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旅行记”

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龙的历史极为悠久。考古发现显示，8000多年前，在我国辽河流域就已出现“龙”的影踪；5000多年前，河南濮阳的“蚌塑龙”已与今天我们熟悉的龙的形象相差无几。随着早期文化交流，龙进入了古越族和古羌族的信仰体系，逐渐旅行到中国东南和西南地区，后又远行至南亚次大陆。

公元前1世纪中期，匈奴在西迁过程中将中国龙带到了中亚地区。在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中，龙成为敌对匈奴的象征，这种负面形象逐步与英语中的Dragon对接。

至尊的黄龙，中国龙的东亚旅行

龙是什么？《说文解字》“龙”字条云：“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古代文献中，因颜色不同，龙有黑龙、青龙、赤龙、黄龙之分，其中黄龙为“四龙之长”，最为尊贵。对于中国人而言，龙集多种动物特征之长，似蛇而有趾爪，会飞而没有翅膀。虽不是真实动物，但龙却与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表达中，接龙、乌龙、卧龙、龙门、龙卷风、水龙头、来龙去脉等与“龙”相关的习语几乎每天都被人们所使用；从地名人名上看，与“龙”相关的更是数不胜数，如黑龙江、龙岩、龙泉、龙口等。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看，龙最早诞生于我国东北的辽河流域。国家文物局段勇先生对近些年在辽河流域（内蒙古、辽宁）、黄河流域（河南濮阳）、长江流域（湖北黄梅）等地出土的早期玉龙、石龙等进行分析后，指出龙至迟是在8000年以前，当聚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起源于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从龙的起源上看，学界有蛇崇拜、马崇拜、男根崇拜和雷电崇拜等不同观点。关于龙何以集多种动物特征之长，学界观点相对统一，即龙形象的最终形成体现的是不同民族、族群融入华夏大家庭的过程。

据《竹书纪年》《越绝书》等文献的记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就已经“断其发，纹其身，以像龙子”，出现了对龙的崇拜。伴随着古越族的迁徙、发展和壮大，龙逐步旅行到今福建、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等地区。与此同时，生活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古羌人也接受了中原的龙文化，并在羌人一路西迁和南迁中，将龙崇拜和龙文化带到了中国西南地区。

龙在古代中国大地上纵横捭阖且广受欢迎，与先秦诸子对龙的不断神化关系密切。如孔子就称赞老子是龙，“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吕氏春秋》中更是直接将龙的出现与大禹“受命于天”联系起来，其“知分”篇中记载，大禹到南方巡视时，乘舟游于大江上，突然一条黄龙从水中现身并将舟托起。舟上的人都大惊失色，唯有大禹镇定自若，他说：“我从上天接受使命，尽力养育人民，为什么要害怕龙呢？”龙听到后，伏下耳朵、垂下尾巴游走了。

有了诸子和史家的附言和加持，龙与真命天子的关系在两汉至三国时期得到确认。如《史记》中记载汉高祖刘邦年轻时，醉卧酒肆之中就常有龙盘桓于其头顶。西汉末年，名将冯异曾多次催促刘秀登基称帝，刘秀对此也回应“我昨夜梦见乘赤龙上天”。两人以“龙”为借口，制造了刘秀“君权神授”的话语。到了三国时期，曹丕受禅于汉献帝之前，“郡国奏黄龙十三见”；孙权在南京称帝之后，“樊口、武昌并言黄龙见”。

除了与“天命”相关，龙的另一个重要功绩是背“河图”而出。如汉代《尚书中候》中说，“人文始祖”黄帝就曾收到河图洛书，“河龙图出，洛龟书成。赤文像字，以授轩辕”。清代《御定渊鉴类函》转引《河图》的记述说，舜帝也获得过黄龙背负的河图，“舜以太尉即位，与三公临观，黄龙五彩，负图出置舜前”。

既是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象征，又代表着圣王仁德，中国龙的地位和价值自然水涨船高，成为华夏大地上最重要的文化图腾。根据山东理工大学高福升教授的研究，在三国时期，中国龙旅行到了朝鲜半岛。从出土文物看，高句丽墓室壁画上的四神图、百济的金铜龙凤大香炉等都已经出现了中国龙的形象。在当时，不论是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也都积极用中国龙的传说或纹饰来宣扬自己王室的正统和神圣。

