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者口述（63）罗志宏：北上延安

1938年3月，朱婴创办的东山书院开学时，朱老派儿子允一来接我上学。

父母正因为我就读的长沙雅礼中学已迁往湘西沅陵，不愿我远行，听说朱老办学，我能和永禧哥（当时我这样称呼允一）在一起读书，非常乐意。

我到校后，朱老也像见到了亲生儿子一样高兴。东山书院的校舍是租用黄鹤岭黄志健家的一幢三间两进的瓦房，上堂屋做教室，50余人济济一堂，我们的宿舍和食堂设在偏屋里。

这里地处巴东、华容两县交界，不仅山峦重叠、环境优美，而且是中共活动的老区，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

此前，益阳人孙慕韩在这里办了一所私塾，只有十多个学生，朱老看中后，就与孙协商，双方同意合作办校，教师就只有朱老和孙两人，孙教语文、数学，朱老教政治、英语和军事。

我们上的政治课，主要讲“万里长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介绍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军事课则着重于军事训练。

每天早上，朱老便带着我们跑步，翻山越岭，锻炼身体，军事课有时也举行爬山比赛，附近的狮子山、天井山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我们的同学中，只有四个女同学，其中有朱老的女儿朱允丽、孙慕韩的女儿孙凤彩，她们也和我们一道坚持训练，从不落后。

课余时，朱老给我们讲“上海保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勇士和勇敢的谢团长”“井冈山的战斗”等。朱允丽则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八百壮士》《救亡进行曲》，这些悠扬雄壮的歌曲，冲破了黄鹤岭的沉寂，点燃了老根据地人民抗日的怒火。

春季，朱老带着我们帮助附近的农家插秧。他一身农民打扮，赤脚下田，秧插得整整齐齐，又快又好。朱老教导我们要爱祖国、爱劳动，实践“苦学力行”。

记得有一次，他抚摩着我的头，望着我被晒红的脸，笑着说：“洋学生由白变红了，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呀？”我也笑着回答：“您想撵我走呀，我偏不走，就和您在一起。”

其实，他老人家也知道，如此火热的生活，把我原先确实存在过的赴美幻想，早已冲得烟消云散了。

这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朱老着手规划学校更名和扩大规模的筹建工作，他一方面和外界人士联络，酝酿成立新的校董会，一方面积极募集资金，以便扩建校舍，添置教具，还要设法聘请教职员。

7月中旬，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各自回家度假，孙慕韩也回益阳去了，只有朱老仍然留校忙着筹建工作。

这时，学校董事韩梅村（华容东山人，国民党旅长），寄来大洋1500元，董必武也节衣缩食，也寄来大洋10元，其他董事和爱国人士都纷纷捐助，扩建工作粗具规模。

8月10日，朱老赴县城与教育局局长张耀环谈妥了备案事宜，东山书院改名为东山中学，扩校招生规模，20～27日，朱老在县城和东山校本部、孙慕韩在益阳，同时开始招生。

8月28日下午5点左右，由孙慕韩负责在益阳招来的师生队伍60多人，其先遣队到达我家。

我母亲忙着给他们烧茶做饭，父亲和我，从麻里河堤上挨家挨户借来10多张竹床、10多把躺椅，加上自己家里的木板门片，做好了食宿准备。

7点左右，队伍到齐，其中有益阳籍老师刘熙安（武大毕业）夫妇，他们是来教数、理、化的，还有一个姓李的女生管理员（师范毕业），他们都只有30来岁。

晚饭后，同学们到麻里旧港子洗完澡，就聚集在乐场上乘凉，在皎洁的月光下，同学们自由地歌唱，亲切地叙谈，欢歌笑语，乐极一时。

29日，吃完早饭，我父亲雇了六匹马，四匹让老师们骑，两匹专驮行李，同学们都是步行前往。

我目送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东山进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留恋。第二天，我和刘泉源便迫不及待地纵马向黄鹤岭飞奔而去。

走到校门前一看，真是大变样了：校门口挂着“东山中学”的校牌，门顶上挂着一块朱老亲笔题写的“苦学力行”四个大字的横匾。

看着我们来了，允丽姐连蹦带跳地迎了出来，告诉我们：学校里做了200张新课桌，全校设了五个班（两个初一、两个初二、一个初三），已经有学生200多人了，女生也增至17人，有岳阳崇信女中来的白定玠、严智娴，她们都很洋气，其余不少是益阳来的。

