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长仁劫机潜逃，被台湾当成“义士”欢迎，8年后绑架撕票被枪

1991年7月，一名叫卓长仁的悍匪伙同姜洪军，绑架了台北市国泰综合医院副院长王欲明的儿子王俊杰，本来是一次正常的绑架，然而这波悍匪不讲武德，先是以残忍的方式撕票杀害了王俊杰，然后又向其家属勒索赎金5000万新台币。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台湾警方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发现王俊杰与卓长仁有金钱上的来往，在发现关键性证据后，锁定卓长仁等人为嫌疑犯，1992年5月，卓长仁被台检察官依据掳人勒索及涉嫌杀人提起公诉。

12月28日，卓长仁等人被台北桃园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尽管卓长仁等人并不服从判决，两次向台湾“最高法院”上诉。

1995年1月25日，台湾“高等法院”经复审后裁定，维持对卓长仁等3人因绑架勒索杀人而定为死罪的原判。

2001年8月，卓长仁、姜洪军两人于台北被执行枪决。

看起来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绑架撕票案件，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此案却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一场绑架撕票案，在证据基本充分的情况下，竟然审理长达十年之久，凶手才得以伏法，可以看出这个绑架撕票案虽然很普通，背后的因素却相当复杂。

那是因为这个卓长仁的身份却极为特殊，要知道这个杀人魔头，实际上还是台湾当局“欢迎来台”，被台湾当局封为“义士”，这样的人在台湾犯罪之后，简直是打当局的脸，

在13年前，卓长仁等犯罪团伙曾劫持一家客机从中国到韩国机场，劫机时间发生后，台湾当局竟公然称其为“起义”，表示“欢迎赴台”，同时给韩国政府施压，要把卓长仁等人遣送到台湾。

韩国将卓长仁等人关押一阵后，于1984年将其“驱逐出境”送往台湾，台湾当局称他们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并且分别赠予巨额黄金作为奖赏。

然而几年过后，卓长仁就在台湾掀起血雨腥风，国民党扶植出来的“义士”成为杀人恶魔，让台湾当局最终是自食恶果，上演了一处政治闹剧，真是莫大的讽刺。

那么，悍匪卓长仁究竟有多彪悍呢？他做的那些事，电视剧的编剧都不敢这么编！

本文将从客观真实的角度，为大家梳理卓长仁等犯罪团伙从劫机到台湾后的所作所为，让大家对暴力犯罪有一个更为警醒的认识。

事情要从1983年5月5日说起，这天早上，沈阳体育学院一名叫安国瑞的干部在自己的桌子上发现一封儿子安卫建写给他的告别信，在信中写道：“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

原来安国瑞的儿子安卫建是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多次因为盗窃、持枪斗殴等行为被警方拘捕。

看了信的内容后，安国瑞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孩子这次肯定要惹更大的事！

考虑到安卫建的工作性质，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检查一下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支弹药是否还在。

栗增洪打开保险柜后大惊失色，原来放在这里的4支手枪及30发子弹没有了！

对于保安处来说，这可是重大事故，必须要及时找到枪支弹药，否则后果根本无法承担。

随即他们又发现，一向跟安卫建交好的另一名保卫处工作人员姜洪军也不在了。

栗增洪以为安卫建和姜洪军会坐火车离开，立即带人赶到火车站查找，却没有任何线索，由于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沈阳体育学院向警方报案。

沈阳公安局皇姑区分局接到报案后，十分重视，当即派警员到现场进行勘察。

然而丢枪案还没有查出线索，警方又接到了一个投毒案，沈阳体育学院的副院长侯鹏向警方报案自己早晨八点多喝茶的时候，感觉很苦，就把茶水倒进了痰盂里面，发现茶叶里面有白色粉末状的东西，随后保卫处的李茂德也在茶叶里面发现白色粉末。

经过公安机关检测，这些白色粉末是烈性毒物，最多只要0.25克就可以致人死命。

这些人都是平时与安卫建和姜洪军有过节的，一切证据表明，安卫建与姜洪军在下毒后，携带保卫处的枪支弹药潜逃了。

沈阳市刑警大队立即在全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的安保部门发出了通缉令，只不过警方没有想到的是，安卫建和姜洪军已经踏上了一架由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三叉戟飞机。

除了安卫建和姜洪军外，一同登机的犯罪团伙还有某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卓长仁、某金属结构厂业务员王彦大、某公社农场工人吴云飞，以及卓长仁的姘妇高东萍等人。

