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背后的秘密，卒年究竟是何时？

西汉武帝末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太史公书》,

他南游过江淮、北涉过汶泗，去参观过春申君的老宅子，也实地探访过韩信母亲的坟头儿，还同情过“怀才不遇”的贾谊，为“相乐也已而相泣”的荆轲和高渐离感慨不已，

可就是因为暗暗讽刺着他那个时代，这部他耗尽心血写出来的巨作，只能无奈地“藏之名山”了。

到了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惮信心满满地“宣布”了此书，可惜没有惊叹艳羡，只收获了潮水般的“谤书”误解，

或许在那一刹那间，杨惮才明白为何司马迁要将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了吧，恐怕司马迁早已预见到这个结果。

直到东汉中期，这部尘封了百余年的史学巨著才终于破茧而出，遗憾的是有十篇佚失了，此外还有不少人搞过续补工作，

到底少了哪十篇？后人各种考证个不停，争论个不休，

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

反倒是引出了另一个古怪的问题，司马迁笔下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都有始有终，结果到他自己这儿，却留下了难解的谜团！

他的生年，没人能说个明白；尤其他的卒年，更是没有依据，

正史中居然没有记载司马迁是哪年去世的，这不奇怪吗？

有人认为这说明司马迁寿寝善终，但坊间传言，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卒年失载背后藏匿着他死于非命的可能性，

到底，司马迁是怎么死亡的？

于是乎，疑似司马迁绝笔的《报任安书》就这么闯入了大家的视线中。

司马迁的死亡谜团？

所谓《报任安书》，实际上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内容颇多怨愤之辞，你看这不是个疑点么？

一封私人信件，又不是公开流传的文字，居然被班固收录进了《汉书》中，

班固可是奉旨修史，所能依据的不外乎官方保存的史籍资料和士人相袭的传闻，那么这个事儿是不是表示，他在官方资料中发现了这封回信呢？

或者说，这封回信已经暴露无疑，要么是在任安死后被人翻了出来，要么没到任安手里就被发现，

毕竟这信足足有两千多字，起码得要用上一百多支竹简吧，

把这么显眼的一批竹简送去监狱里任安的手中，哪怕书写在昂贵的帛上，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是谁都能这样与犯人互通消息，那汉朝就不会以“治狱酷烈”而著称了，

但不论当时是什么境况，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这样一封怨信无疑会给司马迁带来巨大的麻烦........

所以，这封回信会带给司马迁怎样的影响，是个绕不开的问题。

有人认为司马迁就是因为《报任安书》才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且死在了作《报任安书》的那一年，

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

东汉学者卫宏在《汉旧仪注》提到，司马迁“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也就是说，司马迁在被下蚕室后，又因有怨言再度获罪下狱，最后被处死，

按着卫宏的说法，司马迁不是善终的。

但班固与卫宏几乎是同一时代，若真有此说，班固是不知还是没有记录下来呢？

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说法，然而这《西京杂记》只是一部历史笔记小说集，所述西汉之事，很多都不靠谱；

当然，郭老还提到汉宣帝时期的桓宽在《盐铁论·周秦篇》里说，文人们嘀咕：“……那天一下子下了蚕室，伤还没好利索，就得给皇上站岗放哨，进出皇宫，还能领国家的工资，得大官们的赏赐，自己身价抬高，老婆孩子也跟着乐呵，所以说，有的人即使有官有位了，可是挨了刀锯也没人同情”，

这“盐铁会议”开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从时间上来说跟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是隔得不远，疑似暗指司马迁的遭遇“刚下蚕室，接着就挨刀锯”，是又一次被抓进狱里弄死的，

我们知道司马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也就是负责传宣诏命，这么看算是升官到皇帝身边当小秘了，