我一面听她介绍，一面看着学校的兴旺景象，心里激动极了。这时，朱老穿一套白竹布短装，过来拉着我的手，要我赶快放下行李去休息，可我哪里顾得上休息，把行李一放，就跟着朱老跑上跑下地忙开了。

9月1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全校200多名同学齐集在操坪里，朱老和老师们都坐在主席台上。

典礼开始，朱老宣布，东山中学已向政府备案，正式成立，东山中学校董会正式成立，接着朱老宣布校董会董事和教职员名单：

董事长———董必武；董事———谢觉哉、翦伯赞、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钱俊瑞、黄松龄、刘乃祺、季守文、韩梅村、廖凤声、包泽英、蒋子辉等。

教职员有：校长朱婴（教政治、军事、英语），训育主任韩劲风（四川人，共产党员，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来教英语），教务主任孙慕韩（益阳人，教语文、数学、史地），事务主任蒋子辉，事务员孙可一（孙慕韩的儿子），主任军事教官朱维泗（益阳人，共产党员，苏联留学生，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派来，原来任八路军某部副团长），军事教官刘干城（华容东山人）。

教员还有王步周（四川人，法国留学生，教英语、数学）、刘熙安夫妇（益阳人，教数、理、化和语文）、熊正阳（华容人，教语文），

女生管理员是李爱莲（益阳人），职员吴应刚（四川人，负责办公室刻写和收发工作）。

朱老在讲话中，着重讲述了他制定的“苦学力行”的校训。他说：“苦学”就是主张在斗争中求知识，“力行”就是注重实践，概括起来，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他要求同学们刻苦学好本领，挽救祖国于危亡。接着，训育主任韩劲风讲话，他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

他们的讲话拨动着同学们的心弦，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一学期，虽然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课程，但是，学校仍然十分注重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军训方面，刘干城老师负责操场教练，教典范令，从徒手操到班排战斗；朱维泗老师教游击战，时常搞夜间演习，熟悉地形地势。

同学们最爱搞演习，个个精神抖擞，因为演习可以使人增长勇气和智慧。每当演习结束后，大家都高兴地唱着《游击兵团战歌》：“白天是我们的世界，黑夜里也在冲锋……”一身的疲劳便全消失了。

学校还设有图书馆，有各种进步书籍，以生活书店出版的书为最多，也有武汉的《新华日报》《群众》，延安的《解放》，以及《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还有从延安寄来的抗大、鲁艺、陕公的学习生活通讯。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阅读报纸，学习时事，定期出墙报，出诗刊，自由讨论思想问题，讨论对时局的看法，经常利用课余或星期天组织学生，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由于延安通讯的启发和鼓舞，同学们都感到祖国是北方亮、南方暗，每个人都向往革命，向往延安。

在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中，有两次规模较大，令我永远铭刻于心。一次是九一八纪念日，一次是辛亥革命纪念日。

九一八纪念日这天，学校经过挑选，组成了50余人的宣传队，在附近村子里做宣传，讲日本鬼子在东北沦陷区奸淫烧杀我同胞的残暴罪行，教群众唱《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以激发群众对日寇的仇恨，坚定群众以抗日为己任的决心。

为了迎接辛亥革命纪念日，我们很早就编了几个短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山海关》《松花江》，朱允丽、白定玠、严智娴等人都是积极分子，尤其是白定玠，落落大方，感情充沛，姿态优美，是个天才的演员。

学生排练的短剧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0月9日，我们这支50多人的宣传队在朱老的率领下，冒雨赶到了长江之滨的塔市镇。10月10日，雨霁天晴，白天，我们在街头的茶楼酒店做抗日宣传，教唱救亡歌曲；

晚上，在万家槽坊的大厅里用木板搭了一个舞台，点上两盏气灯，演出我们排练的剧目，200多名观众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黄鹤岭上红旗飘，抗日怒火遍地烧，老苏区处处热火朝天，群众也深受影响，这可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