在这六个人当中，卓长仁是典型的“带头大哥”，作为汽车计划员，曾长期往返于广东和辽宁等地，犯有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罪行，因为其犯罪活动多与汽车相关，因此被行内人称为“汽车大王”。

在1982年3月，相关部门根据群众揭发，已经将他的犯罪活动列为大案要案，就等着收网了，因为害怕伏法，这几个人就决定在一起谋划一场惊天大阴谋，劫机潜逃。

可是这一切，机组上的成员却并不知情。

296号航班机长王仪轩这一天担当从沈阳飞往上海的飞行任务，此次航班，飞机上一共有9名机组人员，以及96名乘客，其中包括3名日本人。

航班原定早上8点20分起飞，但是在飞行前例行检查中，发现一点故障，飞机晚点，一直到10点49分才正式起飞。

飞机起飞后，领航员王培富从驾驶舱出来寻找食物时，发现客舱内的卓长仁等人鬼鬼祟祟，感觉不对，一方面让空乘注意观察这几个人的动向，一方面回驾驶舱向机长王仪轩报告情况。

王仪轩立即让机组成员做好反劫机准备，不但锁上了驾驶舱门，还准备好了木棒等工具。

然而机组人员没有料到的是，这些人手中还有手枪。

以卓长仁为首的犯罪团伙见时机成熟，直接拿出手枪，对乘客们大喊了一声：“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随后，卓长仁就领着犯罪团伙开始向驾驶舱冲去，几发子弹射穿舱门，威胁机组成员，当时报务员王永昌想要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大连航空站，然后让飞机迫降到青岛机场。

但是卓长仁等人很快将舱门踹开，冲了进来，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都被手枪打伤。

考虑到敌人手中有枪，飞机上又有大量乘客，为避免更大的伤亡，机长王仪轩示意机组停止反击，与卓长仁等人进行谈判。

卓长仁蹿到王仪轩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喊着：“左148度！148度！去汉城！”

按照当时飞机所在的位置，这个方向就是韩国汉城，王仪轩原本想趁着卓长仁不注意的时候，把飞机调头迫降到大连或者丹东的机场。

没有想到卓长仁直接拿枪抵住王仪轩的头部说：“不对，方向不对！往东！”

原来卓长仁是航校毕业的，虽然没有开过飞机，但是懂一些航空知识，王仪轩只得按照卓长仁的要求飞行。

当飞机飞到平壤上空时，王仪轩想做最后一次努力，迅速迫降，但是早已被在一旁的卓长仁预料到，直接放了一枪，告诉王仪轩：“拉起来，如果再耍花招，老子就崩了你们！”

考虑到飞机上上百人的性命，王仪轩只得拉回正常高度，飞机很快越过“三八线”。

由于飞机是从朝鲜上空进入到韩国的，韩国人高度紧张，立即派出几架战斗机迎了上去，见到是一艘普通客机，就让他们迫降，王仪轩最终发现一个小型机场，就紧急迫降了下去。

这一降落震惊了全世界，原来王仪轩迫降的机场是美国空军在韩国的春川直升机机场，当一辆中国民用飞机降落到美国的军事基地，肯定是出了大事。

随后有人跑到飞机前面用中文喊话，然而卓长仁用枪指着机组人员，不让回到，而是由他们派出代表，提出要找台湾方面的人直接交谈，否则飞机上的人将继续被扣押当人质。

韩国方面没有立即答复，因为事关重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外交麻烦，在韩国方面商讨对策期间，卓长仁等犯罪分子不许任何人离开飞机，一直到8小时后，卓长仁的犯罪分子向韩国当局缴械，飞机上的旅客才摆脱人质状态。

然而此事想要顺利解决，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因为飞机停在韩国，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与韩国一直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早在劫机时间发生时，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成员就先后赶到了民航调度指挥室，并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主要得出两条决定，一方面是由民航局长前往韩国交涉，另一方面是通过外交途径给韩国施加影响，保证相关人员安全。

实际上，考虑到当时中国迅速崛起，韩国对中方的态度十分友好，为了顺利解决此事，拿出10万美元来善后，所有在飞机上受到惊吓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被安排进当时汉城最豪华的酒店，考虑到机上大多数都是中国人，酒店房间全部布置成中国装饰，并且领着乘客到汉城游玩的地方参观。

劫机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中国民航代表团33人乘专机抵达汉城，由于两国没有正式建交，按照国际惯例不能派遣正式派遣外交人员，所以相关外交人员都以民航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去谈判的。