中国龙旅行至日本的时间略晚于朝鲜半岛。在日语中，龙书写为“竜”，源自“龙”字的繁体“龍”，其使用方式和表达内容与汉语一致，显示出龙的中国源头。在东南亚，越南和中国有相同的龙崇拜及舞龙等习俗，境内也保留了很多和龙相关的地名，如平龙、龙海、龙川、明龙等，首都河内在1831年之前叫作“升龙”。2010年，保留龙信仰和龙文化元素的河内升龙皇城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故宫九龙壁

错译的Dragon,中国龙的欧美旅行

英语中的D ragon一词，与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瑞典语、罗马尼亚语、俄语、挪威语、丹麦语等的构词法和发音基本一致，都来源于古希腊语d rakon，原意是“瞪视”，取意蛇和鱼等不眨眼只会一直盯着东西看，后引申为蟒蛇或巨大海鱼。在希腊神话和拉丁神话中，这个词也指威胁现有秩序的无腿蛇状物，代表着死亡和敌人。在古犹太人的世界观中，D ragon被彻底黑化。如《圣经·旧约》中22次提到D ragon，均为贬义；在《圣经·新约》中，D ragon被直接描述为魔鬼、撒旦，是异端邪说的代表。而为了避免“龙”和D ragon对译引发的问题，海外华人更愿意用“Loong”来对应“龙”的翻译。

《希伯来圣经》中记述，D ragon的背上长着一排致密的尖刺，眼睛能放出刺眼的光芒，鼻子冒着浓烟，口中则喷射出火焰。与之相比，中国龙则为水性，是耕作文明的代表，象征着早期华夏大地上不同民族与族群的融合，表达着子嗣繁盛、政治昌明和文明的持久延续。很明显，D ragon的形象和中国龙相去甚远。

那么，为什么中国龙会被翻译为D ragon呢？有人将这个错译归咎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因为在他编纂的《葡汉辞典》或翻译的早期版本《圣经》中，甚至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龙都被翻译为D ragon。但从时间上看，利玛窦自万历九年（1581）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北京去世，按照常理，在中国生活30年，且与徐光启等中国学者交往极深、汉语造诣不浅的利玛窦不可能不了解中国龙。而且在利玛窦之前，13世纪的马可·波罗和14世纪的鄂多立克就已经将中国龙译为D ragon。因此，这个翻译更多是遵循传统，而不是利玛窦个人的偶然错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翻译，与中国龙向西旅行的历程有关。

根据《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秦汉之际，龙就已经来到盘踞在中国北方的匈奴人之中，并为匈奴人所接受和崇拜。在司马迁的笔下，每年正月，匈奴的大小首领先在单于王庭小聚；到了五月水草丰满之时，再大聚于“龙城”祭祀天地鬼神。南北朝史学家崔浩注释说，当时的匈奴人都崇拜龙，所以才将大会所处的地方称为龙城。

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决定性胜利，导致一部分匈奴经中亚继续西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龙很可能与匈奴残部一同向西旅行。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新疆库车、焉耆等地发掘出一批1—3世纪用古老吐火罗文书写的古本残卷。随后考古人员经过研究整理发现，生活在这一地区以及中亚一带的吐火罗人也有龙的崇拜。虽然到现在为止，人们仍不清楚吐火罗人对龙的信仰是否与匈奴有关，但从阿富汗席巴尔干大月氏墓葬出土的龙形陪葬品来看，龙文化在吐火罗人中是相当流行的。

到了5世纪，在中亚站稳脚跟的匈奴人与波斯萨珊王朝冲突不断。《波斯帝国史》记载，420年，登基后的巴赫拉姆五世为了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决战，决定先稳定东部边疆，对匈奴人采取了军事行动。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巴赫拉姆五世手刃匈奴大汗，大获全胜。

