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社会裂变：为贸易打破一切限制

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率先前来中国扣关，并且在珠江口与大明水师接连爆发两场冲突，而明军打胜了这两场海战。中国在西方入侵东方的历史大潮当中，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从此，直到1541年，葡萄牙殖民者不敢再踏足广东海域，但是他们也并没有退出中国海域，而是转而北上福建、浙江沿海探索试图寻找新的通商口岸，而葡萄牙人并不是盲目的探索。他们自有其当地的盟友。

自洪武三十年朝廷立法海禁之后，很多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为了能够把生意继续地维持下去，不得不移民定居在南洋群岛各地。其中就包括葡萄牙人所占据的马六甲。根据葡萄牙方面的记载，在1511年，葡萄牙军队围攻马六甲城期间，就发现马六甲港中停靠着五艘中国商船，并且这些中国商人们对葡萄牙人的围攻行动还提供了一定的支援。

更加重要的是，葡萄牙人要想进入到南洋贸易网络当中，实际上也离不开当地华商的合作。比如跟随皮列士使团访华的五名商船，包括那位在史书中留下名字的“火者亚三”。其实都是早期流落南洋谋生定居在马六甲城的华商。

这些南洋的华商，他们主要的经营活动就是组织国内货源贩卖南洋，或者从南洋采购洋货贩回国内，实际上与明朝内地保持着密切的社会联系，或者说他们就是大明民间商贸网络在南洋地区的自然延伸。

整个大明商品市场的做市商是各地的歇家洋行。对于海外违禁走私贸易来说，情况就更加是如此了。而对于这些勾连内外市场居中聚散商品，暗中组织下海走私的沿海歇家洋行。当时的明朝人有一个形象的称呼，把他们叫作“窝主”。这些沿海地区的歇家窝主，为来往内地的海商提供住宿食物的同时，还提供货物储存、中介交易等服务，甚至还帮助海商打点各路关系，并护送走私海商通关下海。

诚如嘉靖时期浙指总督胡宗宪所言，“凡通番之家，则不相犯，人竞趋之。杭城歇客之家，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倭奴(实为海商)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系指歇家窝主）接济之也。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

胡宗宪这段话意思就是说，但凡是走私下海的海外贸易商人，大家非但不去依法承办，反而竞相与其交好。杭州城内的歇家窝主贪图海外贸易的厚利，放任走私海商在他们的客栈里存放货物。而且这些歇家窝主还为海商打点关系门路，护送海商绕过官府盘查下海贸易，而倭寇动不动聚集成千上万人来我大明。

要不是内地的歇家窝主当带路党，暗中接济配合，倭寇自己是进不来大明的。如果不是歇家窝主为倭寇提供粮食补给，倭寇就不可能在大明久待。如果不是歇家窝主为倭寇提供商品货物，则倭寇就不能在我大明做生意。如果不是歇家窝主给倭寇当带路党，倭寇就不可能深入我大明腹地。

胡宗宪的这段论述正是当时明朝沿海地区实际情况的生动写照。只不过，胡宗宪所讲的所谓“倭寇”实际上大多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国东南沿海的走私海商。可以说，在朝廷严格海禁的宏观形势下，如果没有沿海这些歇家窝主充当做市商，并且为海商保驾护航，民间海外贸易本身就不可能存在。

由此，再往深层次去琢磨，就不禁令人细思极恐了。这些歇家窝主到底是些什么人，竟能如此神通广大，能够顶着朝廷海禁法令，让沿海地方官府和守备海防官兵为走私贸易大开绿灯。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那些势要权豪了。

如果说将大明的权力旋转门格局比喻为一张太极图，皇帝与各级官府就是阳，而皇亲国戚、勋贵官僚家族以及有功名在身的士人集团就是阴。这阴与阳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转化。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利、文化资本、土地资源和商业资本也随之流通、交易、互相转化。

沿海各处的歇家窝主正是大明权力旋转门格局中阴面势力将自己的权力资本兑现为商业资本的代理人和抓手。这些人在地方上一手遮天，与官场早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朝中也不乏保护伞。走私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自然都是要在这个利益共同体当中分配的，毕竟权利是皇上给的，而走私贸易利润分红却是自己的。

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在分析沿海违禁走私贸易的时候，也并不避讳这一点。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珍便总结说“倭寇之起，原边海之民与海贼通，而世家又谓之窝主”。意思就是说，所谓倭寇的崛起，实际上乃是由于大明沿海的人民与海盗相通，而地方豪强又为其提供贸易网络和安全保护，这才做大的。