5月7日下午，中韩双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由于只是礼节性的会面，只进行了20分钟就结束了，为第二天的第二轮谈判做准备。

第二次谈判开始后，中方不行谈政治话题，只是提出解决此事事情，而韩国明显想要通过这次事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强调这是政治性会谈。

尽管谈判一开始就有分歧，但是都认为应该以国际公约为处理劫机事件的准则，经过双方谈判后达成协议，由中方提供旅客名册和飞行员对劫机报图的证词，将旅客、机组人员和客机无条件的送还中国。

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置劫机罪犯，中方认为罪犯必须交由中国政府依法惩办，不但因为劫机，他们本身就是在逃的犯罪分子，此次事件又发生在中国客机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该交还。

但是韩国代表由于受到来自台湾等方面的压力，并不同意引渡，考虑到中方情绪，一再保证，劫机罪犯已关押在案，韩国政府一定会依法进行惩处。

中方代表虽然对韩国的这一行为表示遗憾，但是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关系，为了尽快把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送回国内，就保留了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谈判结束的时候，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签订备忘录，当写着“大韩民国”字样的备忘录交到中方代表手中时，只要中方代表一千字，就等于承认了韩国政权，间接表示中韩双方建立了某种关系。

中方代表不敢贸然签字，很快向中央请示，国内的意见是，形式是次要的，要抓紧把人和飞机接回国内。

5月10日，韩方代表拿到备忘录，看到中方签字十分高兴，其实这也是韩方代表为了和中国改善关系使用的小伎俩，可以说，卓长仁劫机事件，无形中改变了中韩的外交关系。

不管怎么说，虽然劫机犯没能引渡回国，但是能在劫机事件发生5天内解决问题，此事还是很顺利的。

当天下午，中方旅客和机组人员由汉城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还为乘客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最后就剩下对劫机人员卓长仁等犯罪团伙的审判问题了，当时台湾驻韩国“大使”早在劫机事件发生后，就蠢蠢欲动，四处活动，称卓长仁等六人为“反共义士”，要韩国当局效仿抗美援朝时被俘志愿军战士的个人意愿，然后把六人送到台湾。

为了营救这六人，台湾当局甚至还一度计划派遣一个由18人组成的所谓“律师代表团”到汉城去打关系。

在各方博弈之下，韩国最高法院于1983年8月，对卓长仁犯罪团伙进行了判决，卓长仁被判6年，姜洪军和王彦大被判5年，安卫建、吴云飞、高东萍被判4年。

然而在台湾当局的活动下，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在1984年8月13日，韩国方面就宣布对卓长仁等6名罪犯“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台湾当局之所以要把卓长仁等六名劫机犯“欢迎”到台湾，主要是为了其反共宣传需要。

卓长仁等六人到达台湾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被称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台湾当局不但给他们发放巨额“赏金”，还将他们安排到“大陆救总”工作或者学习，希望他们能够在台湾生活的无忧无虑。

在这六名劫机犯中，卓长仁是主要策划者，也是获得“赏金”最多的一个，卓长仁费尽千辛万苦潜逃到台湾，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另一名劫机犯，也就是六名劫机犯中的唯一女性高东萍在一起。

卓长仁劫机之前，其实已经有家室，但是为了能够跟姘妇高东萍在一起，还是选择了劫机潜逃。

很多同学可能会问，当时枪械是如何带上飞机的，其实就是这个高东萍隐藏在化妆盒中携带上机的。

到了台湾之后，两个人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并且于1988年完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

然而又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卓长仁的原配妻子得知卓长仁在台湾与高东萍结婚后，选择跨海来控告卓长仁与高东萍犯有重婚罪，虽然过程挺艰辛的，但是结果却很让人意外，卓长仁的原配妻子在官司中胜诉，也就是说卓长仁与高东萍的婚姻并不成立。

然而卓长仁此后依然与高东萍生活在一起。

应该说卓长仁潜逃到台湾初期，很受欢迎，卓长仁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处演讲，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卓长仁在台期间，曾在各地的电视台、工厂、学校、机关及军队中发表反共演说上百场。

巨额的“赏金”，加上工作的酬劳，卓长仁生活的相当不错，然而卓长仁在台湾的口碑却越来越差。

如在1989年3月的一天，卓长仁开着轿车行驶在台北市复兴北路的马路上，因为左转弯时违反交通规则被交警发现，要给他贴罚单，卓长仁下车后非但没有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感到抱歉，反而气势汹汹地要看该交警的警号，在甩出自己的“大陆救总”证件后，喝令交警：“叫你们局长来！”