于是，谣言四起，特别是武汉、岳阳失守以后，更是猖獗一时。说什么“东山中学拿了八路军的津贴，是陕北公学分校，挂马克思、列宁像，有武器，有无线电台”。

接着，县长王强毅就曾带领十多个特务进入学校，警察局长徐尚达更是经常来侦查，并指示暗藏的“C.C系”特务学生对进步学生进行恫吓。

这下子，学校处境愈来愈险恶，加之学校职员中有的过于幼稚软弱，有的闹宗派，有的贪污自私、不顾大局，如孙慕韩在危难之际趁火打劫，将公款悉数卷逃，经费告竭，师生们的吃饭问题也无法解决。

1938年11月1日，朱老毅然决定：解散学校，同时，将一部分爱国学生组成“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

从东山书院到东山中学，虽然只有短短七个月的时间，但在我的思想上，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东山中学宣布停办的当天，“湖南华容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成立了。

那天，朱老召集我们（当时有朱允一、朱永卓、朱允丽、吴应刚和我）开会，在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后，提出了组成旅行团的计划。

旅行团的宗旨就是宣传抗日，奔赴延安，学好本领，参加抗战，然后，我们就各自分头准备。

1938年11月12日，我们应召来到护城朱家台朱老家，又吸收了何贤标、田良远、刘守华、蔡仲和四人，加上刚好赶到的刘天锡、王步周，全团有12人了。在这里，我们整理了行装，制作了团旗，备好了油印机等宣传工具。

14日，我们每人佩着“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的标志，肩挑行李，从护城出发，到达扇子拐渡口对河的保合垸，住在朱老的亲戚家。

当天晚上，中共南华工委书记、南县工余晚报社的负责人曾惇来了，给我们讲了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但是，祖国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要我们走出课堂、走上战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

第二天，我们讨论了去延安应有的思想准备，大家一致认识到，要步行3000里，经过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四个省，肩挑行李，脚穿草鞋，翻越秦岭，踏遍八百里秦川，还有沿途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不是光凭一腔热情就能办到的，而是必须准备吃大苦、受大难，有置生死存亡于不顾的精神，才能胜利到达目的地。

在丰家住了三天，丰家的儿子丰清典、亲戚马昌樵被我们感动了，也要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因此，队伍又扩充到了14人。

17日，我们从扇子拐出发，每人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因为除了衣物，还分带宣传品与学习资料。

刘守华负责挑油印机，担子最重，100来斤。每人都准备了一根好扁担，其实，后来在路上又不知换了多少根。

在吴应刚的扁担头上，还用墨笔写上了“苦力”两字，用“苦学、力行”来勉励自己。

我们途经鲇鱼须到达梅田湖时，一位住在这儿的女同学严智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参加了我们的街头宣传。

梅田湖还有一位同学叫陈午嵩，家里只有母子两人，生活比较困难，他耐心说服母亲后，也申请参加旅行团，可是，他已订婚，准备第二年结婚，岳父家住在扇子拐。

他要求我们等两天，他好去岳父家说明自己因远出求学，要求解除婚约。然而，他岳父认为，等你三年两载不要紧，废除婚约不行。

陈午嵩怕因他有婚约包袱我们不让他参加，就撒谎说“已经说好，没有顾虑了”（其实，第三年女方就提出，男方去向不明，自动改嫁了）。

吸收了陈午嵩，我们已是15人的队伍了，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在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爱国人士的掩护与支持下，我们在梅田湖宣传演出了三天，就向湖北石首藕池口进发。

到藕池后，我们即在街头宣传，有小演唱、对口曲等，人群集中时，就教群众唱救亡歌曲———《松花江上》，在茶肆酒楼向群众讲演，阐述为什么要抗日、赶走日本鬼子的道理。

有一次，我在向群众讲演时说：“东北的同胞们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受尽蹂躏，凄惨之状，目不忍睹。”

回到驻地后，朱老提醒我说：“你讲的话不大众化，向群众宣传说什么‘蹂躏’，就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抢，不抗日就保不住你的妻子、儿女，保不住你的房屋田地。这样的语言才是群众的语言。”朱老的教导，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藕池宣传了两天，就经堵湖堤直接来到沙市。这时，听说华容的地主武装正在县属四境追捕我们，我们一放下担子，我们就在沙市街头齐唱《歌八百壮士》。

不料，响亮的救亡歌声惊动了一位姓朱的警察局长（湖北界首人）。他主动介绍我们住旅社，并拜访我们的领队朱老。

在谈话中，他问朱老：“你是哪一派？”朱老正色回答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之下，举国一致抗日，是不分内外、不分党派的。”