嘉靖朝的御史林润则认为，海上走私贸易之所以成事“皆因世豪聚势，以为之窝主”，而嘉靖朝行科右起事中严从检则说“时海禁久弛，缘海所在，悉皆通蕃，细奸则为之牙行，势豪则为之窝主，皆知其利而不顾其害也”。由此可见，地方豪强权豪势要充当歇家窝主为掩护海外走私易打开局面，这一点已经成为当时天下人的共识。

既然如此这般，刚刚被明朝水师官兵赶走的葡萄牙人借助大明的地下走私贸易网络进入中国市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正是在海外华商的引导之下，被大明官军打的灰头土脸的葡萄牙人来到了明朝沿海歇家窝主们所营造的一个海外贸易中心—浙江宁波舟山群岛中的双屿岛。

葡萄牙人一来到双屿岛，便一头扎进了这张由明朝有势力之歇家窝主所营造的海外走私贸易网络当中，风风火火的在远东担起了海上贸易。这些引导葡萄牙人来到双屿岛贸易的明朝海商，还进一步引导葡萄牙人进入到中日贸易的漩涡当中。本来由于嘉靖二年，也就是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两拨日本朝贡使团互别苗头，在宁波互相凶杀，酿成严重的外交事端。明朝朝廷已经将日本驱逐出朝贡贸易秩序，连宁波市舶司都一并裁撤了。

然而，劳动分工与交换的自然法则却是人间法律所无法完全隔绝的。官方市场中断则私人民间市场必然野蛮生长。根据明实度的记载，嘉靖二十五年，也就是1546年，朝鲜一次送回因自然灾害而漂流到朝鲜半岛的明朝走私海商达到613人之多。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又一次送回了341人。两年时间里，单单是被海上逆风吹往朝鲜的对日走私商人就达到了千人之众。那么顺利到达日本贸易的明朝海上又该有多少人呢？为什么中日民间走私贸易如此繁盛呢？

这是因为中国有日本最需要的商品，也就是丝绸、瓷器、茶叶、中药、铜钱等等。而日本也有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硫磺、铜、漆器以及最重要的白银。明代社会经济逐渐发展成为金本位，而中国白银产量每年不过三十万两，历代所积累之白银留存给明朝的也只有一亿两。这就造成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使得明代社会经济急切的需要，从外部获取大量的白银供给。

然而，明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逻辑，使得明朝人不可能通过殖民掠夺来获得海外白银供给，而只能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来获得海外白银。恰逢此时，几乎就在西方殖民者征服美洲，疯狂榨取新大陆贵金属资源的同一个历史时期，日本先后于1526年，也就是嘉靖五年以及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发现了石见银山和生野银山。仅仅是石见银山的年产量在其高峰期就达到了六万到九万公斤之多，大约折合白银是156万到234万两。

从此，直到1600年前后，全日本的白银年出产量最多可以达到两百余吨，几乎达到整个美洲新大陆白银出产量的三分之一。日本所出产的白银在美洲新大陆的白银进入东亚之前，成为东亚区域国际贸易的主要计价和支付货币。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明朝选择用贸易顺差，而不是西方人那种入侵美洲新大陆的方式来获取日本巨大的贵金属资源。

从此，直到1633年，崇祯六年，也是日本的宽永十年。日本幕府宣布锁国令，禁止白银出口为止。在这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估计明朝总共从日本获取贸易顺差大约是白银二亿两。这白银二亿两几乎约等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日本战争赔款的总和。

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之后，定下了二亿两的赔款数字，大约不是比照过去他们对明朝贸易逆差流失的这些银两数来制定的。实际上，日本对明朝贸易逆差的具体金额是现代历史学家搜集无数史料和海关资料才估算出来的。1895年日本人应该是无从得知，因此这大概率只是个巧合。

然而，这偶然当中有必然，恐怕也不完全只是个巧合，而是老天爷跟中国人开的一个玩世不恭而又残酷的玩笑，更是老天爷给中国人的一个警醒，一个预言：你们中国人辛辛苦苦干了几百年，付出了无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无数使用价值所交换来的贵金属财富，结果被人家一场战争一把清盘。

可见靠辛苦劳动赚的银子早晚还要凭实力被坑掉。如果这个世界真有什么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强取胜于苦耕，应该算作是其中的一条，凡事过犹不及过分的热爱和平，迷信公理正义并不总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