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是将若干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逐个敲击，得到不同的音高。根据时代的不同，编钟的个数与形状也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成套出现。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以三枚或五枚为一套。随着时代发展，编钟的个数不断增加。西周时期以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编钟作为王公贵族权势的标志之一，在祭祀、朝聘、宴享等场合得到广泛应用。这一时期，编钟个数一般为八枚组成一套。春秋战国至秦汉是编钟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编钟个数增至九枚或十三枚为一套。除了数量上的区别，编钟上铸刻的精美纹饰也都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点。例如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就是一件举世瞩目的珍宝，其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加一件大傅钟组成，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的一套编钟。
目前在山东博物馆展出的“器以载道——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反映了山东地区晚期铜器寓古于新、守正创新的发展情况，希望向观众解读晚期铜器背后所承载的儒家理想、祖先崇拜和文人雅趣，其中包括一件西周晚期的编钟——虢叔旅钟。这件虢叔旅钟，通高26厘米，体高16.6厘米，甬高9.4厘米；管状甬，阔旋，方宽干，合瓦形体，侈铣，钲饰三排乳状长枚；甬饰波曲纹，旋饰窃曲纹，舞饰象鼻夔纹，篆间饰窃曲纹，正鼓部饰象鼻夔纹，正面鼓右饰鸾纹，是研究西周青铜器纹饰和古代造型艺术的难得资料。
西周虢叔旅钟 （山东博物馆藏）
西周虢叔旅钟 （山东博物馆藏）
虢叔旅钟清末出土于陕西，整器铭文丰富完整，合计86字（不含重文5字），大意是作器者虢叔旅颂扬其父惠叔效忠于周王，并表示要以亡父的威仪为榜样，继承其父美德，效忠于周天子。周天子多次赏赐他，他为报答和宣扬天子给予的众多好处，铸造了这组纪念他父亲的编钟，祈求父亲的威灵赐给自己福气。叔旅的后代子孙将永远珍藏这些钟，用来祭祀祖先。这是一件反映西周礼制、体现家国情怀的重器，彰显了宗族的传承性。
虢叔旅钟出土后，见于著录的有7件，现存5钟，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以及日本的东京书道博物馆、京都泉屋博物馆五地，其余两钟下落不详。从形制、纹饰、铭文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最大，为第一钟，上海博物馆所藏为第二钟，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所藏为第四钟，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所藏为第六钟，山东博物馆所藏为第七钟。山东博物馆所藏第七钟，在形制和纹饰上与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所藏完全相同，其右鼓均有一鸟纹。依据考古发现的西周晚期编钟组合，如晋侯苏钟、楚公逆钟等八件之常制推测，还应有第八钟，但至今未见于著录。
山东博物馆所藏的这件虢叔旅钟来历曲折，先后几经易手。初为苏州收藏家、金石名家曹载奎所得，继而归山东省布政使南海李宗岱所有。李宗岱，字山农，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年中进士，授翰林，同治八年（1869年）任山东布政使，又任山东督粮道兼山东盐运使，后辞官经营金矿，成为闻名全国的“黄金大王”。他本人擅书画、工山水、好收藏，著名的大保方鼎、静簋、颂簋、射女方鉴等都曾为其收藏。李宗岱过世后，部分器物转归黄县丁树贞。丁树贞，字干圃，家资巨富，好金石鉴赏与收藏，又以三代青铜器数量最丰，计达200余种。民国初年，丁树贞去世，后家道中落，所收藏的金石器物陆续散出。抗日战争期间，在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的大力保护下，包括这件虢叔旅钟在内的丁家部分藏品被妥善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虢叔旅钟及其他藏品收归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4年入藏山东博物馆。
西周虢叔大林钟拓片 （山东博物馆藏）
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西周虢叔大林钟立体拓（虢叔旅钟旧称虢叔大林钟），原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阮元赠予女婿吴公谨并题跋。同年，吴公谨又嘱托张廷济作跋，丁彦臣曾藏。钤印有“太传”“阮元私印”“张廷济印”“筱辳眼福”。
（作者系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4年3月5日8版）
责编：保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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