不过当时像司马迁这样遭遇的人何其多？

文人的这套说法，扯上司马迁实在太勉强了，当时“下蚕室”、“挨刀锯”本来就是一种常见的刑罚手段，顶多是嘲讽汉武帝严刑峻法的，

所以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是孤证，还不能作为司马迁再次下狱致死的证明。

也有人猜测，司马迁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中惨遭横祸。

这事儿发生在征和二年(91BC)，起因是江充跟卫太子刘据有过节，他怕武帝死后自己落在太子手里遭到打击报复，于是炮制出巫蛊案欲除掉太子。

太子起兵自卫，杀掉江充后又与武帝派来的军队血战长安，结果是卫太子兵败自杀，

但卫太子死、卫氏悉灭后，巫蛊案还在四处蔓延，武帝从穷治巫蛊之狱，又转而穷治太子冤死之狱，

司马迁的友人田仁因为放走太子离城，被腰斩；御史大夫暴胜之也因失职，畏罪自杀；就连任安也没能幸免，被武帝认定为坐山观虎斗，最终也被腰斩，

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不知死了多少人，许多文武官员也卷入了这场灾难之中，也就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司马迁是否在世？或者他也是此案牺牲者中的一员？

还有人觉得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后，因为昭宣时期的学者褚少孙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你看《史记》各篇里涉及到武帝的地方，用的都是谥号“武帝”，

按说这是刘彻死后，后人追封，如果司马迁死在武帝前面，当然不会知道这谥号，只有死在武帝之后才会修整补辑称其谥号，

然而，补写《史记》的人可不止一两位，最有名的便是褚少孙，现在已经很难分辨是司马迁亲自改动的还是后人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寿终正寝，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司马迁之死又与《报任安书》到底有什么关系，也是关注的焦点，从清代开始就有学者认为，《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是司马迁卒年的重要依据；

但这封回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又各持己说，

不过，细细分析《报任安书》，恐怕此信关乎司马迁的命运无疑。

相见日浅——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何时？

司马迁在信里说“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仆又薄从上上雍， 恐卒然不可讳”，

这里，司马迁提到了几个“时间”：“曩”者，即指从前，是什么时候呢？是指任安在益州做刺史的时候，当时给司马迁写了封信，要他为武帝举荐人才，不过从“书辞宜答”来看，司马迁一直没给任安回信；“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这便道出司马迁“东从”武帝返回长安后，已经能够常与任安相见，但总因为匆匆忙忙，来不及向他解释为何没有回信，显然此时任安已经从益州归回长安任职，做了北军使者护军；“今少卿抱不测之罪”则是指任安“抱不测之罪”，究竟是何罪名？史书记载任安是卷入巫蛊案入狱，在这之前并无死罪记载。

司马迁又说“涉旬月，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这是指再过一个月就临近冬末了，他侍从武帝去雍县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任安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汉律每年十二月处决囚犯），也就是委婉说到再过一个月任安的死期就要到了。

照这么看，事情不是挺明白么，他在任安被处决前一个月就写了这封回信，为什么还争议不决呢？

因为还有两个让人挠头的问题没搞清楚，

汉武帝虽然经常出行，但征和二年却找不出他东巡活动的记载，最近的一次还得追溯到太始四年(93BC)三月武帝东巡泰山，于五月返回长安，那么司马迁“东从”的时间就悬空了。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汉武帝确实在征和三年(90BC)元月“行幸雍”，但任安是不是在征和二年年底被腰斩的呢？

任安是被判处腰斩之刑不假，按说要等到十二月行刑，可是当时情况比较特殊，一批卷入巫蛊案的官员都是下狱后不久被处死了，

比如司直田仁，因打开城门放走了太子，结果七月下狱即被腰斩，

而且《汉书·刘屈氂传》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及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司直田仁纵太子，皆腰斩”，字面上看似乎是任安同田仁在七月同时被腰斩的。

于是乎，有学者据此推断，如果任安死于征和二年七月，那司马迁的《报书》就不可能写于征和二年(91BC)十一月，得往前提了，是作于太始四年(93BC)十一月蔡队。

不过，这句话不是这么理解的，只是说任安和田仁都被判处了腰斩，压根就没说是“同时”，

何况田仁和任安的案情性质不同，田仁放走太子，其罪行简单明了，下狱即被处死没有什么疑点可言；任安的情况就复杂多了，实际上他也不可能与田仁同时被处死。

缘由是——《史记·田叔列传》说，“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

也就是说，任安先是佯装接受太子的节令，其后却闭门不出，没有发兵助太子，这在汉武帝眼里，任安这波操作可以，于是也就宽恕了他，说他“不傅事”，即无罪，

由此可知，因为任安坑了卫太子刘据逃过一劫，没被武帝问罪，

可是后来，武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名被任安笞打过的北军钱官小吏，上书告发任安在受太子节后，说什么“幸与我其鲜好者”，

