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去面馆吃饭，见到一老农却拍桌大吼：叫你们老板出来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不久后，陈毅成为上海第一任市长。

这天，陈毅市长如同往常一样同警卫员去基层视察。工作结束后，饥肠辘辘的二人来到面馆充饥。

陈毅叫了两碗阳春面，服务员很快就给端了上来，只见这碗面分量非常实在，两个人好不快活，拿起筷子就大口吃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老农走了进来，也叫了一碗阳春面。

服务员过了好一会才给老农端了上来，陈毅好奇看了过去，只见这碗面的分量较自己这碗明显差了许多。

陈毅很是气愤，他拍桌大怒，然后说：“让你们老板出来！”

什么原因能让陈毅如此气愤？陈毅的到来给上海带来哪些改变？

一碗分量悬殊的阳春面

1949年5月，陈毅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刚到任后不久，就开始亲自下基层去体察民情。

这天，他和警卫员小王来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工作结束后，他们便一同步行往回赶。路走到一半，陈毅感觉自己特别劳累，独自也饥肠辘辘的。

他对小王说：“饿了，我们一起去小馆子吃一点吧。”

二人来到沿街的一家小饭店，便进去找个位子坐了下来，刚刚坐下，店内的一个男服务员便面露笑容的朝着两人走来，然后热情的招呼道：“二位客官，想吃点什么？”

陈毅看了一下菜单，思考片刻说道：“来两碗阳春面，面里多放点辣椒。”服务员听完便向后厨吆喝道：“好的，两碗阳春面，马上就来！”

不一会，两碗装着满满面条的阳春面就端上了桌，服务员将两双筷子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陈毅和警卫员小王面前。陈毅看到这满满一碗面条，心里暗自感叹道，这小店挺会做生意的，这面条看着也太实惠了。

二人拿起筷子，便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不一会儿，店里进来一个风尘仆仆的老农，老农的衣服有些破旧，还沾染了不少灰尘，老农就坐在陈毅的对面。

他叫了服务员半天也不见其出来，等了一会，他努力大声喊道：“老板，麻烦来一碗阳春面。”

服务员这才慢悠悠的走了出来，十分不耐烦的说：“你喊什么喊！”

老农显然没有想到服务员会是这个态度，不禁有些怯生生的道：“麻烦来一碗阳春面。”

“听见了，等着！”服务员不耐烦的转身就走。不一会，服务员将老农的面条端了过来，随即又去干其他的事了，陈毅见服务员的态度不好，心下有些生气，尤其在看到老农面前的阳春面，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只见老农的面条看起来清汤寡水的，零星的一点面条更是少的可怜，根本就不够吃，就更别说与自己碗里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毅气得当即将桌子一拍：“去把你们老板叫来！我就没见过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

服务员看到陈毅如此严厉的说辞，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陈毅的暴脾气实在是看不得老农这样被欺负，他严厉地盯着服务员等待着一个回应。服务员见情况难以处理，马上就找来了老板。

老板匆忙赶到后，连忙对陈毅赔不是。陈毅见饭店老板态度诚恳，他便缓和了态度，然后语重心长的说：

“你们这些做生意的，要时刻清楚一点，干部和百姓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他们只是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不同罢了。国家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任何一个行业的人的支持。一定要坚持顾客至上的准则，一视同仁，万不可区别对待啊。”

陈毅的话字字珠玑，让店里的老板和服务员都羞愧的低下了头。自此以后，陈毅多次派不同的人暗访这家店，来调查其整改情况。

这家店在陈毅走之后也谨遵嘱托，再也没有区别对待顾客情况的出现。

陈毅为了顺利接管上海市的工作，可谓是亲力亲为，在体察民情的过程中，多次发现问题，并及时提出了解决发展，为上海市的顺利跻身全国发展前列做出了积极贡献。

陈毅极力推进文化接管工作

1949年6月初，陈毅命令下属筹备上海文化名人座谈会，自己将会出席这次会议。

陈毅希望下属谨慎确定此次会议的人员名单，领域不要单一，他将在此次会议中同代表们共同商议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具体政策，让各行各业的文化人才能够安心工作，产出更多的优良作品。

接到陈毅的命令后，下属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第二天就拿出了100余人的初步名单。陈毅拿到这份名单后，挨个询问下属每个人员的情况，并查漏补缺，又填补了不少人。

此外，陈毅还找到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对这份名单进行进一步的商讨，最后经过增补，邀请名单增至162人。

陈毅拿着这份最终名单，语重心长的对下属说：“知识分子相较于其他阶层来说，他们更具个性，思维更加敏感，基于此，我们要对这份名单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探讨。”

陈毅认为，这次是他上任上海市市长以来第一次同上海文化界人士见面，这次的会议事关重大，要让他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安心为新中国工作。对此，他要考虑到很多层面的问题来确定这份名单，以政府的层面向外界传达团结的思想。

6月5日下午2时，首届上海市文化界名人座谈会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举行。这场会议有来自各界文化名人的参与，像巴金、梅兰芳等业内泰斗都出席了会议。

这次座谈会上，陈毅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演讲。他首先感谢了上海文教界对上海市文化发展的贡献。

他动情的说：“解放军在革命时期处在极为被动的局面时，就受到了上海文教界的鼓励，也正是他们的鼓励，给了解放军的将士们诸多勇气。对此，我代表党中央和解放军向各位致敬！”

言毕，他在会场举起手臂，向与会代表致以军礼，会场上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掌声。