那个警察局长奸笑说：“因为我们同宗，我是问你族谱上的派别。”朱老见这个不速之客言行诡诈，深觉沙市复杂，不可久留，第二天天刚亮，就率领我们离开沙市，进驻荆州。

当时，荆州因敌机空袭频繁，白天是一座空城，商民们晚上才回来营业。我们在警报声中，白天写抗日标语，晚上在茶肆酒楼或街头做宣传。

古老的荆州城墙上出现了“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坚持抗战到底！”“向英勇牺牲的抗日壮士致敬！”的大幅标语，使沉睡的古城也为之一振。这里的爱国人士、群众团体也都纷纷给我们送钱送米，捐助经费。

在荆州宣传了一周后，我们又向荆门进发，在荆门宣传了两天，又奔向襄樊。

襄樊是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驻地，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在这里，我们住在城内一所中学里。

一天，朱老正在起草《告襄樊同胞书》，呼吁抗日，吴应刚正在刻写传单，我们都在拟写宣讲材料，忽然敌机临头，低飞齐屋，机枪嗒嗒地扫射，弹片四溅。

我们住的这所学校，墙被炸倒，玻璃全部震破。但同学们照常工作，处之泰然。敌机过后，陈午嵩、朱永卓两人在操坪里还捡到两个炸弹尾巴。

朱永卓说：“这是敌人屠杀我同胞的铁证，我们要把这钢磨成刀，和敌人血刃相见，为同胞复仇！”

这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派人和朱婴联系，想留我们在第五战区搞宣传。

朱老再三解释：这些青年是到大后方西安去投考学校的，是一支基于爱国热情的义务宣传队。第五战区的部分爱国军官也被我们的抗日救亡精神所感动，非常支持我们。

适逢李宗仁的第87师开赴陕西商县，他们建议我们和他们并肩前进。这样，我们就一同经光化县老河口，入河南邓县、内乡、西峡，越秦岭入陕西，走商南、龙驹进入商县。

翻越秦岭，到达蓝田时，我们知道，已进入胡宗南的统治地区，离西安不远了，于是，大家加倍提高警惕。

西安城对于我们而言，人生地疏，又有胡宗南的军警特务往来如梭。我们在南关，刚放下担子，就来了几个战士，满口湖南腔，他们似乎很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一所学校，要我们住下来。

谁知一住进去，就发觉这房子前面虽是空着的，后面却设立着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他们表面上欢迎我们，并派一个科长与朱老接洽，要我们留在他们的政治部，成为他们的政工队，分别给少尉、中尉军衔。

朱老当即向他们解释：这些都是失学青年，是来西安投考学校的。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朱老于次日清晨，就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可是，在反动派警备森严、特务林立、人地生疏的西安，不知办事处的地址，向何处寻找？

这时，朱老急中生智，先找驻西安的国民党第17军军长刘乃祺（他是东山中学董事、朱老的好友），打听到他住在崇廉路28号国民党高桂滋的公馆。找到他后，朱老才知道，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在集贤庄。

这天下午，我们就悄悄地转移了，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我们被安排在汽车队住下来。

第二天，办事处负责同志江浩代表党和八路军总部、代表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欢迎我们，祝贺我们胜利到达西安。

晚上，他宣布：朱老由办事处派汽车送往延安总部，朱允一、朱永卓、朱允丽、吴应刚、刘守华、田良远、何贤标、陈午嵩、罗志宏、蔡仲和、马昌樵、丰清典、刘天锡13人（王步周在襄樊离开了队伍，没有到达）送至三原县安吴堡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举办的青年训练班。

次日清晨，万里无云，火红的太阳照耀着我们，办事处备了马车，每个人都兴高采烈、满腔热情地步入征途，开始新的生活。

青训班主任是冯文彬同志，在这里学习一月后，我和田良远、陈午嵩、何贤标四人由青训班保送去延安抗大。

1939年2月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司令部见到了朱婴同志，朱老拿出毛主席用铅笔写的亲笔信给我们看，大意是：祝贺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

毛主席的信，使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无比的温暖。我们一行15人，历时50余日，行程3000余里，穿越4省、150余个城镇的长途跋涉，一路进行抗日宣传，今天终于来到了党中央的身边，来到毛主席的身边，终于胜利到达了目的地！