因而武帝大怒说任安是个老油条，“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其后任安被下狱，诛死。

可知武帝认定任安坐观成败并下决定处死他的原因，就藏在下面这句话中：任安说“幸与我其鲜好者”。

当然啦，这句话的含义有几种解读，

我的看法是：当时太子给任安的是已经过期的旧符节，因而任安接受符节后说，希望太子给他“鲜”（新）符节，

武帝看来，任安有反心，只不过因为符节过期了才没出兵，因此推翻了他之前对任安的仁慈处置，指责任安坐观成败，最后下令将其诛死。

你看，这个过程说明任安的案件是有时间周折的，明显要晚于第一批被处死的人，他在征和二年才被腰斩完全可能。

那又该怎么理解武帝说“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呢？是否就是太史公《报书》中的“不测之罪”呢？

字面上看，是说任安在卷入卫太子案之前还犯过死罪，但是翻遍史书也找不到究竟还惹上过什么祸事，

我认为这是指向了公孙贺父子的案件。

其实一开始，“巫蛊之祸”就与任安多少有些关系，在卫太子案之前，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就因为挪用北军“千九百万”军费而下狱，

公孙贺为了救儿子，自告奋勇要捕获朱安世，

结果朱安世在狱中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还在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偶人“诅上”，于是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被处死。

当时任安是北军使者护军，职责就是监理北军，

那么公孙敬声贪污北军巨额军费，这么一桩大案，任安监管不力，怎会不被处分？

恐怕这边是武帝口中的“当死之罪”，

目前尚不知任安在此案所处的境况，如是他揭发公孙敬声挪用军费才免去牢狱之灾，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毕竟公孙贺父子案与为卫太子案前后脚发生，卫太子案发前，任安还在担任北军使者护军，显然没有受到影响。

而作为中书令执掌诏书诰命的司马迁，自然不会因为此案去纠结任安的处境。

他在《报书》中提到任安“不测之罪”、“恐卒然不可讳”，已经暗示我们任安罪行的严重程度是必死无疑了。

种种迹象表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得知仁安突然下狱，司马迁的内心恐怕很难平静，想到不久又将启程随武帝去雍地，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对任安解释不回信的原因， 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因此，在征和二年的深冬、任安遇难前的一个月，司马迁写了这封《报任安书》。

因为《报任安书》招来了杀身之祸

当然，有人可能要问了，如果《报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从收到任安的信直到任安要被处死，期间短则数月、长则两三年的时间不回信呢？

这样很不符合常理。

我认为这要联系司马迁当时的处境，收到任安来信，非不想回复，而是不能，

因为他想回复的内容恐招惹杀身之祸，

尤其他还没完成《史记》的情况下，像他在《报任安书》所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已经忍受屈辱寻求了免除死刑的一条活路，同样著作未完成的境况下，断然没有可能向任何人袒露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们知道因李陵之事，司马迁被“下蚕室”，受刑之后做了中书令，

看似身份提高，但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十分屈辱地表示自己受到百般凌辱，是“闺阁之臣”、“扫除之吏”，“身残处秽”、“抑郁而无谁语”，

此信中他处处流露着心中的郁闷与悲愤，

想来此信在司马迁心中憋闷许久了，但是他却无法忽视危险的存在，

因而即便收到任安来信，此后又与任安近在咫尺的情况下，都迟迟不做任何解释回复，

直到征和二年深冬“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司马迁完成了《太史公书》，

也安置好了正本、副本的归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此时他“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也没了任何牵挂，遂写下《报任安书》，坦然等待死亡阴影的迫近！

