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人操着武将的心，范仲淹搞庆历改革，目的其实不只是吏治

中学课本都背过《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后代津津乐道的典故。此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前一年刚好是范仲淹变法失败被贬出京的年份，此后范仲淹一直被压制，再也没有回过首都。1052年6月范仲淹在任职途中病逝，仁宗皇帝给他追封谥号“文正”。范仲淹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出那句千古名言的呢？这还要从他的改革说起。

一、三起三落范仲淹

989年（宋太祖时期），范仲淹生于苏州，他幼年丧父，寡母被迫改嫁。范仲淹长大后得知身世，独自外出求学。真宗时期中进士，后在江苏泰州主持盐运，修复了捍海堤。仁宗初期，晏殊主政商丘（北宋的南京），晏殊起用范仲淹为南京应天书院教师，自范仲淹上任后，书院风气为之一振，范仲淹名声遂传。

应天书院

1028年，范仲淹上书言事，当时的宰相王曾对其大加赞赏。这年年末，范仲淹被提拔入京，成了京官，但官阶不大，在七品上下摇摆。范仲淹在任上直言敢谏，处事公允，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上书还政。当时仁宗年幼，太后刘氏（戏文传闻中叫她刘娥）垂帘听政，对此范仲淹直接上书，要太后还政天子。一年后（1030），范仲淹就被调离京城，外放地方任通判。

《清平乐》中的太后剧照

到了1033年，太后死，作为忠贞的帝党，范仲淹当年就被调回京城，在谏院任司谏，专管弹劾。第二年，范仲淹外调，但这次外调是肥缺，他被任命为苏州知州，油水十足，但范仲淹不是损公肥私的人，况且这年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一心救灾，结果次年又被调回京城，不久升为知开封府。1036年，中央发生了党争，范仲淹不满权相吕夷简把持朝政，频繁弹劾，吕派官僚反击，范仲淹又被贬谪到了边州，自此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

范仲淹

二、北宋军事现状

宋太祖鉴于五代战乱、武人夺权，决心扬文抑武。先通过杯酒释兵权，将能打的全废了，让他们回去养老。之后设立枢密院（军令系统，有权调动兵马）、三衙（实际作战单位，管边军和禁军）、兵部（负责后勤、编制、地方军），让三者互相牵制。同时文人知军事，“设通判于诸州，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与长吏均礼”。

到了太宗时期，设诸路转运使，皆由文人担任，这一做法不仅进一步使军政分离，而且将地方财源统统收归中央。《朱子语类》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特别是在太宗北伐失败后，宋朝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气氛更重。

宋太宗

到了真宗时期，真宗采纳了臣下的建议，“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至此，文人彻底掌管军事。仁宗时的蔡襄说：边防大帅皆为文人，武将者不过听命耳。甚至在1006年真宗下诏，兵书不得流传，“孙吴之书，禁而废学”，把《孙子兵法》这类书籍当成了邪教思想。

宋真宗

三、对夏战争的刺激

在上述情况下，1038年，西夏暴乱建国。1040年，西夏进攻宋朝边州，宋夏正式交战。这年，宋朝以夏竦为主帅，韩琦为陕西转运使，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范二人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夏竦文人修书出身；而所谓管勾都部署司事，管勾就是临时管理的意思，都部署司相当于参谋部，负责军令和计划，所以参谋部也是文人。

韩琦

宋夏战争初期，宋军积极进攻，但三川口之战，宋军战败。1041年（庆历元年），朝廷以“久之无功”开始对西夏采取守势，分了陕西四路。韩琦、范仲淹都为一路总管，他们统辖辖区内一切事务，实际作战的将领反而为副手。尽管韩琦、范仲淹二人有能力，但他们统辖的士兵也是能否胜利的重要因素，由于士兵士气太弱，结果好水川之战，宋军全军覆没。