陈毅同与会代表聊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自己算是知识分子出身，对诗歌和散文都有自己的见解。接着，他又聊到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自己走上革命道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因。

陈毅强调，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可谓是坎坷中有着转机，其间有贵人的相助，也有环境所迫。

他动情的对与会代表说：“诸位，未来我希望与你们一起走思想改造的道路。”

这次会议结束后，陈毅召集来参与此次会议筹备的工作人员。他认为共产党对文化界的接管，要重视“清”“改”两种措施，不要急功近利，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大事。

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首先要学会和他们交朋友，听听他们的心里话，要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共产党的发展需要这些敢于仗义执言的人。

这次座谈会的意义非凡，文化界的人士对陈毅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为后续工作的推进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上海市委、文化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文化界的接管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

比如在教育机构的接管上，上海市委接管大中专院校26个，涉及到各院校的教职工将近3000人，学生有8000余人。

接管中小学教育机构503个，牵涉到教职工500余人，学生17万人。

在新闻出版机构的接管上以及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接管相关单位58个，涉及的从业人员有2300余人。在文艺机构的接管上，共接管13个单位，其中包括员工不到200人。

在具体接管工作的推进中，负责的干部多次召开不同领域的座谈会，通过宣讲的形式让各界人士能够第一时间知晓中共的政策，给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而来稳定他们的内心。

此外，在上海解放之前，南下负责接管工作的干部和上海地下党紧密配合，使得工作推进的极为顺利。

从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到6月底，负责接管的干部顺利完成了500多个公立教育单位的接管工作，丝毫没有影响日常教学工作。

8月18日，戴伯韬和舒文分别担任上海市教育局正副局长。

新闻出版机构的接管则相对复杂，具体接管工作要思考多方面的问题。《新民晚报》曾与中共有过联系。对此，在上海解放后，该报刊能够正常出版，没有受到影响。

《文汇报》在上海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封禁，其在解放后的副刊经历了相对曲折的过程，负责这个领域接管的部门为他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

此外，上海市委也在紧锣密鼓的让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顺利出版。

在文艺机构的接管上，其主要的矛盾还是在对电影制片单位的管理上。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接管了早期在汪伪政权下的电影机构，利用其中的资源建起电影制片、制作、发行和放映单位。

按照中共的政策，这些机构都应该归为军事机关。

但是负责这个行业接管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机构里的人员里面大多都是些爱国人士，他们早在上海解放前夕，就和中共相关人员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派一些工作人员过来登记器材，并自己组织学习党的政策。

而对于中共创办的私营性质的昆仑电影厂和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文化影业公司，相关部门则是帮助其早日恢复正常运转。

在这段文化接管的过程中，陈毅始终都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对在文化接管中出现的问题，一一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正是陈毅的正确领导和下属们的努力，上海市在文化接管上平稳度过了破旧立新的这段时期，很好的团结了上海市的大部分知识分子。

这次文化接管政策的逐项落实，也稳定了上海市工商业从业者的内心，让他们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参与到上海市的建设中。

到了1949年9月，陈毅在逸园面对上千人做了汇报，他宣布历时三个月的文化接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巩固政权，稳定秩序

解放前的旧上海就是中国乃至亚洲范围内的大城市，是帝国主义列强攻破中国的突破口，更是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核心地带。

这里作为列强投资的中心，官僚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是反共势力较为聚集的城市。

因此，在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如何站稳脚跟，巩固和建立新的政权，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

对此，陈毅强调：“全世界都非常关心共产党接管后的上海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

决定上海发展好坏的关键，就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上海作为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主要阵地之一，他们在上海解放前夕，就有规模的组织“多层多线”的潜伏计划。准确等候合适的时机展开对新中国政权的破坏行动。

此外，国民党败退上海时，在上海又留下了一大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这让上海的敌情更加复杂。这些危险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政权非常仇视，多次组织各种破坏活动，动摇政权稳定。

他们在破坏生产，刺探军情，轰炸基建，给新中国的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对此，上海公安部门和军队密切配合，他们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剿运动。

自1949年6月开始，成功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精心布局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电台，并配合其他地区破获了8个潜伏电台，很好地震慑了残留在中国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机构。

不久后，国民党又从台湾、舟山等地派遣多名特务进入上海，进行具体的侵扰活动，制造动摇国家稳定的恐怖事件。

比如，1949年11月，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部门派遣刘全德等三名特务，携带电台和经费到达上海来策划刺杀陈毅市长的计划。

陈毅很快从情报部门收到了这份情报，他对下属说：

“这特务既然这么想来，你让他来就好了，只是来了就不要让他出去了，让相关部门随时做好准备对他们施行抓捕。”

此后陈毅依旧多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处理日常事务。

11月2日，刘全德带领下属秘密潜入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马上就开始了抓捕他们的计划，仅用时一周的时间就将刘全德和他的同伙缉拿归案。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自解放之日到1949年年底，市公安局共破获特务案多达400多起，抓捕敌特分子1500名，缴获电台109部，枪支200支，给以国民党为首的特务分子以极大的威慑力。

正如印度《实业报》对解放初期的上海评价一样：“在新人民政府接管下的上海，他逐渐在成为中国的骄傲。”

陈毅在担任上海市市长后，上海的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风气在逐渐变好，各行各业的发展也日趋健康，百姓也在安居乐业，享受生活带来的变化。

解放后的上海，再也不是那个曾经的“世界污水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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