那么，已经系狱待决的任安是否看到了此信？

史书没给我们答案，

也许如当代史学家逯耀东先生所说，这“不仅是一封欲寄无从寄的信件，而且是司马迁最后的绝笔，可视为司马迁的遗书”，

不过，我认为以司马迁“中书令”也就是谒者这层身份，将信件写在帛书上，借机亲自送往监牢中也并非没有可能，

虽然冒着很大的风险，

但《报书》中不乏流露出司马迁在等待自己必死的那个时刻——“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联系卫宏说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司马迁之死应当与《报书》脱不开关系，当然卫宏的叙述太过简略，这个说法也颇受质疑，

有学者说卫宏的《汉旧仪注》不可信，

不可否认，此书有瑕疵，但这并不能证明卫宏所有的说法都有问题，毕竟这是目前关乎司马迁下落的唯一一个参考资料。

此外，史书中亦有不少线索指向司马迁不是正常死亡，而是在李陵之祸后再次被投入监狱杀害。

你看《史记》的纪事时间，被认为是迄于太初，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实际上司马迁已经突破了这个断限，

他不仅记有征和二年的事儿，还有征和三年的，

不过到了征和四年到后元二年这期间，也就是汉武帝逝世之前，西汉王朝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

比如商丘成之死、马通兄弟反叛，这样大事件《史记》竟没有写，

隐约表明当时司马迁已经去世了，

还有星象记录，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记录了从春秋到武帝时期，陨石、地震之类种种自然现象和星象，

但是征和四年二月“陨石于雍”、后元元年秋七月“地震”，这些记录只见于《汉书》，司马迁却一反常理没载入天官书里，这只能说明司马迁在此之前已经去世。

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司马迁之死当与征和二年十一月他写的任安的《报书》分不开，这封信可能被人揭发了，构成他的罪名“有怨言”，因而再次被投入狱中致死。

司马迁如何被卷入了灾难？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司马迁如何被卷入了这场灾难。

自从征和二年卫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后，“巫蛊之祸”并未销声匿迹，

征和三年，内谒者令郭穰告发丞相刘屈氂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欲令昌邑王为帝”，刘屈氂全家被诛，李广利也降了匈奴、宗族遂灭。

据后来武帝发布的诏书看，此案当时还演变到另外一面，即“祸流及士大夫”，朝中陷入一种惊惧之中，

尤其是继刘屈氂继丞相位的车千秋，走马上任后首先做的就是“亲掘兰台验蛊”，

这个掘蛊兰台的过程，目前已经失载了，

但是，我们看征和四年太常郦终根、大鸿胪戴仁、御史大夫商丘成、京兆尹建等诸多朝中官吏都死于非命。

御史大夫、太常等，这些官职不是掌管图书典籍，就是那些掌管祝告祭祀的群体，

既然上层高级官员都先后卷入巫蛊案中，那曾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能幸免么?

无论《报任安书》暴露于任安的监牢中，还是司马迁手中，亦或者“兰台”，

既然《太史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时一些文人看作“谤书”，那么《报任安书》必然也会被看作“怨言”，

这种情形下，《报书》暴露的那一天，摆在司马迁面前的是什么结局可想而知。

你看司马迁外孙杨恽的结局，那都到了汉宣帝时期，杨恽写了一篇《报孙会宗书》，其文字风格简直同他外祖父司马迁如出一辙，

结果此信就被人告发给了汉宣帝，

汉宣帝读完后大怒，直接下令将杨恽给腰斩了，

可想而知，同样的情形若发生在司马迁身上，等待他的必然也会是腰斩的结局。

至于班固为何不记司马迁的死因及卒年，

只怕是当时他已经找不到多少相关材料了，司马迁在世时，只是卑微的小官吏，他的生平事迹当然不会有多少人关注，

哪怕遇难，也不够资格与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同上名单，以致到了东汉时期，班固也没有头绪，

自当不会无所凭据就写在《汉书》上，因此只说他“既死”，不书死因卒年。

司马迁的结局虽然是个谜团，但是《史记》在被视作“不与圣人同, 是非颇谬于经”的“谤书”多年后，天下读书人终于可以共读之，

这大概就是对司马迁最好的慰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