四、一个文人操着武将的心

范仲淹真正接触兵事是在1036年被贬边州。自此在边州摸爬滚打近10年。范仲淹经过边州锻炼，深感宋军战力之弱，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1044年回京之后，针对朝中视兵事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现状，范仲淹只能用政治改革装扮自己，换句话说，庆历新政的核心在于强军，其他改革不过是掩护。

宋朝禁军

范仲淹的军事思想来自传统兵学。范虽是文士出身，但自从当上边帅后，他手不离《左传》《孙子》，尤其是《孙子》，他曾说“自古用兵之术，无出《孙子》，此皆孙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

如前所述，在1040年对夏战争中，范仲淹是最高军事参谋之一，他就提出了“严边城，实关内”的防御策略，从以后的历史看，1042年西夏元昊的确采取了分兵进攻关内的策略。

三川口之战是韩琦谋划并上奏给仁宗，仁宗同意的，但范仲淹坚决反对，结果仁宗不听造成了宋军大败。后来镇守南方压制越南的沈起，这时候还只是范帐下的随军参谋，二人对兵法相谈甚欢，所以足见范的兵法才学。

范仲淹

五、庆历新政的实质

1043年7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给仁宗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说了针对宋朝三冗两积进行变法的大致原则，随即开始变法，此为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内容就不细说了，大致就是吏治（包括缩短官员考核周期、科举选实才、限制荫蔽、重法治）和富强两项。但文史君分析，吏治更像是给富强打的掩护，因为纵观秦朝以后变法，政治改革基本都是澄清吏治这个套路。所以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实际成分在于富强一项，而富强之中又重“强”（强军），所以咱们详细看看范仲淹对强军的看法。

宋军

强军的核心就是修武备。范仲淹任职边州多年，深感宋军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危害，所以希望恢复府兵制，民兵辅助正规军，且西北民风彪悍，必得佳兵。同时择长官，这条明面上对文职，实际还是在选将领，所谓剔除不才者，就是对边州不懂军事的文官的裁撤。明赏罚，看起来依然是对文臣，但其实是针对宋军过去作战中将领只能按枢密院的命令打，即便失败了也不追责，反而违背枢密院的命令，即便打赢了也没奖赏这一条的改革。限荫蔽，就更不用说了，文臣将家族成员塞入朝中是常事，《水浒传》里高唐州知州蔡九不就是蔡太师的儿子吗，不学无术，但统管一州军政，结果梁山军来打，他依旧管理军事，手下将领只能听命，结果城破。虽然是小说家言，但这种现象在北宋是确实存在的。这种荫蔽也能扩大到边州，致使边州防御质量严重下降。

文人知军事

虽然范仲淹的“十事”中明确提到军事的只有一条，但其实方方面面都潜藏着强军的隐形条款。所以说庆历新政更近似于军改。这也为此后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

其实早在1025年范仲淹就已经上了《奏上时务书》，希望朝廷重视军事，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救文弊、复武举；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但当时范仲淹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身为小官还提兵事，就被朝中掌权者视为异类，结果此书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1027年又上《上执政书》，提出“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结果依旧被斥责为无事生非的异类。1033年又上书边州屯田，无果。又请开榷场收购西北马匹，“外慰戎心，内为武备”，结果朝廷反应迟缓。

范仲淹

就是一次一次对兵事的不热衷，逼得范仲淹改弦更张，借政改而推军改，当然庆历新政是个一箭双雕的改革，但主要目的还是军改。毕竟范仲淹在边州近10年，所以对边事最为热心。1043年庆历新政开始，但新政强军的目的一眼就被守旧士大夫看出来了，所以庆历新政随即遭到了漫天攻击， 1045年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踢出中央，此后就一直辗转地方，再也不能回到中央一展抱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没有自甘堕落，反而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地方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继续为祖国建设出力。到了1052年，范仲淹死于改任途中。仁宗皇帝十分痛心，就赐范仲淹文人最高谥号“文正”，以示褒奖。

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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