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战争：看小麦麦粒如何成为大国博弈重器

来源：《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中文版自序

要了解各个帝国的兴衰史，我们必须循着河流沿岸、港口之间以及横跨海城的粮食贸易路线进行探寻。历史学家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ScottReynoldsNelson）在《小麦战争》中揭示了：通过努力控制这些路线，可改变世界强国之间的力量均势。

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通过乌克兰境内的敖德萨港口向欧洲大部分地区供应食物。但在美国内战之后，成吨的美国小麦开始涌入大西洋，食品价格暴跌。这些廉价的外国粮食推动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爆发的关键因素之一。

作者从公元前一万年娓娓道来，讲述了谷物重塑世界霸权的历程，透过历史档案，重现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乌克兰与俄罗斯帝国如何因谷物的运输与供给兴盛，又如何因为美国廉价的小麦与全球化贸易遭遇挑战。

《小麦战争》探讨了1789—1917年俄罗斯帝国和美国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粮食的国际竞争。它采用了理论家帕尔乌斯经济理论的现代版。帕尔乌斯的理论深深影响了列宁、罗莎·卢森堡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现代学者。这个理论将帝国作为依赖于粮食路径上的机构来研究。也就是说，获得廉价粮食被视为任何强大的国家或帝国的基础。对于西方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学者来说，这种以路径为基础的历史是陌生的，但对于任何了解古代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人来说，则是不陌生的。18世纪初的法国重农主义者是第一批强调一个国家有责任促进农业、改善土壤和尽量减少农民税收的经济学家。但重农主义者是研究古代世界的学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第二圣人”孟子的著作，他生活在公元前3—4世纪的中国战国时期。孟子的著作在18世纪被翻译成法语，学者们已经证明，重农主义者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孟子的著作中汲取的。

《小麦战争》是对现代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帝国诞生的复述，强调这些帝国或国家如何从根本上依赖于粮食，尽管这些国家往往不完全理解它们有多依赖粮食。它还探讨了帝国将粮食通过河流和铁路通道的途径，以及如何以关税、铁路运费和外国战争的形式对它们征税。

《小麦战争》的内容主要不是关于中国的，但它确实探讨了俄罗斯帝国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企图是如何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帕尔乌斯最早指出，俄罗斯用法国的投资资金承包了一条通往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这笔巨额债务注定要失败。1900年，他在德国出版的一本名为《饥饿的俄国》的书中开始研究这个项目。190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资本主义与战争》（Capitalism and War），将这些未偿还的债务与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吸引了国际读者。俄罗斯帝国无力应对义和团运动，再加上俄罗斯帝国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击败，俄罗斯的财政不堪重负，导致了俄罗斯帝国陆军和海军的200多次叛乱，并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在1905年革命的一个关键时刻——12月，帕尔乌斯在彼得堡发表了一份《财政宣言》，用重农主义的原则指出俄罗斯帝国试图利用铁路扩大其帝国的粮食供应，这将注定银行破产。他告诉工人和中产阶级商人提取他们的资金并索要黄金。中国的孟子肯定会同意这一做法。俄罗斯帝国对小册子十分恐惧，以至于俄罗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摧毁了彼得堡所有收到这本小册子的报纸，以防止再版。

美国人和许多欧洲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是一种金融力量、科学力量或工业力量，但帕尔乌斯认为这个国家主要是一种农业力量，从18世纪到20世纪大力促进了农业出口。作为一名生活在德国和土耳其的会讲俄语和德语的学者，他对美国农业粮食路径的理解必然是有限的。《小麦战争》有助于解释在19世纪60年代帮助美国击败俄罗斯帝国成为欧洲粮仓的一些关键但微妙的变化。这主要包括美国内战期间改善连接大平原和大西洋的铁路走廊、期货市场的建立允许远距离提前买卖商品、为农民提供新的信贷市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成千上万的印度洋船得以穿越大西洋，以及1870—1917年欧洲大部分空船的返回使大规模移民成为可能。国内的廉价粮食已经并将继续使维持生计成为美国工人预算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这反过来又为消费品创造了一个大众市场。在中国也是这样的，邓小平及后续改革者的改革也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

如果我们看看今天日益增长的粮食出口，展望未来一百年，可以看到乌克兰和巴西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只要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的运输成本，并将粮食走廊资本化(只征收少量税收)。我在书中（完成于2021年）中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未来取决于其对乌克兰的统治地位。很遗憾，在这本书出版两天后，我们就看到爆发了俄乌冲突，证实了这个预言。我不是中国历史或经济的研究者，但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帕尔乌斯、重农主义者和孟子会称赞的倡议。最后，《小麦战争》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是帕尔乌斯发现了两个粮食路径税收机构，使奥斯曼帝国和清朝都感到谦卑。这两个机构分别是奥斯曼国债管理处（OPDA）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MC）。这两个机构都在19世纪末正式发展起来，分别为奥斯曼苏丹和清朝皇帝的基础设施和军事项目，用来偿还债务。1911年，帕尔乌斯用土耳其语写的文章，用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务会计学来描述奥斯曼帝国对OPDA的奴役。货物运输的成本和给予欧洲人的特权严重削弱了其力量，而加强了欧洲的力量。我以一种非常初步的方式概述了中国海关如何在中国穿越黄海时做同样的事情。例如，英国汽船不交税，而中国船只在清朝境内从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要缴纳高额关税。部分原因是这些机构的公共账目不清楚，它允许欧洲人在这两个帝国内部吸收资源。

我很高兴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使它能够展开一个关于经济、历史、公共政策、债务和帝国的国际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