当交警得知他是“反共义士”卓长仁时，都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贴罚单，又不敢抓他。

然而围观的百姓却早就不满了，抨击卓长仁是强盗行为，根本不是义士，卓长仁这才灰溜溜地走了。

尤其是重婚事件被爆出来后，在台湾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台湾记者到沈阳去暗讽卓长仁的事迹，发现卓长仁就是“不仁不义之徒”，不但抛弃妻子，完全是为了与高东萍私奔，其拿100多人的生命以满足自己一己私利的行为，更是为舆论所不耻。

由于卓长仁的政治宣传价值被榨干，不久就被台湾当局停职，卓长仁在台湾也就不再风光了，然而过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后，生活迅速变得拮据起来，甚至可以说穷困潦倒。

当时卓长仁与一块劫机的姜洪军因经营地下投资公司经营不善而连年亏损而负债累累，当初卓长仁在台湾曾购下别墅，也在做生意的时候抵押了出去，结果因生意失败被法院查封拍卖。

缺钱的卓长仁与姜洪军与另一位从事期货交易而亏损的施小宁，在1991年7月商议决定用绑架勒索的方式获取巨额钱财。

姜洪军曾经与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的儿子王俊杰打过交道，认为王俊杰家境富有，便决定绑架王俊杰。

8月16日，卓长仁三人约王俊杰于当晚到卓长仁家中商谈生意，王俊杰就驾车前往卓长仁家中。

随后卓长仁与姜洪军即控制住王俊杰，然后将其放到王俊杰的轿车后车厢内，施小宁则用卫生纸蘸水后捂住王俊杰的嘴和鼻子，致使王俊杰窒息而死。

三人在杀人后，又连人带车丢弃到一处，随即施小宁打电话给王俊杰母亲，以绑架王俊杰为由，要王俊杰母亲交付5000万元赎金，王家当即报警，此后不久，案件告破，卓长仁与姜洪军等人被捕。

卓长仁是大风大浪过来的，即使被逮捕后，也能想出办法，在他因为杀人案件被捕时，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竟然编造了他已经与辽宁省政府对台办取得联系，对台办希望他回沈阳，不但既往不咎，还让他担任对台办主任，希望引起台湾当局的重视。

对于这个信息，台湾当局不得不考虑，相关部门随即与辽宁对台办取得联系，时任辽宁对台办主任张仁寿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表示，卓长仁一旦返回大陆，必将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卓长仁见自己的谎言被揭穿，就改了口，在记者采访时就说这是台湾当局对他的“政治迫害”，随即声称法院在审理期间，对其采取了刑讯逼供的手段。

台湾当局监察部门不得不派人查访，最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后，才算堵住了卓长仁的嘴。

1995年1月25日，台湾“高等法院”经复审后裁定，维持对卓长仁、姜洪军、施小宁等3人因绑架勒索杀人而定为死罪的原判，2001年8月，卓长仁、姜洪军两人于台北被执行枪决。

比较可笑的是，卓长仁被枪决时，身上穿着的还是18年前劫机到汉城时穿的衣服，究竟是讽刺了谁，实在是耐人寻味。

在卓长仁与姜洪军被枪毙后，一同劫机的人其余四人也遭受舆论的声讨，他们由于始终无法融入社会，基本挣扎在社会底层。

卓长仁的姘妇高东萍曾在卓长仁入狱期间，奔走营救，最终也未能改变卓长仁枪毙的命运，高东萍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卓长仁被执行后，与凌晨三点多领出卓长仁与姜洪军的尸体，此后再无消息。

除此之外，一同劫机的王彦大在2007年被爆出与人做生意，被生意伙伴告上法庭，指控其私吞公司财产。

应该说，卓长仁劫机事件，起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很多在大陆犯罪或者负债累累的人，就把劫机潜逃台湾当作出路，仅1993年一年，就发生10起驾机去台事件。

而卓长仁绑票杀人案之后，也让台湾当局很没有面子，尤其是1990年有劫机犯在广州白云机场劫机，导致三架飞机相撞，死难者中有100多名台湾同胞。

此后，台湾当局也不得不改变以前的策略，不再将劫机犯成为“义士”，而是当作罪犯，必须要服刑，服刑期满后再遣返回原地。

比如1988年劫机的张庆国、龙贵云两位，在台湾落地后就被判刑，虽然当局基于“政治考虑”准许二人留台，但是始终没有落户，一直到1995年才拿到台湾身份证，谈起劫机往事，他们连连摇头说：“不提也罢，那是从前两个二愣子干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