效率，但弊端是可能带来个体效率的受损，以及权贵阶层的形成。随着权贵阶层越来越腐败，财富越来越不平等，社会就陷入动乱。于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周而复始兴衰更替，始终跳不出“周期率”。

经过近代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和洗礼，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实现巨大融合。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实行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文明中不注重个体效率发挥的短处得以克服。而传统文明中得到民众认可的权力集中，比较有效地束缚了市场经济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等问题，保证了资源效率。传统财富的相对平等使得国有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得到普遍认可，全社会财富更容易趋于平衡。

而且随着“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越来越取代中国传统的“千里为官只为财”，以及依法治国、法治取代人治的全面实施，中国传统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权贵阶层腐败问题，以及“周期率”痼疾将有望得到克服，进而使社会整体效率将得到持续发挥。

参照以上模式，我们也可以从效率与平等的切合度上，对伊斯兰教的“异而求异”、印度教的“异而求涅”、俄罗斯教的“异而争强”和日本神道教的“杂而事强”进行全面分析，进而找到相关国家在“赢在文明融合新深度”中的优势和不足。由于这种分析可能挑动某些群体的敏感神经。这里笔者就不一一阐述了。

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言，帝国的崩溃绝大多数都源于内部治理的失效。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性价值越来越趋“善”的大背景下，成功的社会治理在于权力、财富在社会群体间的相对平等配置。这种相对平等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关键在于是否与传统文明相适应，进而最终有效促进效率提升。

很显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体制十分有利于创新时代个体效率的发挥，中国儒家文明更有利于整体效率的发挥。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证明，植根于中华儒家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平等和效率方面保持了很好的平衡，在经济实现稳步发展的同时，社会平等也得到了较好实现。经济没有大的波折，社会更是保持了稳定。中国的整体效率与西方的个体效率形成了强烈对比。

总的来讲，正是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西方国家再难主导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务实觉醒，使得美国通过“撇笑”型全球产业布局收割全球经济发展成果、实现经济霸权的难度在增加。美国维护经济霸权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公正发展的矛盾在增加。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释放出的强大整体效率的新型治理模式，已经对美国强调个体效率的传统治理模式构成了强大冲击。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是二战后在政治上对殖民主义体系的一次最为严重冲击，那么这一次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兴起则是在经济上对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一次最为严重冲击。现在这种冲击正在向纵深发展。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