受当时多种条件的限制，波斯人对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并不是十分了解，《列王纪》中将匈奴王翻译为“中国汗”，既然是敌对作战，在波斯人看来，匈奴人崇敬的龙必然自带邪恶和凶险，因此战龙、屠龙当然属于波斯勇士所为。后来，在波斯人与罗马人的交流中，这种对龙的感观和印象也可能进一步西传，为龙最终翻译为D ragon埋下伏笔。

鉴于龙的西方语言翻译原因复杂且影响深远，笔者不建议将中国龙的英译D ragon改为Loong，我们有责任大声地告诉世界龙在中国文化中应有的价值和地位。2024年是中国农历龙年，让我们在世界面前勇敢地、自信地舞起我们的中国龙。

那伽雕像

三星堆博物馆藏商青铜龙柱形器

国家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玉龙

憋屈的龙王，中国龙的印度旅行

在中国，龙和龙王完全是两回事。龙属于文化范畴，地位崇高而独特，本领高强且神力无边，它既能高飞九天之上，又能深潜暗黑渊底；既是“圣王有正德”的祥瑞之兆，又是皇室帝王的象征。

而龙王属于宗教范畴，或出现于佛教庙宇，或显身于道观，法力有限，地位不高。如在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演义》中，龙王不仅要受多位神祇的管束，还不时遭受各方神魔的勒索欺辱，形象颇为可怜。在古代的世俗生活中，如果人们祈雨、祈晴无效，还会将龙王塑像抬出庙宇进行暴晒或鞭打。从时间上看，龙的历史悠久，而龙王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出现的。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曾明确指出，佛经传入之后，中国才有了龙王这一概念。

在古印度，最早介绍和翻译中国龙的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他在《大智度论》一书中有“那伽，名龙”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测，龙树是在知晓和了解中国龙的前提下完成翻译的。历史上，中国龙及其故事、形象早在秦汉之前就已经由中国商人或外交官员传播到印度。对此，中印史专家胡同庆先生早在1988年就指出：“印度本来没有龙，印度龙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初期由中国传到印度去的，中国龙种到印度后，和印度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印度龙种。”换句话说，先有中国龙旅行印度，后有印度人结合中国龙创造出来的龙王。

在中国龙到来之前，印度社会中有那伽的信仰。那伽是婆罗门教神话中的蛇神群体，它们体形巨大，有一个或七个头。根据婆罗门教教义的描述，那伽是河流、泉水的保护神，能兴云布雨，但也会带来洪水和干旱等灾祸。那伽数量众多且等级森严，那伽的首领称婆苏吉，婆苏吉之外还有八位强大的那伽王以及无数中小那伽王。佛教兴起后，继承了婆罗门教那伽的相关叙述和故事，并在佛经的汉译中将它们称为“龙王”“八龙王”“八部天龙”等。

除了翻译，印度僧侣还结合中国龙的特征和神力展开了瑰丽的想象，对那伽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创设出龙王、龙女、龙宫、龙池等角色和概念，增加了天龙为刚出生的释迦牟尼洗浴等情节。随着中印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龙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佛教造像和绘画艺术中。龟兹研究院叶梅研究员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龙形象探析》一文中认为，在克孜尔千佛洞中，佛陀说法或佛像的周边既有多头蛇的“那伽”龙，也有中国龙。随着佛教东传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汉地高僧加入译经队伍，佛经中的龙王也越来越中国化。在参考印度教“象头神”犍尼萨、“神猴”哈奴曼等形象后，龙头人身的龙王形象便逐渐丰满起来，并出现在中唐、晚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中，成为流行中国大地的标准龙王造像。

早期佛教文献中的龙总离不开婆罗门的影子。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盘踞在“不可依山”山顶大池里的毒龙曾杀害过往的商人，附近盘陀国的国王为了保护国境安泰，前往乌场国学习婆罗门咒，四年后学成归来俘获毒龙，并将其迁离了自己的国境。由于婆罗门教神祇众多，那伽的地位又不算很高，导致在进入佛教话语体系之后，龙王也不具有独特和唯一的属性。所以，与法显、玄奘等高僧不同，中国龙在远行天竺之后，非但没有声名鹊起、身价倍增，反倒让自己降格不少，成为颇为憋屈的神祇。但应当承认的是，龙王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接纳和欢迎，并极大丰富了中国的龙文化。（来源：济南日报 作者：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